一，秦
（一）．秦统一封建国家的建立
1,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
（1）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奴隶社会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时期，土地私有和土地买卖现象已在各地出现，一些诸侯国也承认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统一六国后，于公元216年即“令黔首自实田”，也即命令土地私有者向政府如实呈报所占土地的数额，政府再根据呈报的数额，征收田赋。这就意味着土地私有制已被政府依法承认和保护，并向全国推广。这样，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经济基础的土地私有制就在全国确立并合法化了。
（2）至高无上的皇权制度。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认为自己德高三皇，功过五帝，王的称号已不能显示其至高无上的权势了，故将古代传说中最尊贵的三皇五帝的称谓合二为一的皇帝作为自己的称号，曰始皇帝，并决定世袭下传为二世、三世，以至传至无穷。还规定皇帝自称为“朕”，“令”曰“诏”，“印”曰“玺”。这些规定表明皇帝在封建国家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皇帝之下设三公九卿：三公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是皇帝的助手，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太尉协助皇帝掌管全国军队；御史大夫掌图籍奏章，监察百官，辅助丞相处理事务。三公间相互制约，便于皇帝集权。九卿为奉常，掌管宗庙礼仪；郎中令，掌管宫廷警卫；太仆，管理宫廷车马；卫尉，皇宫保卫；典客，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及外交；廷尉，负责司法；治粟内史，掌管全国财政税收；宗政，管理皇族、亲族内部事务；少府，掌管全国山河湖海税收和手工业制造，以供皇帝所需。三公九卿制度，为建立专制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开了先例，对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专制集权统治都有深远影响。
在地方推行郡县制。即将全国分为36郡（京畿不设郡），郡设郡守，为郡之最高长官。郡守之下设都尉、监御史，分别掌管该郡的军事和监察。郡下设县，县设县令或县长。县之下分若干乡，乡之下设亭、里等。郡县制构成了一套严密的地方机构，和三公九卿制一样，强化了统一封建国家的中央集权统治，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仿效和承袭。
（3）军队和法律。军队和法律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不可忽缺的工具。秦王朝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因此，随着秦王朝的建立，也就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在中央有常备军，由皇帝直接委派大将统帅戍守边疆、驻守京师和其它要塞；地方有地方武装，由地方郡尉掌管。中央军和地方军的总和约100万以上。在当时来说，就是一支庞大的军队了。
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镇压农民的反抗，秦王朝制定了比较完整法典——《秦律》。《秦律》早已遗失，史书只有零星记载。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简记载了《秦律》内容。从秦简中可看出秦法之野蛮、苛刻，仅刑法的内容就有10多种，如流放、剃发、面部刺字、割鼻子、断足、砍左脚、男子阉割，女子幽闭、分裂尸体、弃市等。而这些罪名基本上都是为了维护封建土地的私有制和保证封建国家的赋税徭役而定的。
2，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形成
（1）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和修建交通网。秦统一六国前，诸侯国各自为政，各有自己的文字、货币和度量标准，这对统一后的秦行令、收赋税、流通都不便。因此秦统一后，对文字、货币、度量衡的统一已为当务之急。首先是令丞相李斯等整理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制定出小篆作为标准文字，通用公文行令，后来又根据民间流行的字体，整理出更为简便的新书体——隶书，作为日常用字推广全国使用。经过这次文字整理，字体结构得到简化和定型，不仅对秦，对后世政令的推行，文化的传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其次是统一货币，规定：货币分二等，以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圆形方空的铜钱为下钱，以半两为单位，这就便利了各地商品交流和经济发展。再次是统一度量衡，即将商鞅变法时指定的度量衡制推行全国，并专门颁发了诏书，将它刻在官定的度量衡器上，发到全国，作为标准器具。同时还定期对度量器具进行鉴定，以保证其准确和统一。度量衡的统一，不仅保证了封建王朝的赋税收入，也消除了割据势力的影响，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文化的交流。
秦统一六国后，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即下令拆毁原各国边境的城墙、关塞、堡垒等障碍物，于公元前220年修建了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驰道，主要干线有两条：一条向东直通燕齐，一条向南直达吴楚，这两条驰道宽50步，道两旁每隔三丈植青松一株；公元前212年又修了一条由咸阳向北延伸，经云阳、上都直达九原的“直道”，全长1800多里，同时在贵州、云南地区修“五尺道”；接着在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了攀越五岭的“新道”。同时规定，以上各干线的统一车轨为6尺。于是，一个以咸阳为中心，联系全国的交通网畅通无阻地建立起来了。
（2）“焚书坑儒”，加强思想统一。为了防止原丞相王绾、博士淳于越等人以古圣先贤之理论复辟分封制，秦始皇支持丞相李斯“焚书坑儒”的主张，即除《秦纪》、医药、仆筮、农书以及国家博士所藏《诗》、《书》、百家语外，凡私人所藏儒家经典、诸子和其它历史古籍，一律交官府销毁，逾期不交的，处以鲸刑并罚作城旦；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严禁私学。这就是《焚书》。《焚书》后不久，于公元前212年，一些方士和儒生对秦始皇进行诽谤，于是秦始皇又以“为妖言以乱黔首”之罪名，坑杀儒生460人，这就是《坑儒》。为了以统一的思想维护统一的封建制国家，秦始皇采取《焚书坑儒》的野蛮、愚蠢和残暴的手段，不但起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毁灭了许多文化典籍，成了破坏人类文化的千古罪人。
（3）北征匈奴，南征五越。匈奴是居住在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之一，长期在蒙古高原上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活动于南阴达山，北至贝加尔湖之间。战国后期，匈奴已进入奴隶社会，奴隶主贵族以骑兵的优势，经常深入中原，对内地各族人民进行袭扰和掠夺。秦统一六国后，为了解除匈奴的威胁，于公元前218年，派大将蒙恬率军30万北征匈奴。经过3年战斗，于公元前215年即收复了河套南北的广大地区，并在这一地区重设九原郡，下辖34个县。为了巩固在这一地区的统治，秦王朝又于公元前211年迁徙3万户居民到北河、榆中，垦田生产。这一举措不仅有力地抵制了匈奴奴隶主贵族的抢掠，也大大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开发。为了防范匈奴的入侵，又于公元前213年，修筑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即在秦、赵、燕三国原有的长城连接起来的基础上，修筑了西起临洮（甘肃岷县），东至辽东碣石的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工程浩大，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之一，是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的象征。但其建筑所需的人力物力超过了当时社会所能承受的力度，因此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在我国南部和东南部，即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是越族人民居住之地，因此这些地区又称“五越”。秦始皇灭楚的同时，降服了浙江一带的越族，建置会稽郡，接着又征服了温州一带和福建的越族，置闽中郡。同时令尉屠睢率军50万，五路南下征战两广和西瓯的越族。经过7年的征战，终于公元前214年征服了南方越族，建置了南海、桂林、象三郡，次年又迁徙50万人戍守五岭，与越族杂居，加速了民族融合和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经过北征匈奴，南征五越，秦的疆域“东至海，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在这广阔的区域里，居住着在统一国家政权下的各族人民，从而构成了多民族的统一的封建国家。这个国家的建立开启了我国以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因此对我国历史的影响是深远的。同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秦人”同以后的“汉人”、“唐人”一样，成为世界各国对中国人民的代称。秦王朝的创始人秦始皇，因其不顾民生，实施暴政而使秦王朝成为短命王朝，他也成为千古罪人。但他能顺应历史潮流，完成了统一事业，建立了影响中外数千年历史的中央封建集权制国家。从这一点讲，其功劳是巨大的，不愧是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
（二）秦末农民大起义及秦的灭亡
1，不顾民生，实施暴政。秦统一六国后，拥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资源，同时建立了和当时生产力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郡县制，这足以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秦王朝。可结果秦王朝却虽传承三代，也仅维持了15年的统治，成为中国历史上统一王朝中最短命的封建王朝。其根本原因在于施政之失误。
首先是实施了泯灭人性，不顾民生的举措。这些举措不仅表现在“焚书坑儒”方面，还表现在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将其后宫无子女的宫女都去陪葬，为防止始皇墓被盗，连造墓的工匠也封堵于冢外的隧道而完全被憋死；因兼并战争而疲惫不堪的广大人民群众还来不及休整和恢复的情况下，就派70万人修建阿房宫和地宫、派30万人北击匈奴、派50万人南征五越，再加上修驰道、直道和长城的人，全国服劳役、兵役的人数约200多万，超过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0%，这些举措中，有的虽对巩固国防，打造中华帝国的框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却泯灭人性、不顾民生，超出了当时人民群众所能承受的范围。物极必反，正式人民群众在无法承受的血泊中起义造反。。
其次是居功自傲，专事享受。秦始皇总觉得自己功高无比，尽情享受是自己无用质疑的权力。因此亲政后就仪仗宏大，美女如云地多次四处巡游。每到一地则建行宫、刻石树碑，以彰显功德，威震四方。秦始皇在位期间于关内、关外分别兴建宫殿300多座和400多座，特别在渭水南岸兴建了规模宏大的阿房宫，项羽攻占咸阳后，火烧（阿房宫）三月不熄。秦始皇刚即位不久，就模仿生前的享受，在骊山营造其将来死后的地宫。地宫除有和地上一样的宫殿、百官位次外，还充满了各种珍奇宝物，有各种机关弓箭，以防被盗；有水银装点的江河湖海；冢顶刻有天文，地面划分区域地理；有点燃人鱼蜡烛的火光，照得地宫长久通亮的景观。更荒唐的是，秦始皇妄想长生不老，万世享受。为此而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四处给其寻找长生不老的仙药。然而，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特别是其纵欲享受更打破了其长生不老的美梦。居功自傲，专事享受，不仅耗损其身躯，更使大权旁落于赵高手里。秦始皇死后，在赵高的威逼唆使下，皇权又落在了赵高所能控制的秦二世胡亥手里。胡亥更是荒淫堕落，不问政事，大权完全旁落于赵高手里，这样则把秦王朝陷于更加危急的深渊。
再次，严刑苛政，滥杀无辜。秦始皇天性刚强暴戾，善用酷吏杀戮来建立其威严。秦王朝的法，其实就是皇帝的旨意，只能照办，不能怀疑，更不能违抗，否则严惩或处死，如坑埋460个儒士中，有的是持不同政见者，有的是无任何言行，仅儒士身份而被无辜坑埋，始皇长子扶苏劝谏，也遭严惩，被贬戍边。此类情况，秦二世胡亥表现的更加典型，他为了震慑大臣和诸公子，强加罪名逮捕他视之不顺眼的近侍之臣、中郎、外郎和散郎，无辜杀害无意和他争权的九个公子。严刑苛政更体现在广大民众的各种服役中，导致秦王朝灭亡的陈胜、吴广起义就是被严刑苛政逼出来的。
2，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因其不顾民生，实施暴政，故其死前社会矛盾已空前激化。秦二世胡亥即在这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的情况下继位。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秦二世下令征调淮河流域一带的农民900余人前往渔阳（北京密云）戍守，其中有陈胜、吴广，并指定他们为屯长。这900多人在秦尉的监督下，行至安徽宿县大泽乡，逢大雨且道路泥泞，无法按期到达渔阳。按秦律要处斩。在这必死无二的情况下，陈胜、吴广率军起义，揭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大泽乡起义的星火，迅速形成燎原之势，并很快攻下了秦的交通要道——陈县（河南淮阳），同时义军已发展到数万人。在众将士的拥戴下，陈胜在陈县自立为王，国号“张楚”，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政权。之后，在“伐无道、诛暴秦”口号的鼓舞下，呈现了全国农民起义抗秦斗争的高潮，其中项梁、项羽起义于吴县（江苏苏州市），刘邦起义于江苏沛县。在“张楚”政权的指挥下，以陈县为中心的农民起义军分3路向秦王朝的老巢——咸阳进军。各路大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横扫中原广大地区。特别是周文所率大军跃过函谷关，直插关中，距咸阳只有几十里的戏（陕西临潼县东），直接威胁和震撼着咸阳。在起义军的威胁下，秦二世惊恐万状，立即释放并武装骊山刑徒和奴产子，组成30万大军，由章邯指挥。反扑起义军。同时又从北方调回防御匈奴的王离军为援军。在章邯军的反扑下，孤军深入且后援不继的周文义军连续失利而退出关中，转入河南，屯军曹阳（灵宝县东），渑池一役，战斗失败，周文自杀，该路主力也被击溃。接着章邯军向荥阳反扑。这是正是吴广在荥阳城下与秦军相持不下之际，吴广部下又假借陈胜之命擅杀吴广而导致了义军内部混乱，致使章邯军反扑轻易取胜。于是吴广主力也丧失殆尽。章邯连破周文、吴广两支主力义军后，于公元前209年12月，乘势向义军中心的陈县进军，同时防御匈奴的王离军也至陈县，并配合章邯进攻陈县，面对敌人的疯狂反扑，陈胜虽亲自率军抵抗，但已寡不敌众。于是放弃陈县，转战东南。当转战到安徽亳县东南时，陈胜却被其车夫庄贾杀害，义军失去了领袖而倍受重创。之后，陈胜部将吕臣率领以奴隶为主力的苍头军，继续抗秦战斗，并一度收复了陈县。接着又与英布汇合，在河南新蔡大败秦军。最后与项梁联合，继续反秦斗争。
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战争，虽然前后只有六个月时间，但却沉重打击了秦王朝的腐朽统治，其“伐无道、诛秦暴”的口号和“削木为兵，揭竿为旗”英雄气慨，鼓舞着千百万抗秦英雄的斗争，为最后彻底推翻暴政秦王朝奠定了基础。
3项羽、刘邦继续领导反秦的农民战争和秦王朝的灭亡。陈胜、吴广牺牲后，反秦斗争暂受挫折，但项羽、刘邦领导的农民战争又掀起了反秦斗争的高潮。项梁、项羽系楚国旧贵族，封于项（河南项城），故以项为氏。项梁因犯罪，带着侄子项羽逃至吴县（江苏苏州）。公元前209年9月，得知陈胜、吴广起义的消息后，项梁、项羽杀死会稽郡守，得精兵8千，响应起义，并渡江而西。公元前208年2月，项军渡江后，陈英、英布等领导的义军前来会合，并归附项军。于是项军很快扩大到六七万人，扎营下邳（江苏宿迁）。不久，吕臣、刘邦领导的义军也前来会合。项氏义军大会合时，项氏叔侄遥尊陈胜为领袖。之后，得知陈胜牺牲后，项氏叔侄就召集各路大军齐集于薛（山东藤县），立于民间牧羊的前楚怀王的孙子心为王，仍号楚怀王，都盱眙（江苏盱眙县），项梁自号武信君，陈英为上柱国。
盱眙根据地建立后，项军曾于山东东阿迎头痛击秦军，并占领辽城阳（河南范县），又于河南杞县大破秦军。于公元前208年9月，于定陶和章邯军的遭遇战中，项梁牺牲。之后项军各路集结于彭城，楚怀王也自盱眙迁至彭城，等待时机继续战斗。
章邯破项梁军后，即渡河向张耳、陈余的赵军（义军）进攻。在章邯的进攻下，张耳、陈余退至鹿城（河北平乡），同时拥立赵国旧贵族赵歇为王。城内粮少兵单，危在旦夕，就派使者向楚怀王求援。于是，彭城义军首领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兵分两路：一路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主力北上救赵；一路由刘邦率军西进，直攻关中。会议还决定：两路大军谁先进关中，则立谁为关中王。
救赵大军至安阳（山东曹县），宋义畏敌如虎，裹足不前，贻误军机。项羽痛斥宋义：“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并在盛怒之下，杀了宋义。楚怀王封项羽为上将军，统帅救赵大军。公元前208年，项羽以破釜沉舟的英雄气慨，亲率救赵大军渡漳河，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在这种一直为后人传诵的英雄气慨的鼓舞下，义军勇渡漳河，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奔巨鹿，包围了秦军，“无不以一当十”，“呼声动天”，大败了秦军，击垮了秦军的主力部队，扭转了整个战争的形势，奠定了反秦斗争胜利的基础。巨鹿战争胜利后，项羽成为反秦农民斗争的英雄和叱咤风云的领袖。秦军章邯则节节败退，不敢与义军交锋。项羽又乘胜追击，最后于汙水（河北临漳县）又大败章邯军。在项羽义军的沉重打击下，在秦二世问责的压力下，章邯不得不于207年7月投降项羽，至此秦的灭亡已成定局。
刘邦率领的另一支义军，在宋义、项羽北上救赵的同时，于公元前208年秋，向秦王朝的老巢——咸阳进军。他一路上收编了陈胜、项梁的散卒和各地的反秦力量，不断扩大自己的队伍。公元前207年2月，刘邦率军不断西进，路过高阳，采纳守城门吏丽食其之策，攻克了陈留，获取了大量的粮食，为西进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同时丽食其之弟丽商也率4千人的队伍归附了刘邦，于是刘邦队伍进一步扩大。3月，刘邦率军继续西进，于河南滑县、中牟和南阳等地大破秦军。接着义军一路势如破竹，长驱直入武关，插入秦之心脏。刘邦义军的节节胜利，加速了秦王朝内部的矛盾。由于大权旁落于赵高，赵高又恐秦二世追究军事失利之责，故阴谋杀害了秦二世，立二世之兄子婴为秦王（去帝号），子婴又杀了赵高。乘秦王朝内乱之机，刘邦用张良计，大破秦军设置的最后要塞——峣关（陕西蓝田东南），接着于公元前207年10月，进军至灞上。刚刚当了46天秦王的子婴，即以绳系颈，乘素车白马，手捧玉玺符节，于咸阳道旁向义军投降，随之，秦王朝也就宣告灭亡了。秦王朝从建立到灭亡仅15年的时间，是中国历史上统一封建王朝中最短命的封建王朝。
二，西汉
（一），西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1，楚汉战争和西汉封建专制主义王朝的建立。
（1）刘邦的《约法三章》和项羽的暴虐分封。刘邦入咸阳后，采纳樊哙、张良之计，退居灞上，封闭秦王朝的珍宝府库，和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废除秦苛法；保留所有官吏及行政机构。《约法三章》是刘邦重建封建法制的开始，是保护地主阶级生命财产的政治宣言。同时，也稳定了社会秩序。因此得到了关中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刘邦的丞督师萧何，又控制了秦王朝的档案、律令、户籍等资料，因而掌握了秦的山川形势、关隘要塞及土地人口等情况，为支援统一战争及建设封建国家准备了条件
项羽通过巨鹿战役消灭秦的主力军后，即率军冲破函谷关，进驻鸿门（陕西临潼），准备与刘备决战。项羽拥兵40万，号称100万；刘邦拥兵10万，号称20万，自知寡不敌众，于是采纳了张良之计，亲赴项羽设的鸿门宴卑辞言好。在宴会上，谋士范增几次示意项羽杀掉刘邦，但项羽犹豫不决。在樊哙的保护下，刘邦乘机逃跑。之后，项羽率军入咸阳，杀秦王子婴，火烧秦宫室，守财宝、掠妇女，号令分封天下。并尊楚怀王为义帝，都于郴（湖南郴县）。接着又杀了义帝，自立为西楚霸王，都彭城（江苏徐州）。封刘邦为汉王，居巴蜀汉中。又三分关中和封亲信以及旧贵族为王。
（2）楚汉战争。项羽凭借自己的实力，违背了彭城关于“谁先入关，则封谁为关中王”之约，而擅自封王，这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特别是那些握有重兵而未被封王或虽封为王而未据要地的人们的不满，如田荣、刘邦等。因此，分封不久，田荣就在齐地起兵反抗项羽，接着，刘邦进入关中，于是拉开了近4年楚汉战争的序幕。
公元前206年（汉元年）5月，田荣于齐起兵赶走了被项羽封为齐王的田都，追杀胶东王田市，又杀死济北王田安，自立为齐王。同时夺回梁地。接着与未得到项羽封地的陈余联合，打败了被项羽封为常山王的张耳，控制了河北一带原赵王歇的领地。在此情况下，项羽急忙发兵至齐攻打田荣。于公元前205年（汉2年）冬，项羽于城阳大败田荣，田荣逃跑，被人民处死。田荣弟弟田横又搜集散兵数万，与项羽争战，相持不下。此时刘邦乘机以韩信为大将，自汉中攻入关中，大破章邯军，占领咸阳；又派兵向西北攻占陇西（甘肃临洮）、北地（甘肃宁县）、上郡（陕西榆林），迅即消灭了为人们所愤恨的三秦王。接着，挥师东下，出武关。同时刘邦又亲率大军攻打项羽都城——彭城。正在齐地作战并相持不下的项羽，获此信息，立即帅精兵3万回师迎击。刘邦溃败，伤亡惨重，以致“睢水为之不流”，刘邦也险些成了俘虏，其父和妻吕雉被俘，留作项羽的人质。刘邦虽然正面作战节节失利，但其部将韩信在北方包抄项羽后路，却节节胜利。同时，萧何又从关中征发兵丁，补充军队，使汉军兵员充足。公元203年（汉4年），楚汉在成皋一战，互有胜负，双方处于相持阶段。此时韩信南下攻占齐地，彭越又为汉守魏地，并出兵断送楚之粮道，项羽腹背受敌，形势对其极为不利，而退兵广武（河南荥阳），想与刘邦决一死战，但刘邦却按兵不动。项羽后援不足，不敢与刘邦作持久战，便与刘邦讲和，约定中分天下，划鸿沟为界，东为楚，西为汉，楚放回所俘的刘邦之父及其妻吕雉。约定之后，项羽罢兵东归。之后，张良、陈平力劝刘邦乘势灭楚。刘邦采纳张良、陈平之计，封韩信为齐王，封彭越为梁王，并汇聚大军40万，全力围聚项羽。项羽连战失利，退至垓下（安徽固镇界），最后在四面楚歌声中，于乌江（安徽和县）自刎，至此楚汉战争结束。公元前202年2月，刘邦于定陶附近的汜水称帝，为汉高祖。5月迁都长安，正式建立起了统一的西汉封建专制主义王朝。
楚汉战争以军事实力较弱的刘邦获胜，有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从主观原因看，首先是刘邦和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得民心，故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慰劳刘邦军队，并“唯恐沛公不为秦王”；而项羽入关中则烧杀劫掠，不得人心，特别是他逆历史潮流而动，搞分封制，且分封不公，导致内部矛盾，后院起火。其次是刘邦以正确的战略策略，与项羽斗智不斗勇，如分化瓦解项羽部下，为我所用，包抄项羽后路，切断项羽粮道等。从而壮大自己，削弱敌人。再次是，刘邦善于用人，能把各种反楚力量联合起来，形成牢固的统一战线，致使守有贤相，谋有良臣，战有猛将。而项羽则自以为“力拔山兮气盖世”，却缺乏远见，刚愎自用，嫉贤妒能，致使许多有才能的人，如陈平、韩信、英布都离楚归汉，甚至连他唯一的谋臣范增也被逼走。于是贤相不附，将帅离心。再加其暴虐好杀，致使众叛亲离，最后成了四面楚歌的孤家寡人。从客观原因看，刘邦有比较稳固关中做后盾，粮饷兵员比较充裕，可以专意东进而无后顾之忧；而项羽，虽地盘大，但十余个分封王国，矛盾重重，貌合神离，明争暗斗。致使项羽孤军远征，军粮消耗无法补充。这就给刘邦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创造了条件。
2，西汉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措施。
（1）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和连年战争，致使汉初到处是一片荒凉的景象。经济凋敝，人口大量逃亡，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民生困苦，国库空虚，“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汉初实施了一系列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的措施。首先是实施军队官兵复员为民，即根据官兵功劳大小，爵位高低，给予数量不等的土地，便于他们从事农业生产，恢复社会经济，同时还规定，复员官兵留在关中者，可免除12年劳役，回归原籍者，免除6年劳役。这样就可使爵高位显者变成大地主，一般士兵也可变成自耕农，便于发展封建经济；其次是赐军吏、卒以爵位，即军吏、卒在大夫以下或无爵者，皆赐爵为大夫（第5级爵），位在大夫以上7大夫以下者，晋爵一级，并免除全家赋役，7大夫或7大夫以上者，分给食邑，为高爵，位与县令、丞相等。这样就从政治上、经济上扶持一批地主阶级的产生。再次是招抚流亡者，即令战争期间流亡山泽的人们，各归原籍，“复故爵田宅”。这样就使许多因战争而失去土地和爵位的地主和自耕农，重新获得土地和爵位，对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发展生产，具有积极作用。最后是释放奴婢，诏令规定：因饥饿而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平民）”。这些措施进一步促使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两大阶级的形成，为封建王朝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2）加强国家机器建设。首先是政治制度建设，基本上沿袭了秦的政治制度，即皇帝是最高的统治者，皇帝以下设“三公”、“九卿”。地方行政机构除沿袭秦的郡县制外，汉初还实施分封制，形成郡国交错的局面。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仍为乡、里。其次是军队建设，建立了比秦更为完备的武装力量。在中央设立南、北军，分别由卫尉、中尉统领，作为守卫皇宫和京师的常备军。在地方，设有经过训练并由郡守或郡尉掌管的预备军。常备军和预备军的兵源，都由郡县征调的“正卒”充任。再次是法律建设。刘邦入关的《约法三章》，只是稳定社会秩序的临时措施，故西汉建立后，即令萧何根据《秦律》制定《汉律》。《汉律》除去了《秦律》的夷三族、连坐等苛法外，，又增加了《兴律》、《户律》、《厩律》三章，合为九章，故称《九章律》。后来，叔孙通作傍章18篇，以补《九章律》之不足。除法律外，皇帝的命令也起法律的作用，体现了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特征。
（3），“轻徭薄赋”和“约法省禁”。汉高祖刘邦总结了秦亡于暴政的教训，实施黄老无为的政治和与民休息的政策。公元前194年（汉12年），高祖死，中经汉惠帝刘盈执政7年和吕后执政8年，到了文帝刘恒和景帝刘启时代，实施了“轻徭薄赋”和“约法省禁”的政策。所谓“轻徭薄赋”，即减少地方徭役、卫卒，停止郡国岁贡，开放山泽禁苑给平民耕种，振贷鳏寡孤独；“除田之租税”或“令田半组”，即减轻农田税负。至景帝时即实施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的定制。这些政策的实施，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有利于社会的安定。所以文景时期，“流民既归，户口亦息”，粮价大跌，“谷至石数十钱，上下饶羡”。所谓“约法省禁”，即吸取秦苛法的教训，废除了一些严刑苛法，如诽谤妖言法、妻孥连坐法、断残肢体的肉刑等，并减轻苔刑。这就缓和了社会矛盾。所以文景时期，物产丰盈，社会安定，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呈现了史家称道的“文景之治”。
（4），打击地方割据势力。楚汉战争期间，刘邦为了打败项羽，曾分封了7个异姓王，他们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耳、燕王藏荼、韩王信、衡山王吴芮。同时还封了功臣萧何等140多个列侯。这些异姓王的存在对中央集权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故从公元前202年至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借口他们谋反，将韩信、彭越、英布、臧荼等斩杀，张耳子张敖废为列侯，韩信王逃亡匈奴，仅剩下一个不成气候的小衡山王吴芮。于是异姓王被消灭。随之，汉高祖以“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又陆续分封了9个姓刘的同性王，以代替异姓王。他们是齐王刘肥、楚王刘交、吴王刘濞、代王刘恒等。并杀白马为盟，立誓：“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汉高祖认为有了这样的“磐石之宗”，刘家天下就可以固若金汤。可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诸王的势力日益膨胀，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而且日益骄横，“出入拟于天子”，甚至“不听天子诏”，时刻想举兵谋反。文帝即位3年，即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举兵叛乱；三年之后，淮南王刘长又步刘兴之后尘谋反。这两次叛乱被镇压下去后，拥有53城的吴王刘濞又露出了不轨行迹。
面对分封割据势力的威胁，梁王太傅贾谊以《治安策》上书文帝，认为“可以痛苦者一”，即诸侯王强大难治，故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文帝采纳这一主张，把一些王国分小，又将自己的儿子封在梁国，作为屏障，但仍解决不了王国势大谋反的问题。所以景帝时，吴王刘濞就想乘势作乱。御史大夫晁错即直言吴王不悔改自省，“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极，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建议景帝削夺诸王封地。景帝采纳晁错建议，开始削夺王国封地。于是导致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叛乱。吴王刘濞联合了胶西王刘印、赵王刘遂、济南王刘僻光、胶东王刘雄渠等七王国，打着“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抗议景帝削夺王国封地，并起兵叛乱。
七国叛乱后，景帝一方面派周亚夫帅大军去迎击；一方面又命太常袁盎去劝说刘濞退兵，并为了表示诚意，还杀掉了晁错。但刘濞不但不退兵，反而还扬言：“我已为东帝”。于是景帝决心讨伐叛乱，指令周亚夫痛击叛军。周亚夫采取重兵把守，轻兵断绝吴楚粮道的策略，致使吴楚军不能持久作战。下邑（安徽砀山）一战，“吴大败，士卒多饥死叛散”，周亚夫帅精兵追击，吴王刘濞被东瓯杀死，其余诸国也相继被击败，七王之乱仅三个月的时间即被平息了。在诸王势力遭到致命打击后，于公元前145年（中元5年），景帝即“抑损诸侯，减黜其官”，将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的任免权收归中央。这样，王国就变成了和中央直接统辖的郡县一样的地方单位。
3，西汉中期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经过汉初70多年的恢复和发展，到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西汉王朝达到了空前繁荣的阶段。为此，汉武帝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制。
（1）进一步打击地方割据势力。所谓地方割据势力，一是诸侯王残余势力，一是地方豪强势力。对诸侯王残余势力，汉武帝采纳大夫主父偃的建议，实施“推恩令”，即诸侯王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子都只能在王国范围内分到土地。这样就把大的王国分成若干个小侯国，致使封国越来越小，势力越来越弱，到最后，所封王侯，只能“衣食租税”，无能过问政事，这就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王侯割据的局面，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对地方豪强势力，汉武帝采取限制和打击的政策。即一方面实施汉初以来迁徙豪强的办法，将他们迁到关中，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力求“不诛而害除”；另一方面诛杀豪强，如河内太守王温舒案，莲座千余家，大者灭族，小者乃死。公元前106年（元封5年），分全国为13郡，每郡派刺史1人，于每年秋天巡行郡国，按“强宗豪右”的条例监督郡国，致使一些豪强受到不同程度地打击，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2）调整权力结构和加强军队、法律建设。首先是调整行政权力结构。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提高皇权，削弱丞相的权力，自己亲自过问政务。于是就提拔了一批中下级官员，作为自己的高级侍从或助手，这样就在朝官中有了“中朝”官，这些官由尚书、中书、侍中等组成，成为实际的决策机构，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就成为执行一般政务机构了。同时为了扩大汉王朝的统治基础，汉武帝还颁行了一套新的选用官吏的制度，即一是察举制，即凡丞相、列侯、刺史、守、相等推荐的人，经过考核，任以官职。接着又规定以人口数量，按比例进行选举，取消了资产的限制，使察举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征召制，，征召那些有一定能力而又不肯出仕的人，由汉武帝亲自召见，确有才能，即授予官职。与此相应的还有“公车上书”制，天下黎民上书言事，，如有可取者，即以其所长，授以官职；三是博士弟子，如考试成绩优异者，也可入仕。公元前124年（元朔5年），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员，通过每年考试任用了一些官员。汉武帝通过这些措施，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官员，史称“汉之得人，于兹为盛”。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制的建设。
其次是加强军队和法律建设。在中央的常备军中增设八校尉，隶属北军；增设期门军、羽林军，隶属南军。同时又增设楼船（水军）等军种。军队的加强，使中央集权有了更坚强的支柱。
再次是加强法律建设，使法律更为严密繁多和苛刻，多至“359章，大辟409条，1882事，死罪决事13472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法律条文如此烦苛，表明封建中央集权的残酷性。
（3）中央集权的财政措施。一是改革币制，将铸币权收归中央。汉初，听任郡国自由铸币，加强了封建割据势力，后患无穷。公元前113年，（元鼎4年），汉武帝下令宣布禁止郡国铸钱，将全国各地私铸钱币运到京师销毁，铸币大权收归中央，并成立专门机构铸造五铢钱。五铢钱（也称上林钱或三官钱）重如其文，质量很高，便于流通，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货币。从此至隋代的六七百年间，五铢钱几乎成为统一使用的标准货币。二是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汉初盐铁为私人经营，富商大贾们垄断了对国计民生有重要影响的冶铁煮盐业，不仅影响了中央的财政收入，也助长了分裂割据势力。汉武帝为了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加强中央集权，采纳大商人孔仅和东郭咸阳的建议，将冶铁、煮盐、酿酒等从私人垄断中收归政府，由国家经营，即官营。之后，严禁私人铸铁、煮盐，“敢私鋳铁器煮盐者，断左趾，没入其器物”。盐铁官营后，汉政府收入增加。在实施盐铁官营的同时，汉武帝又采纳了大农令桑弘羊的建议，于公元前110年（元封5年）推行了均输平准政策。所谓均输，即调剂运输，由大农令统一设均输官，负责管理、调度、征发从各地征收来的租赋财物运往京师。所谓平准，即平衡物价，由大农令置平准官于京师，总管全国均输官运到京师的物资财货，除去皇帝贵戚所用外，作为国家资本经营的官营商业，调剂物价，防止富商大贾从中谋取暴利。三是算缗和告缗。为了打击富商大贾、高利贷者的经济势力，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汉武帝于公元前119年（元狩4年），颁布了算缗和告缗制。所谓算缗即向大商人、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千钱，抽税一算；手工业者每四千钱抽税一算；非三老和北边骑士而有轺车者，每辆抽税一算，商人的车，则抽税二算；五丈以上的船，每船抽税一算。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者，鼓励知情者揭发，叫告缗。凡揭发属实，奖给揭发者被没收财产的一半。于是，全国各地告发成风，商贾中家以上者，皆被告，并大抵破产，中央政府却发了横财。通过实施这三项措施，限制和打击了富商大贾、豪强、贵族的经济势力，增加了西汉政府的财政收入，为中央集权奠定了经济基础。
（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过汉初70多年的休养生息，封建统治的政权已得到巩固，社会经济也有了新的发展，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适应新的形势需要。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实现大一统的儒家思想，便取而代之。这种思想主要是董仲舒提供给汉武帝的，其核心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内容首先是儒家大一统思想，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这种思想适合政治上大一统的需要，也就自然成了汉武帝实现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理论基础；其次是吸收了道、法、阴阳五行等学派中有关学说，提出了“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来论证封建中央集权的永恒性；同时又提出了“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授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来论证封建君主统治的合法性和神秘性。从这种天授君权说出发，董仲舒又论证了孔孟的君臣父子之礼，即“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三纲”、“五常”是“天”，的安排，是“天”的意志，将三纲五常和天结合起来，就构成了封建统治的政权、族权、神权和父权。这样就把人民群众的思想紧紧地束缚于封建统治之下；“再次是又掺和了法家的思想，既主张“以教化为大务”，又主张“正法度之宜”，其实质就是外儒内法，即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极适合汉武帝的口味。所以汉武帝确定“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为其中央集权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这样，以孔孟为正宗的儒学则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攻读五经也成了步入仕途的敲门砖。这种思想不仅为汉中期，加强封建中央集权起了重要作用，也一直为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而使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
通过以上措施，西汉中央集权是加强了，但汉武帝在位50多年期间，兴师暴众、严刑苛法，故其末年，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起义的烽火遍处燃烧。于是汉武帝不得不下轮台罪己诏，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表示与民休息，发展生产。汉武帝死后，昭帝、宣帝相继执政，他们在位近40年期间，采取了轻徭薄赋，发展生产；重视吏治，官员清廉；废苛法，平冤狱等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史家刘向评论此时期说：“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清，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于是西汉中央集权得到了进一步地巩固。
（二）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
1，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牛耕更加普遍，铁农具进一步推广，水利工程大量兴建，耕作技术显著提高。首先是牛耕的普遍推广。汉初耕牛缺乏，故政府下令禁止宰杀耕牛，到汉武帝时耕牛增多，于是在黄河流域牛耕普遍兴盛起来，并推广到其他地区。其次是铁制农具的使用和推广。随着牛耕的推广，铁制农具也普遍使用和推广，且种类增多，仅铁犁就有铁口犁铧、舌状梯形犁铧、大型犁铧，特别在山东安丘、河南中牟、陕西西安等地还发明了碎土、松土和起垅作亩的铁犁壁，从而将铁农具的发明和使用提高到了一个新阶段（欧洲到11世纪才有铁犁壁，比我国要晚1千年）。再次是水利工程的兴建，突出的成绩是治理黄河和在关中等地兴修了较大的水利工程。汉初黄河屡次决口，，造成严重水灾。公元前132年（元光3年），黄河又在河南濮阳决口，泛滥成灾，遍及16郡.。公元前109年（元封2年），汉武帝征调数万民工着实修治黄河，致使黄河在之后的80多年没有发生大的水患。在治理黄河的同时，汉武帝又在关中开凿了几条较大的灌溉渠，一条是于公元前129年，在著名水工徐伯的领导下，开凿的漕渠，漕渠流经临潼、渭南、华县、华阴直到潼关入黄河，长达100多公里。不仅是这一段的漕运时间缩短一半，而且使沿渠两岸万余顷土地受益。第二条是与修漕渠的同时，修的龙首渠。期间，劳动人民以高度的智慧，发明了“井下相通行水”的井渠法，使该渠从地下穿过7里寬的土质疏松的地带，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条地下水渠。第三是六辅渠，即于公元前111年（元鼎6年）在郑国渠上又修了6条辅助小渠。第四条是于公元前95年（太始2年）于陕西泾阳引泾河至泺阳的白渠，全长200多里，灌溉农田4500多顷，水中泥土还可肥田。此外，还在山东泰山、甘肃境内、安徽境内也修了不少的水渠。最后是耕作技术的提高。汉武帝末年，搜粟都尉赵过推广了“代耕法”（“代田法”），即一亩地分成三甽和三垄，每年都互换位置，以休养地力。“代耕法”的实施，使亩产增加1斛至3斛。赵过还发明了播种机——耧车，能同时播种三行，大大提高劳动效率。成帝时，汜胜之又发明了“区种法”，即将土地划分为许多小块，集中使用水肥，再加精耕细作，使单位面积产量大大提高。
由于汉初就实施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的政策，再加汉武帝也重视农业生产，所以到了汉武帝时，已基本上达到了民富国强的程度。司马迁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翔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这种状况就足以说明汉武帝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了。
2，手工业的发展。西汉的手工业，首先是冶铁业，其特点是作坊多，规模大。解放后，在山东、河南、北京、江苏等地都发现了西汉冶铁遗址，其中以河南巩县铁生沟村和南阳北关瓦房庄等地的冶铁业规模最大，且工序集中，设备齐全。可以生产彻底柔化处理的铁素体基体的黑心可锻铸铁和金属组织相当良好的高碳钢、中碳钢、锻铁制作的兵器。特别是铁生沟村出土的一件铁钁，经化验，有良好的球状石墨，有明显的石墨核心和放射性结构，与现行球墨铸铁国家标准一级石墨相当；同时还发现了炒钢炉一座，这说明西汉的冶铁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其次是丝织业，长安和齐郡临淄是全国丝织业的中心，长安设有东西织室，临淄和陈留襄邑等地设有大规模的官营手工业作坊，作坊的职工常达数千人之多。除官营手工业外，也有富商大贾经营的私营手工业作坊，还有农民经营的家庭手工业作坊。丝织品的种类很多，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就有锦、纱、绢、绣等品种。这些繁多的品种用织、绣、绘、印等技术，作成各种动物、云纹、花草等图案，可见西汉丝织业技术已达相当高的水平了。再次是漆器业，蜀都（成都）和广汉设工官监造漆器。官僚、贵族、富豪之家竟相使用漆器，并成为他们的奢侈品。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184件漆器，皆造型优美，色彩鲜艳，纹饰富丽，制作精细。漆器不仅种类多，而且制作的分工也很细，有素工（做内胎）、上工、（漆工）、黄涂工（润金）、画工、清工（最后修正）等工种。这反映了西汉的漆器业已有相当高的水平。
3商业和城市的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必然促使商业的发展。汉初虽然曾禁止商人衣丝乘车、做官为吏，但国家的统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山泽禁令的松弛，是阻挡不了商业的发展和繁荣的。到汉武帝时，富商大贾“周流天下”，甚至“富埒天子”或成“交通王侯”，并已形成了社会的一股强大势力。商业经营范围很广，有粮食、盐、油、酱、果类、菜类、牛、马、羊、布、帛、皮革、水产等众多商品。商业的繁荣，又促使了城市的发展。当时最大的城市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京师长安，其周长50多里（汉计量标准为60多里）。规模之大，超过罗马城的3倍多，是当时世界上非常罕见的重要城市。占全城面积三分之二的中部和南部，是宫殿区；城西北角的东、西九市是手工业和商业结合的工商业区；占全城十分之一的北部是居民区。长安商业很繁荣，9个市场聚集着大小各种商店，经营各地商品。除长安外，还有洛阳、临淄、邯郸、南阳、成都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大城市。另外在南方，也有较大的城市，如湖北江陵、江苏苏州、广州等都是货物集散地。
（三），西汉和边境少数民族的关系
1，西汉和匈奴的关系。秦汉之际，匈奴已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军事政权，它乘楚汉相争之机，东破东胡，西攻月氏，北征丁零、坚昆（蒙古至西柏利亚一带），南灭楼烦、白羊（内蒙南部），重新占领了河套地区，控制了中国北部、东北部和西北部广大地区，拥有骑兵30万，势力非常强大。西汉建立后，匈奴乘汉初势弱，经常侵扰西汉北部边界。匈奴的最高首领叫单于，公元前201年，冒顿单于发兵围攻马邑，韩王信投降，次年又围攻晋阳（山西太原）。汉高祖刘邦闻讯，亲率大军30万迎战，结果被匈奴围困于平成白登山（山西大同东南），达7天7夜，幸以陈平计，行贿单于閼氏（正妻），方得脱险，这即史称“平城之围”。之后汉高祖采纳娄敬“和亲”的建议，将汉室公主嫁于单于，并每年送与匈奴大批丝绸、粮食、美酒等，以缓和了和匈奴七八十年的关系。但“和亲”政策并不能改变匈奴掠夺的本性，所以至公元前166年后的十多年间，匈奴又两次发兵侵扰西汉，前锋直逼长安，长安警报频传，一片恐慌。
汉武帝即位后，中央集权大大加强，经济实力空前雄厚，反击匈奴侵扰的时机成熟了。公元前133年，（元光2年），匈奴发兵侵扰代郡、雁门一带，汉武帝采纳大行王恢的建议，诱敌深入，反击匈奴。从此揭开了西汉大规模反击匈奴战争的序幕。这些反击战争主要有3次。第一次是公元前127年（元朔2年）。该年，匈奴入侵上谷、渔阳（北京密云县）杀掠吏民千余人。汉武帝派车骑将军卫青、将军李息率兵，避实击虚，迂回到陇西，对匈奴军进行大包围，然后发起突然大袭击，致使匈奴白羊王率兵败逃，西汉军乘机收复了黄河以南地区，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同时，在这里设置了朔方郡和五原郡，建立了反击匈奴的基地。第二次是公元前121年（元狩2年），匈奴贵族派兵万余人侵入上谷（河北怀来县），汉武帝派寉去病出陇西，越过焉支山（甘肃山丹县境）西进，入匈奴境千余里，和匈奴军短兵肉搏，大获全胜。同年夏，寉去病又第二次西征，大破匈奴军，并俘虏3万多人，对河西匈奴一沉重打击。第三次是公元前119年（元狩4年），匈奴从右北平（河北平泉）、定襄（内蒙古和林格尔）南下侵扰，并掠去千余人。为了彻底击败匈奴，汉武帝集中10万骑兵，由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寉去病，分东西两路征讨匈奴。卫青率领的西路军从定襄，越沙漠，北进千余里，于狂风大作，飞沙扑面的战场上，于匈奴军激战，最后全歼匈奴兵主力；寉去病的东路军从代郡（河北蔚县）出兵，入北2千余里，跨过大沙漠，大败匈奴，凯旋而归。
汉武帝经过3次反击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阻止了匈奴于边境残暴掠夺的同时，使北部、西部边境地区得到进一步地拓展和开发，为打通西域提供了方便。
随着匈奴军事实力的削弱，匈奴贵族统治集团发生了内讧。于汉昭帝时即分裂为南北两部。公元前51年（甘露3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北匈奴郅支单于被迫西迁，后被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所杀。于是，呼韩邪单于在西汉的帮助下，重新统一了匈奴。公元前33年（竟宁元年），汉元帝将宫女王嫱（昭君）嫁给了呼韩邪单于，恢复了汉初的和亲局面，结束了百余年来汉、匈之间的武装冲突。在此后的50多年期间，北部边境呈现了“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的和平景象。
秦汉100多年间，尽管战事不断，但汉匈两族人民间的经济文化不断。在长期经济文化交流中，匈奴的马匹、牲畜大量运往内地，使先进的养马技术传入中原；汉族的穿井、筑城先进经验和统计人口、牲畜的方法也传入匈奴。这样就不仅丰富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内地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也促进了匈奴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匈奴地区逐步有了城郭和从事农业生产以及开始定居生活。
2，西汉和西域的关系。西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指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广义指葱岭以西的亚洲西部和欧洲东部的广大地区。公元前2世纪左右，西域分为36国。在阿尔泰山以南，天山以北的准葛尔盆地有乌孙、且弥、蒲类等国；在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的塔里木盆地有南道诸国和北道诸国。昆仑山北，大沙漠南沿的莎车（新疆莎车）、于阗（新疆于阗）、楼兰（新疆罗布泊西）等国为南道诸国；塔里木盆地之北的疏勒、龟兹（新疆库车）、焉耆（新疆焉耆）、车师（新疆吐鲁番）等国为北道诸国。公元2世纪初，匈奴冒顿单于征服了西域，使西域成为匈奴进攻西汉的军事据点和经济后盾。
汉武帝为反击匈奴，截断匈奴右臂，两次派汉中（陕西城固）人张骞出使西域。第一次是公元前138年，出使大月氏，企图联合大月氏反击匈奴，以报其为匈奴所掠夺而西迁之仇。张骞出使途中被匈奴截住，拘禁10余年，后伺机逃走，越过葱岭，经大宛、康居，达大月氏。但大月氏已占有大夏故地，安居乐业，不愿东归，张骞只好东返。可途中又被匈奴拘禁1年多。后乘匈奴内乱，于公元前126年（元朔3年），返回长安。他出使时率领100多人，可回来时仅剩他和奴隶出身的堂邑父2人。张骞第一次出使的任务虽未完成，可沿途了解了西域各国的地形、物产、风俗等情况，为第二次出使西域打下了基础。第二次是公元前119年，出使乌孙。汉武帝任命张骞为中郎将，率300多随员，携带金币、丝帛巨万，牛羊万头。张骞到达乌孙时，正遇其国内乱，乌孙仍无意东归，未达预期目的。但使团却乘机访问了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扩大了政治影响，最后顺利返回长安。乌孙也派了数十名使者携带礼物到长安来答谢。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虽都未达预期目的，但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使中西交通畅通，互通有无，贸易繁荣。从此，天山南路成为中西交流的桥梁，中西政治经济联系日趋密切。同时，张骞也是我国开辟通往西域道路的第一个使者，其勇敢、坚韧的优秀品质为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
中西天山南路开通后，匈奴仍以其控制的楼兰、车师等国为据点，经常出兵截断中西交通，攻杀汉使，掠取财物。为粉碎匈奴的破坏，公元前108年（元封3年），汉武帝命赵破奴率军进攻并击败楼兰、车师。接着在酒泉至玉门关一带设立亭障，作为供应粮草的驿站和防守哨所。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汉武帝又派李广利出征并击败大宛，于是彻底粉碎了匈奴对中西交通的破坏。同时西汉又将亭障延至盐泽（新疆罗布泊）一带，并在楼兰、渠犁（新疆塔里木河北）、轮胎（新疆库车县东）等地设校尉管理屯田，系西汉在西域最早设置的军事和行政机构。公元前60年（神爵2年），匈奴内乱，且日逐王降汉，汉宣帝乘机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系西汉驻西域的最高长官，治所乌垒城（轮台县）。从此，西汉在西域的统治权完全确立，有权册封西域国王，颁赐官吏印绶，调遣军队，征发粮草等。这说明，远在2000多年前，包括巴尔克什湖以东和以西的新疆地区，就是我国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西汉与西南、东南各族的关系。西汉时期，在我国的西南地区，即今云南、贵州和四川的西南部，居住着许多语言、风俗不同的少数民族，当时统称之为“西南夷”。如贵州的夜郎（遵义、桐梓一带）、云南的滇（昆明一代）、昆明（大理一带）、四川的徙（四川天全一带）、筰都（四川汶源一带）等。这些少数民族，有的过着游牧生活，有的过着定居生活。有的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有的已进入阶级社会，如夜郎已建立了国家。秦统一六国后，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行政机构。到汉武帝时期，派唐蒙为中郎将，入夜郎，夜郎及其附近许多城邑归附西汉。于是西汉在那里置郡，治所今宜宾；接着汉武帝又派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在那里“置一都尉，十余县”。公元前111年（元鼎元年），西汉破南越后，又设沈黎郡（四川雅安）、汶山郡（四川茂汶县）。公元前109年（元封2年），汉武帝发巴蜀兵至滇，降滇王，设益州郡（云南晋宁），并赐“滇王王印”。
在东南，秦末农民战争期间，闽越首领无诸和东瓯首领摇曾率兵参与反秦起义，楚汉战争时又随刘邦打败项羽。故西汉建立后，封无诸为闽越王，都东治（福建），封摇为东瓯王，都东瓯（浙江温州）。在南越，原秦南海郡尉赵佗，乘秦亡之际，割据南海，自立为武王。西汉建立后，遣使和议，立赵佗为南越王。以后虽有变数，但在变数中，西汉将东瓯人、闽越人迁居江淮，遏制了他们的变乱；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又派兵将南越灭之，并设九郡：南海（治所广州，广东大部分地区）、郁林（治所布山，今广西桂平县）、苍梧（治所，今广西梧州）、合浦（今广东合浦县）、珠崖（治所，今广东琼山）、儋耳（治所，今海南儋县）、交趾、九真、日南等。从此，西汉和东南、南越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有力地促进了民族融合，加速了彼此的经济文化的繁荣。
4，西汉与东北各族的关系。西汉时期，在东北的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流域、鸭绿江以西以及内蒙古的科尔沁旗西北和洮儿河、西喇木伦之间，居住着夫余族、肃慎族，挹娄族、高句丽族、乌桓族、鲜卑族、沃族等少数民族。这些民族多数尚处原始社会，少数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有的长期为匈奴所奴役，西汉打败了匈奴，对他们是一种解脱。由于社会发展的相对滞后和汉民族将他们从匈奴的奴役下解脱出来，所以他们和汉民族就有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在长期的经济文化交往中，促进了民族融合，成为多民族国家大家庭中的成员。
随着西汉处理好和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关系，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进一步形成了。在东起大海，西至巴尔克什湖，北自贝加尔湖，南至南海的广阔领域内，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的友好交往，使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不断地巩固。
（四）绿林、赤眉农民起义
1，社会矛盾激化。汉室兴旺和疆土的开拓，大部分为汉武帝执政的40多年期间。但也为此而横征暴敛，兴兵黩武，加重了人民无法忍受的负担。因此于汉武帝末年，社会矛盾就开始激化，而导致农民破产，流离失所。如公元前107年（元封4年），关东流民200万；宣帝时，因天灾人祸，胶东“流民8万多”。西汉末年又呈现了皇族、官僚、豪强地主三大势力，疯狂兼并土地，强占民田的现象。如汉成帝就置私田于民间，蓄私奴车马于北宫，其舅父红阳矦王立在南阳占田数百顷，同时其丞相张禹在渭水、泾水沿岸占沃田400多顷.；汉成帝一次就赏赐男宠董贤土地2千顷；成、哀帝时期，长安附近的富商大贾，如杜林樊嘉、茂陵挚纲、平陵如氏、苴氏等，都以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疯狂抢占农民的土地。这样，必然加速农民的破产，而衣食无着，流离失所，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在广大民众衣食无着，流离失所的情况下，统治集团却更加荒淫腐朽。元帝时，关东11个郡遭水灾而人相食，元帝却只知打猎取乐，皇室、贵族也极度奢侈；成帝更是一个荒淫无道的昏君，用大量金钱营造“宵游宫”、“飞行殿”、“云雷宫”，大捕禽兽，广开猎场，供自己享乐。同时还大修陵寝。导致国库空虚，民穷财经，“公家无一年之蓄，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特别是成帝昏庸无能，大权旁落于其舅舅们王凤等。王氏掌权后，更是昏暗、荒淫、奢侈之极。至哀帝，其昏庸无能，荒淫奢侈有增无减，对其幸臣董贤尊宠备至，“赏赐累巨万”，甚至要将皇帝宝座让给他。哀帝死后，董贤被迫自杀，官府变卖其家产，竟达43亿之多。
一边是衣食无着，流离失所的遍地流民，一边是极度荒淫无道，腐朽至极的统治集团。如此尖锐的社会矛盾，必然导致反抗西汉腐朽统治的起义斗争。这些起义斗争是公元前22年（阳朔3年），颖川（河南禹县）铁管徒申屠圣等领导的起义；公元前18年（鸿嘉3年），广汉（四川梓潼）郑躬等领导的起义；公元前14年（永始3年）尉氏（河南尉氏县）樊并等领导的起义；同年12月，山阳（山东金乡）铁官徒苏令等领导的起义。这些零星的、小规模的起义斗争，预示着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斗争即将爆发。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皇室集团无所是从。于是听信了方士甘忠可，以谶讳迷信编造的“易姓受命”之法，即“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于是，哀帝即位后，乃下诏改元，将建平2年（公元前5年）改为太初元年，他也不称汉帝，改称为“陈圣刘太平皇帝”。但改号后，社会危机更加严重，农民起义连续爆发。哀帝死后，外戚王莽乘机夺权，充当了易姓受命的主角。
2，王莽篡权改制及其失败。王莽系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成帝时，王政君的兄弟王凤、王根等四人相继为大司马大将军，王氏封侯者达9人之多，朝廷重要官吏都出于王氏门下，这为王莽代汉奠定了政治基础。公元前8年（绥和元年），王根告退，王莽继任大司马大将军。哀帝死，年仅9岁的平帝于元寿2年（公元元年）即位，年逾古稀的太皇太后王政君临朝称制，委政王莽。王莽掌权后，为了更好地控制皇室，使出浑身解数，生方设法，将比平帝大三岁的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平帝，以至尊至上的太上皇擅权跋扈，威武自断。这还不放心，又在平帝旧病复发之际，以殷勤关怀之模样，置毒于酒中，毒死了平帝。平帝死后，王莽挑选了容易控制的，仅两岁的宣帝曾孙刘嬰继位，并禀告太皇太后王政君同意，自己以父名义为摄政王。接着于公元6年立刘嬰为皇太子。王莽摄行帝制，全按礼仪规制，有惊无恐地步步逼近帝位。公元8年，王莽自感时机成熟，于是宣布代汉自立为帝，国号为“新”。刘嬰被废黜为“安定公”。
王莽篡权后，为了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下令改制。其主要内容一是实行“王田”和“私塾”制。公元9年，王莽根据《周礼》记载的“井田制”，将天下田改为“王田”（国有田），私人不得买卖；男丁8口以下之家占田超过900亩者，分余田宗予族邻里乡党；原无田者，按一夫一妇100亩的标准授田。所谓“私属”，即奴婢为私属，不得买卖。二是实行“五均”、“赊贷”及“六管”。所谓“五均”，即在长安和其他五大城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设立“五均官”，管理市场物价，收工商业税。各地“五均官”必须在每季度的中月，规定出各种货物的标准价格，这种价格称为“市平”。物价高于“市平”时，政府则把库存货物抛出去，压抑市场物价；物价低于“市平”时，则任其交易。所谓赊贷，即由政府办理贷款。贫民遇有丧葬、祭祀或经营工商业时，而无资金者，可向政府贷款。祭祀贷款10天归还；丧葬贷款3月归还，均不取息。经营工商业贷款取年息十分之一。“五均”、“赊贷”，再加政府经营的盐、铁、酒、铸钱和收山泽税，合成为“六管”。三是改革币制。从公元7年至14年的短期内，王莽就进行了3次币制改革。通过改革，货币种类太多，换算困难，流通不便。所以很快废除，另作货布、货泉两种货币流通，但货币比值仍不合理，王莽正想进行第四次改革时，就被推翻了。四是统一度量衡。王莽于公元九年，实行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制造统一的度量衡器颁行天下，令“万国永遵”。从全国各地相继出土的各种新莽度量器物看，唯有王莽铜斛为最佳，它已具备斛、斗、升、合、龠五量，构成了完整的度量衡总体。东汉以后，各代多承袭莽制。
王莽改制的有些内容，已触及到了当时的弊端，如土地的高度集中。但他是采取恢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奴隶制的井田制办法。须知，秦汉已确立并进入了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显著特点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而王莽的“王田”制就是严重地侵犯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权。这样，就导致原来拥护王莽的人，也转而反对改制。特别是刘汉贵族，他们深感“王田”制，不仅触犯了他们的经济利益，更触犯了他们世家建立的封建政治体制，故决心反莽。所以王莽的“王田”制，是复古倒退制，是不得人心的，是注定要失败的。另外，王莽的币制改革，以小钱换大钱，比值不合理，违反了经济规律的同时，也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特别是王莽任用富商大贾执掌“五均”、“六莞（管）”，这些人以权力之便，巧取豪夺，聚资万贯。这样就更加深了社会矛盾。
王莽改制的同时，还对周边少数民族发动了战争。他为了显示自己的威德，向各少数民族收回汉印绶，颁发了“新室”印绶。将原来汉对各少数民族所封的王全改为侯。为此引起了各少数民族的激烈反抗。如东方的高句丽、西方的西域各国、西南的句町王等。王莽虽对这些反抗进行了镇压，但都没有被镇压下去。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是对匈奴战争。王莽破坏了汉元帝以来对匈奴“和亲”政策，收回了汉颁发与匈奴的“玺”，重新颁发了“新匈奴单于章”；分裂匈奴，并将匈奴单于改为“降奴服于”，以示蔑视；组织北方各郡国及乌桓、鲜卑12部兵进攻匈奴。王莽对匈奴的这些举措，引起了匈奴强烈反击，而使莽军惨遭损失。
王莽改制加深了社会危机，频繁的战争，残酷的刑法，又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和痛苦。人民再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了。酝酿已久的全国农民大起义的爆发，宣告了王莽篡权改制的失败。
3，绿林、赤眉起义。王莽当政时期，起义烽火由边郡蔓延至腹地。公元17年（天凤4年），湖北新市（京山），王匡、王凤兄弟，领导饥民劫富济贫，除霸安民，掀起起义。数日内，义军发展到七八千人，并以绿林山（湖北大洪山）为根据地，故称“绿林军”。公元21年（地皇2年），绿林军在云杜（湖北沔阳）击溃莽军2万多，于是义军发展至5万多人。第二年，为躲避瘟疫，兵分两支，活动在湖北江陵和湖北、河南等地。
公元18年，山东琅琊（诸城）人，樊崇领导农民在莒县起义，并以泰山为根据地，转战黄河南北，起义队伍迅速扩大。为了区别莽军，义军以赤色凃眉，故称赤眉军。赤眉军于公元22年（地皇3年），于山东成昌（东平）击垮莽军10万，而获成昌大捷。之后，赤眉军发展至10多万人，并乘胜向西发展，活动在山东、河南、河北安徽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致使王莽在东方的统治完全崩溃。
正当农民起义蓬勃发展，王莽政权分崩离析之际，一些对王莽政权不满的地主豪强，也以各种形式，从事反莽活动。如西汉宗室刘玄参加了平林军（绿林军）；南阳大地主刘縯、刘秀兄弟则以“复高祖之业”的旗号，联络附近地主豪强，纠集宗族、宾客、组成一支七八千人的队伍并入绿林军。
公元22年（地皇3年）绿林军各路大军会合，在沘水（河南泌阳）西大破莽军，并包围了南阳。于是，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了10多万人。随着斗争形式的发展，起义军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政权。这时，刘玄、刘縯却暴露了他们争做皇帝的野心。刘玄骗取了起义军的信任，于公元23年2月，在清阳称帝，改元更始。
起义军节节胜利，迫使王莽组织大军进行镇压。公元23年，他命大司徒王寻、大司农王邑率领精兵40万，号称百万，直逼只有八九千义军的昆阳，妄图一网打尽。在捍卫昆阳的激战中，刘秀以3千义军冲乱莽军的坚布阵，向城里增援；王凤、王常则率义军从内向外冲杀。在里应外合，内外夹攻的形势下，义军杀声震天动地，打得莽军落花流水，溃不成军，且王寻被杀，义军大获全胜。这就是史上有名的新汉昆阳大战。昆阳大战从根本上摧毁了王莽的主力，除了长安、洛阳，他在各地的统治已陷于土崩瓦解。公元23年（地皇4年），绿林军分两路向王莽展开强大攻势：一路由王匡率军北上直攻洛阳；一路由申屠建、李松率军西攻武关，直捣长安。9月王匡攻下洛阳，刘玄也移都洛阳；西路大军势如破竹，攻下武关，关中大震。10月1日，义军攻入长安，王莽狼狈逃入渐台，3日被杀。义军将王莽头颅转至南阳，悬挂示众。经过6年浴血奋战，绿林军终于推翻了王莽的反动统治。
王莽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以后，于公元24年春，刘玄由洛阳迁都长安。接着就大封汉宗室，认为胜利在握，而日夜饮酒作乐。这引起了义军的大为不满，而怨声载道。刘玄不但不顾群情，反而又杀了义军首领申屠建等，并还要准备向王匡等下毒手。于是王匡等即率领部分绿林军杀出长安，与赤眉军联合。赤眉军本欲和刘玄合作，但刘玄却对赤眉军持以冷淡应付的态度，这引起了赤眉军的不满，而决心兵分两路，西进讨伐刘玄。公元25年，两路大军于弘农（河南灵宝）会师，大败刘玄军，并队伍扩大到30万人。之后继续西进，至高陵（陕西高陵），与杀出长安的绿林军王匡、张印会合，于是年9月合力攻入长安，刘玄投降，并被绞死。
赤眉军入长安后，颇得人民拥护。但关中地主豪强，隐匿粮食，组织武装，坚壁顽抗，使粮食供应断绝。无奈，义军只有弃长安，向西转移至安定（甘肃固原）、北地（甘肃环县）一带。义军西进过程中，逢大雪，天寒地冻，士多冻死，只有重返长安。长安一片饥荒，人相食，白骨蔽野。20多万赤眉军又被迫离开长安东归。公元27年（建武3年）正月，赤眉军在崤山（河南渑池）败于刘秀所部冯异，接着又于宜阳（河南宜阳）陷于刘秀的重围而失败。樊崇等义军领袖惨遭杀害，河北、河南、荆州等地区的义军也先后被扑灭下去。
历经10年的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席卷黄河、长江流域，摧毁了黑暗腐朽的新莽反动统治。这是继陈胜、吴广之后，又一次全国规模的农民大起义，将永垂青史。但在起义过程中，混进了刘汉皇族豪强地主，并被他们夺取了胜利果实，成为他们继续刘汉皇权统治的工具。
三，东汉
（一） 东汉的建立和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巩固
1，东汉的建立和全国的统一。东汉王朝的创建者刘秀起兵反莽的目的，就是要恢复刘汉政权。刘秀在整个起兵反莽的过程中，尽量韬光养晦，不露锋芒。公元23年10月，王莽政权被摧垮以后，刘玄派刘秀以“更始”政权使者的名义，到河北一带召集农民军。刘秀自认为展露锋芒的时机已到。故到河北后，他寻求一切办法，笼络多方豪强地主，消灭了割据势力王郎，收编了农民起义队伍，使自己的军队扩充到几十万人，从而稳定了自己在河北地区的统治。随着赤眉军进攻长安，刘玄“更始”政权危机之际，刘秀于公元25年6月，在鄗（河北柏乡县）称帝，不久移都洛阳，史称东汉。东汉建立后，刘秀分别在3个战场上消灭义军势力：一个是在关中和东出关中的途中消灭了赤眉军；一个是在河南、荆州地区消灭了零散义军和更始政权余部；一个是仍在河北地区，消灭了一些活动的义军。这些义军被刘秀分别镇压和消灭后，各地还有很多封建割据势力。为消灭这些割据势力，刘秀又经过了10多年的战争，到公元40年（建武16年）才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事业
2，东汉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的措施。
（1）夯实封建王朝的基础。刘秀创建的东汉王朝，是在南阳、颍川、河北等地的地主、官僚集团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为创建东汉王朝立过汗马功劳的所谓“云台二十八将”、“三百六十五功臣”中，大都是豪强地主。连刘秀本身及其姐夫、妹夫及其文武大臣也都是豪强地主。因此，东汉王朝建立后，刘秀对这些豪强地主都封侯食邑，成了新的贵族。以这些新贵族、官僚为核心，连结地主、豪商，形成更强大的豪强地主阶层，从而成为东汉封建王朝统治的阶级基础。东汉王朝对这一新的豪强地主阶层的利益从两方面倍加保护。一是从经济上，维护他们田庄的大土地占有制；一是从政治上，通过“察举”和“征辟”保护他们从政的特权。所谓“察举”，即由地方州郡推荐有德行、有名望者，经过考核，任以官职；所谓“征辟”，即由朝廷、官府根据德、才直接任命官员。官府、州郡都掌握在豪强地主手里，由他们来推荐、任命，自然是推荐、任命他们的人了。这样豪强地主就盘根错节地控制着各级政权部门，而成为东汉王朝牢固的阶级基础。同时也造就了一批“累世宠贵”、“世代为官”的豪门阀阅、“儒学世家”，如以“中兴元功”著称的邓禹一家，东汉一代,，“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者，不可胜数”。弘农杨氏4世3公，汝南袁氏4氏5公。这些世家大族，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发展成为门阀士族。
（2）加强中央集权。鉴于西汉时期权臣当政，外戚篡权，以及地方权重、尾大不掉等历史教训，刘秀极力加强皇权，强化中央集权。一是为防范功臣、宗室诸王及外戚专权，刘秀将他们中的大多数皆以列侯奉朝请，即只让他们享受优厚待遇，而不能参与政治。连刘秀妹夫李通，虽为大司空而特受尊宠，但为避嫌，也多称病，不理政事；即是在职大臣，也督察甚严，少不顺眼，即被问责或被惩罚，如时任大司徒者伏洪、侯霸、韩歆、戴涉等皆被罢官、下狱或被逼自杀；对宗室外戚及其继承者，更加严控。公元48年（建武24年），刘秀重申西汉时代的阿附藩王法，严禁王子、诸王交通宾客，结党营私。为此，于公元52年（建武28年），借故搜捕王侯宾客，因株连而死者数千人。汉明帝刘庄即位后，更是屡兴大狱，诛连极广，因广陵王、楚王、济南王、淮阳王案而受诛连者达万人。正是通过对权臣、宗室、外戚的严控，加强了皇帝的威严和集权。二是扩大尚书台权力。尚书台原是掌管皇帝秘书事务，负责公文收发的机构，所任官吏资浅任轻。刘秀即位后，为进一步集权于自己手中，扩大了尚书台组织，加强了尚书台的职权。尚书台置尚书令、尚书仆射各一人，下设尚书6人，分管6曹事务。这样一切政务不再经过三公，尚书台就成了皇帝直接发号施令机构，所有权力就自然集皇帝于一身了。三是将刺史固定为州一级的地方长官。刺史原是西汉时期监察地方政情的官吏。刺史固定为州一级长官后，就可以直接处置地方事务，并将处置的事务，不再通过三公，直接上报予皇帝，使地方郡县也直接置于皇帝的控制之下。四是削减地方军力，扩大中央军力。东汉建立不久，就废除了执掌地方兵权的郡国都尉，实际是取消了地方军队。少量维持地方治安的郡县兵，也由太守令长兼领。同时又扩大了中央军力，即在西汉所设南北军的基础上，又在重要的沿边地区，设有属中央军的边防军，主要由乌桓校尉、度辽将军、匈奴中郎将、护羌校尉等统率。中央军力的加强，实际是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军事控制力量。
3，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秩序。在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秩序方面，刘秀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释放奴隶和囚徒。奴隶问题曾是西汉时期的严重社会问题。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刘秀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颁布了6次解放奴隶、3次禁杀奴隶的诏令。这些招领虽然只限于原来具有吏民身份的人和青、徐、谅、益等州。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却使很多奴卑获得解放，对增加社会劳动力，缓和社会矛盾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重申“卖人法”、“略人法”等禁令，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自耕农沦为奴隶的发展趋势，致使东汉比西汉，奴卑问题有所缓和。为了增加社会劳动力，刘秀还于公元27年、31年，连续下诏，大批释放囚徒为庶民。这比秦和西汉将囚徒罚为奴隶前进了一步。二是组织军队屯田和精兵简政。刘秀在反莽战争期间，就组织军队屯耕，保证供给。继东汉帝位后，继续实施这一措施，致使他于公元30年就宣布实施三十税一。这不仅改善了经济，也有较大的政治影响。为了节省开支，于公元30年（建武6年），刘秀下令裁并400余县，省减吏员十分之一；公元31年（建武7年），又下令裁省郡国都尉，停止地方都试，遣散地方军队。精兵简政的实施，减轻了人民的兵役、徭役和赋税负担，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三是安辑流民。在东汉政权的保护下，豪强地主肆无忌惮地兼并、掠夺土地，致使大批农民破产，沦为流民，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和徭役征发的同时，更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因此东汉政府采取了一些安辑流民的措施：首先是赐爵，赐爵即给予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待遇。赐天下男子爵二级，或已从户籍上消失的流民只要重新定居，也予赐爵一级。赐爵能安抚一部分人，但不能赐爵于所有的人。因此这是治表不治里的应急办法。其次是假民公田，即将国有荒地、山林、川泽租借予流民经营，并于三五年内享受免租税或贷给种子、食量、耕具的待遇。此项措施，颇有成效，从公元66年（永平9年）到公元105年（元兴元年）的40多年间，安置了大量流民，这不仅解决了流民生产、生活问题，也对社会稳定起了一定的作用。再次是赈济和减刑戍边。东汉王朝在三令五申妥善安置流民的同时，也不断赈济贫民。公元76年（建初元年），章帝下诏：“流人欲归本者，郡县其实秉令足。长吏亲躬，无使贫弱遺脱，小吏豪右得容奸妄。”总之，在中国历史上，东汉是赈济贫民最多的一代。除此还减刑戍边或免刑为庶民，这一政策为以后东汉王朝所继续。。东汉安辑流民的政策，对争取民心，安定社会秩序，缓和社会矛盾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呈现了刘秀、刘庄父子“建武永平之政”的“后汉盛世”。但由于豪强地主大土地占有制的发展，实际的社会矛盾仍相当尖锐。刘秀也说：“即位30年，百姓怨气腹满”，刘庄也说：“今永平之政，百姓怨结”。百姓怨气腹满或怨结而使社会矛盾尖锐的情况，可从刘秀度田失败看出。所谓度田，即为了增加政府租税和赋役的收入，而丈量土地和落实户口。这不仅要丈量和落实一般农民的土地和户口，也要丈量和落实豪强地主的土地和户口。这样就引起地主豪强的抵制和反抗。特别是“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根本不能如实丈量和落实。即便是非“近臣”、非“近亲”的豪强地主，也凭借财势和度田官吏勾结，大量隐瞒自己的土地和户口。同时，度田官吏由于收受地主豪强的贿赂，而将地主豪强的租税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这又引起了农民反抗。这些反抗以青、徐、幽、冀四州为甚，给刘秀王朝以极大震动。刘秀面对这种局面，在对豪强地主妥协让步的同时，软硬兼施，平息了反抗，最后取消了度田。度田政策的失败，宣告了豪强地主的胜利。说明了豪强地主是东汉统治的阶级基础，若违背了他们的利益，东汉王朝就有重踏王莽覆车的危险。此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东汉政府只有放任豪强地主的田庄经济不受限制地发展了。从而也加剧了社会矛盾和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二），东汉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豪强地主势力的膨胀
1，社会经济的发展
（1），农业生产的发展。首先是农耕工具、灌溉工具和农产品加工工具的改进。在农耕工具方面，东汉已创制了短辕一牛挽犁，它和改进的犁铧相结合，不仅操作灵活，而且坚固耐用，起土省力，深耕细作；还有曲柄锄、铁制钩镰等都是农耕工具的改进和发展。在灌溉工具方面，已创制了翻车和渴乌。翻车是在河边汲水的水车，渴乌是用于道路洒水的曲筒。翻车和曲筒的创制，使灌溉技术大大提高。在农产品加工工具方面，已创制了水碓。水碓是用水力激动木轮，带动石碓的舂米工具，不但省力，而且效率大大提高；除此，还有陶风车、陶磨盘等农产品加工工具。
其次是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不仅修复和扩建了许多已废的陂塘，而且又修建了一批水利灌溉工程，特别是较好地治理了黄河。坡塘是利用自然地形修建的水库，西汉末年，由于战争失修而废弃者不少。东汉则修复扩建，如汝南的鸿隙坡、下邳徐县的蒲阳坡、庐江的芍坡、会稽的镜湖等。还有南阳地区也修筑原有坡池，开辟不少良田。除修复坡塘外，东汉前期各地还开凿了许多灌溉渠道，三辅、河内、山阳、河东、上党、太原、赵、魏以及河西、江南地区都穿渠灌溉。为此也出现稻田连片的区域。
黄河的治理是东汉年间值得一提的工程。西汉末年，黄河在河北、河南交界处决堤，不仅河道南移，改从干乘（山东高宛北）入海，而且泛滥成灾，淹没下游几十个县，百姓怨叹。汉明帝时，在著名工程水利专家王景、王昊的主持下，以“堰流法”修作了浚仪渠，又从荥阳至千乘海口千余里间，修渠筑堤，使河、汴分流，何不侵汴，汴渠安流漕运。黄河在南北两堤的约束下安然入海。经过此次治理，基本上战胜了黄河水患，此后8百年间，黄河没有改道，水患大大减少。
再次是耕作技术的提高。这主要是表现在普遍使用牛耕，随着犁和犁铧的改进，牛耕不仅在中原，在北部的高原和江南一带都推广开来。同时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这又为西汉就开始的精耕细作的“区种法”的推广提供了条件。在精耕细作的基础上，东汉时期还开始注意时令节气，除草施肥和根据土壤的性质，种植相应的作物。这不仅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还大大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推动农业生产向前发展，致使公元105年（永兴元年）的垦田数达7320170顷，人口达53256229人。这一数字略低于西汉，但将豪强地主隐匿的田亩和人口数包括在内，实际的田亩和人口数要超过西汉。
（2），手工业生产的发展。首先是冶铁手工业。由于铁制农具的普及，钢铁需要量大，必然推动冶铁业的发展。东汉初，南阳地区发明了水力鼓风炉，即利用水冲力转动机械，使鼓风皮囊涨缩，不断给高炉加氧，助燃提温，提高效率。这是冶炼技术上的一大进步，在欧洲，直到12世纪才开始使用。在铁器铸造方面，东汉也熟练掌握了层叠铸造先进技术，即将若干个泥范叠合起来，装配成套，一次就能铸造几个或几十个铸件，从而节省了原料，大大提高了效率。冶铁效率和铸造效率的提高，进一步促使了铁器的普遍使用，特别是已普遍应用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如铁钉、铁锅、铁刀、铁剪、铁灯等。其次是纺织手工业。东汉初年，已能使织花机织成色彩缤纷、花纹复杂的织锦，如驰名全国的蜀锦、襄邑（河南睢县）和齐（山东临淄）的丝织品、新疆的织花毛织品、南越的麻织品等。再次是造纸手工业。东汉纸的发明，使造纸业大放异彩。汉和帝时，蔡伦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作原料，发明了纸。纸的发明，代替了笨重不便的竹简、木牍和缣帛，极大地便利了科学文化的传播和推广。公元8世纪，造纸术传入西亚，12世纪传入欧洲并在全世界推广。因此东汉纸的发明，对中国和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手工业的其他部门，如漆器业、陶瓷业，东汉时期也有相当地发展。漆器以蜀都、广汉最为有名，都是精美绝伦的手工艺品；瓷器的烧制火候适宜，已接近后来的青瓷。
（3），经济区域的变化。随着牛耕和铁制农具的普遍推广，提高了人们开发自然界的能力，从而使江南河网沼泽大规模的开发成为可能。于是，加上各种社会原因，东汉时期的经济区域开始发生了明显变化。在东汉以前，中国经济区域主要在淮河以北，包括关中地区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当时人口分布，也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西汉时，全国人口三分之二以上，聚集在黄河中下游的司隶、豫、兖、冀、青、徐等六州。到了东汉时期，这种情况开始了大的变化，即黄河流域一些原来经济发展的地区人口减少，经济衰落；而南方出现了新的经济发展地区，人口急剧上升。如长安附近的三辅（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一带，为驰名8百里秦川的关中地区，西汉时，人口特别稠密，有240万；到东汉时，因战乱频仍，残破不堪，人口锐减至50万，经济衰落。北方诸州，如凉州、并州、幽州、兖州等，也人口大减；而南方诸洲，如扬州、荆州、益州等，人口却剧增。随着人口的增加，经济区域的开发也加快了。如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西汉时仅置会籍郡；东汉时则置吴郡和会籍郡。还有鄱阳湖、洞庭湖流域和成都平原一带，也不断开发，成为新的经济发展区域。南方经济区域虽然不断开发和增加，但全国人口的多数仍集中在黄河流域一带，因此，东汉时，黄河流域仍是全国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拥有全国最大的城市洛阳和南阳。
2，豪强地主势力的膨胀。豪强地主势力的膨胀主要反映在地主田庄经济的壮大。东汉时期的豪强地主都占有大量的土地，并大都采取田庄经营的形式。田庄规模大，方圆几十平方里，数百顷。经营范围广，有各种农产品、蔬菜、药材、果木、树林、竹林、家禽、畜类等；还有纺织、养蚕缫丝、印染、制作衣服、鞋袜、农具、兵器等手工业。所以田庄具有极强的自给自足性质，不需外界供应。
田庄的劳动力，主要是宗族中的贫困者、宾客、徒附、奴隶。地主豪强利用温情脉脉的血缘关系，笼络宗族中的贫困者，既加强和巩固了血缘纽带，又获得了忠实的劳动者和守卫者；宾客原是地主豪强的清客或幕僚，地位较高，但西汉晚期以后，宾客对豪强的依附性越来越强，故大多数则成为豪强们的劳动者了；徒附是破产的自耕农，是田庄里的主要劳动者，身份低于宾客，高于奴隶；奴隶是奴隶制度遗留下来的，田庄里有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生产性奴隶，有从事家内服役和满足豪强地主腐朽生活需要的“妖童美妾、倡讴妓乐”的非生产性奴隶。宗族、宾客、徒附、奴隶，平时是田庄的生产者，一旦社会动荡或战乱，他们就是武装起来的田庄保卫者。特别是宗族，豪强地主利用血缘关系，对他们访贫赈济、施以血缘礼仪等小恩小惠，使他们成为田庄生产和保卫的骨干力量。田庄虽有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阶级矛盾，但在地主豪强的掌控下，阶级矛盾相对缓和。主要是上下一致，积聚力量，维护自身的经济、政治特权，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成为东汉政府统治的牢固阶级基础和镇压农民起义的凶手。因此田庄经济是地主豪强势力膨胀的推手，是加剧社会矛盾，促使东汉灭亡的催化剂。
3，自耕农和封建国家所有制经济。除豪强地主的田庄经济外，东汉时期，还有自耕农的个体经济和封建国家所有制经济。自耕农即农民，他们在仅有的土地上劳作，遭受多方面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如一方面是承受封建国家繁重的赋税和徭役；一方面又要承受豪强地主因大量占有土地而偷逃税赋所转嫁过来的负担。不仅如此，豪强地主还仗势欺人，对农民予以种种限制，如以不误农时为由，不许农民捕鱼、经商；寻找种种借口，任意征发，转输远戌等。因此，东汉时期，农民生活极其艰难，往往家徒四壁而破产流离。
封建国家所有制经济是东汉时期所特有的经济形式，即封建国家不仅掌握着大量土地、山林川泽，而且还直接经营许多生产事业，特别是手工业多数集中在封建国家手里。东汉政府的大司农、少府、将作大匠、太仆等部门，出履行行政业务外，就是直接经营生产事业。如大司农除了负责国家的全部赋税收入外，就是主持屯田生产，大司农所属的平准署和导官署即分别进行丝麻织品的染色和粮食加工经营。少府是皇帝的大管家，除收管山林川泽的税赋外，就是直接组织皇室需要的各种生活品和奢侈品的生产。这样就把持了各地著名的手工业经营，而把大多数手工业集于封建国家手里。如齐、蜀的丝织品经营；蜀、广汉的漆器经营等。同时，少府所属的御府署，经营高级丝织品；尚方暑经营各种奢侈品等，都规模相当大。将作大匠经营宫室、都邑、园苑、陵墓等土木工程。太仆则经营各种兵器器械，并管理各处牧苑，以供军事及皇室需要的马匹。
封建国家所有制经济生产的劳动力，多数是奴隶和大量受刑的所谓罪犯，其次是服徭役的农民和雇佣工人。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则更多是依靠征发徭役来的劳动力。
（三），东汉与边境少数民族的关系
1，东汉和匈奴的关系。王莽篡权以后，西汉以来中央和各少数民族的臣属关系已瓦解。匈奴也乘机控制了整个西域和东北的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势力日益强大，且经常深入长城以南，对东汉边境进行骚扰和掠夺。公元46年（建武22年），匈奴贵族间爆发了因争夺单于（最高领导）权的斗争，而出现了分裂。公元48年（建武24年），匈奴南部的8大部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至五原归附东汉王朝，匈奴遂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附东汉，极大的加强了北部边防，对北部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从而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同时南匈奴入居塞内，不断接触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并促进其经济发展，有利于民族交融和同化。南匈奴归附东汉后，北匈奴的势力大大削弱，且其生活必需品，如粮食、布匹、食盐等的获得也十分困难。于是就被迫不断侵扰东汉北部郡县以获取生活必需品。公元73年（永平16年），东汉大举反击，派窦固等分4路大军，深入北匈奴腹地，连获大胜，并追至蒲类海（新疆巴里坤海）。公元89年（永元元年），东汉遣窦宪、耿秉等会合南匈奴，与北匈奴大战于稽落山，并连战皆捷，追击北匈奴至私渠北鞮海，北匈奴降者20多万。此后，北匈奴向乌孙逃去，其中一部分逐渐西移，越过中亚细亚前往欧洲。
2，班超出使西域。王莽统治时期，由于实施了错误的边境少数民族政策，故使西域各国中断了和中原地区的联系。于是匈奴乘虚而入，残暴控制西域各地。势力较大的西域莎车国就联合南道的一些小国抗击匈奴，并形成了一定的力量。东汉建立后，莎车等国即遣使朝贡，或派送侍子，请东汉在西域设都护。但刘秀深感，中原初定，无力经营西域而拒绝。这样，西域就呈现了混乱状态，并大部分受役于北匈奴之下。公元73年，（永平16年），窦固大败北匈奴，并赶走了其在车师前、后王国一带的势力，着手恢复与西域地区关系，就在这种情况下，班超奉命出使西域，打通南道。
公元73年，班超率吏士35人，到了鄯善国，不料北匈奴的使者也同时到达鄯善而使鄯善王无所是从。班超以大无为的精神，深入虎穴，不仅袭杀北匈奴驻鄯善使者100多人，而且也袭杀了北匈奴驻于阗的使者，这就震服了鄯善国和于阗国，使他们归附了东汉。第二年，班超又废掉了北匈奴所立的龟兹人疏勒王，按照疏勒人的愿望，改立疏勒故王子，深受疏勒人民的欢迎。经过班超的坚决斗争和艰苦努力，基本上肃清了北匈奴在南道的势力，打通了南道，取得了预定的胜利。公元75年（永平18年），汉明帝死，逃往乌孙的北匈奴又乘机反扑，进攻疏勒。这时，班超孤立无援，处境十分困难，东汉政府令班超撤回。但疏勒、于阗等国都不愿班超离开。于是班超团结疏勒、于阗等国人民，克服重重困难，击退了北匈奴的反扑，并与乌孙通好，重新稳定了南道的形式。公元90年（永元2年），班超又击退了越葱林进攻疏勒，并妄想控制南道的大月氏7万兵力，，从而声威大振，乘胜经营北道，设西域都护府于北道的龟兹它乾城，他亲自坐镇北道；命西域长史徐干屯疏勒，与北道呼应。公元94年（永元6年），班超率龟兹、鄯善等8国兵力7万余人，讨伐心怀二意的焉耆、危须、尉犁等国，并俘其王侯贵族。于是西域50余国，皆归附东汉。从此，通往西域各国的“丝绸之路”重新畅通无阻，西域地区和中原的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
班超于公元73年至102年的30年间，奋力于西域，为增进汉族和西域各族人民的友谊，加强中原与西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立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他机智勇敢、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一直为后人所传诵。
班超返回以后，北匈奴又侵入西域，并进而骚扰河西地区，造成很大破坏。公元123年（延光2年），东汉政府以班超之子班勇为西域长史，重新经营西域。班勇在鄯善、龟兹等国的支持下，一举击败北匈奴，收复车师前王国。以后又连续击败北匈奴单于，平定车师等六国，取得节节胜利。
东汉政府对西域各国的统治，是在保留其原有社会组织和政权形势下实现的，以“宽小过，总大纲”的策略，允许他们持有较大的自主权。西域各国也向东汉政府遣送质子，以示臣服，并定期纳贡和负担某些临时性的征发。在北匈奴侵扰破坏下，尽管双方关系有时疏远，但在彼此正确政策策略下，双方关系始终没有中断。这种关系不仅保持了西域始终是中国和西亚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孔道，更有利于西域各国吸取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促使自身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以汉族为主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3，东汉和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关系。
首先是和乌桓、鲜卑的关系。乌桓和鲜卑族都是东胡族的分支。西汉初，东胡被匈奴打败，其中一支退居乌丸山（内蒙古鲁科尔心旗西北，兴安岭南行正干大山），遂称乌桓。王莽时期，因强制乌桓组建军队抗击匈奴而激起乌桓人民的反抗，并部分乘机迁居塞外。东汉初，在匈奴的诱迫下，依附匈奴，不断寇掠东汉边缘郡县。公元46年，匈奴发生分裂，乌桓各部乘机摆脱匈奴的控制，向东汉表示臣服。公元49年，乌桓各部首领至洛阳朝贡。东汉封郝旦等酋长81人，居住在幽、并二州边缘十郡之内，并在上谷郡宁县（河北宣化）设护乌桓校尉。东汉利用乌桓人善于骑射的特长，和南匈奴一起，驻守边防，抵御北匈奴和鲜卑的侵扰。乌桓各部世代为东汉守边，而成了一支世袭雇佣军。直到魏晋时期，乌桓铁骑仍闻名天下。在和汉族人民长期交往中，乌桓族逐部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而和汉族人民交融在一起，魏晋以后就完全和汉族融合了。
居住于乌桓族东部的是鲜卑族，其社会状况，语言习惯相似于乌桓族。南匈奴和乌桓相继归附东汉后，鲜卑各部也向东汉遣使通好。公元54年（建武30年），鲜卑大人至洛阳朝贡，并接受了东汉的封号，受乌桓校尉监护，抗拒北匈奴。在东汉与北匈奴的决战中，北匈奴惨遭失败西迁后，鲜卑族就乘机占领了北匈奴故地，与散居原地的十多万匈奴人相融合，势力迅速强盛起来，摆脱了对东汉的依附关系。东汉后期，鲜卑首领檀石槐统一了鲜卑各部，在高柳北的弹汙山立庭。其统治区域东至兴安岭，西至准噶尔西部的乌孙。东西1万2千余里，南北7千余里。檀石槐统治时期，鲜卑族开始进入奴隶制时代，其国家组织是奴隶制的军事行政联合体，因而成为东汉在北方的一支威胁力量。
其次是和夫余族、高句丽族、挹娄族的关系。夫余族居住在松花江流域，其南居住着高句丽族，其北居住着挹娄族。夫余族、高句丽族在东汉时期就进入了奴隶社会，有了国家机构，奴隶主和奴隶的阶级矛盾已很明显。东汉初年，他们都先后臣属于东汉王朝，由玄菟郡管辖。挹娄族的社会发展比夫余族、高句丽族更为落后，尚处于原始社会晚期，在名义上臣属于夫余族，但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
4，羌族、蛮族反抗东汉统治的斗争。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长期居住在青海高原，过着游牧生活。王莽末年，羌人大量迁入塞内，与汉人交错杂居，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但还停留在氏族部落阶段。东汉初年，刘秀根据羌汉杂居、语言、风俗相异等情况，重置护羌校尉，管理羌族各部。同时也陆续迁羌各部于陇西、天水、扶风各郡。公元58年，窦固攻破青海境内未臣服的羌族烧当各部后，又将他们迁徙到三辅一带。为了防止羌族的联合反抗，东汉政府在青海西宁和乐都一带，长期驻军屯垦，抑制了羌族的寇掠活动，使双方处于相对平静状态。东汉后期，政治腐败黑暗，残酷剥削压迫羌族人民，引起了羌族人民从汉安帝开始，前后50多年（公元107年——159年）的三次大规模起义的激烈反抗。这三次大规模起义，虽被东汉政府残酷镇压下去了，但使整个西北地区（包括三辅和并、凉二州）残破不堪，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给东汉统治以致命打击。
蛮族居住在今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广西等地。其中在湖南境内的为槃瓠诸部；在四川东部及湖北一带为廪君诸部；在四川北部及陕西汉中地区的为板揗诸部；在广东、广西境内的则为落后的乌浒蛮。对这些地区，从秦汉以来，就已设置郡县，由封建国家直接管理。这些众多的蛮族部落，与封建国家保持着不同的臣属关系，担负着一定的封建义务。西汉末年的社会大变动中，大量汉人流入蛮族居住的湖南地区，和蛮族杂居。东汉王朝建立后，为了控制蛮族地区的流动人口，加重了蛮族人民的负担，而引起了湖南武陵蛮的反抗，于公元47年（建武23年），攻击当地郡县。刘秀在三年内，先后派兵镇压，前两次都以惨重失败而告终，第三次又派伏波将军馬援率兵4万前往镇压，在蛮族人民的顽强抵抗下，汉军死亡大半，马援也染疾而亡，最后起义者在弹尽粮绝，饥饿困乏的情况下被镇压下去了。之后东汉政府和汉族地主更加强了对湖南槃瓠诸蛮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于是更激起了槃瓠诸蛮中的澧中、漊中、零陵、长沙、武陵等地的蛮族人民从公元114年（元初2年）至公元157年的三次起义斗争高潮。最后东汉政府虽调集10多万大军免强镇压下去，但汉军一撤，起义烽火又燃起，且连绵不断，一直延续到东汉王朝的覆灭。
除湖南诸蛮的斗争外，四川、湖北的廪君诸蛮，也不断反抗东汉政府和汉族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如公元101年（永元13年），廪君南郡的巫蛮人民起义；东汉末年，江夏蛮和庐江黄穰领导的农民起义相结合，掀起了10多万人的大起义，攻占多座城镇，坚持数年之久；巴蜀汉中的板揗蛮诸部，为反抗东汉的非人统治和奴役，奋起反抗，进攻三蜀及汉中诸郡，并和黄巾起义相结合，进行共同推翻东汉王朝的斗争。
5，东汉和“西南夷”的关系。东汉时期，“西南夷”的经济文化发展很快，物产富饶。在益州郡（云南晋宁）西部，居住着众多的哀牢族。永平年间，哀牢王柳貌率众50多万人归附东汉王朝，于是，汉明帝于公元69年（永平12年）在哀牢区置哀牢、博南二县，与益州西部都尉所属6县合置为永昌郡。哀牢族保持着原有的邑落组织，由本族的大小邑王治理，每年向东汉政府缴纳一定的盐、布等物品作为常赋。还有四川西部越寯郡的邛都夷大羊诸部，蜀郡西部都尉的筰都夷白狼、槃木等百余部，也相继归附东汉。这样，“西南夷”就和东汉王朝保持了良好的臣属关系，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不断传入这些地区，促进了这些地区经济文化向上发展的同时，也改变着这些地区的生活习俗，从而促使了“西南夷”地区社会的发展。
（四）东汉后期的腐朽统治和黄巾起义
1，东汉后期的腐朽统治
（1）外戚宦官擅权。东汉第三代皇帝（章帝）后的9个皇帝，几乎都在幼年继位。因此每一代皇帝开始时，都是有皇太后临朝称制，并依靠外戚和宦官。章帝死后，年仅10岁的和帝即位。窦太后临朝，其兄窦宪、窦景掌握实权。窦氏一门飞黄腾达，权势显赫，所售赏赐，几使国库空虚。公元92年（永元4年），日益长大的和帝，为了收回自己的权力，在宦官郑众的帮助下，诛灭了窦氏势力。郑众因功封侯，宦官势力开始增长。
和帝死，年仅百日和13岁的殇帝和安帝先后即位，邓太后把持政权，其兄辅政。邓太后死，安帝亲政，阎皇后兄弟阎显等典章禁兵；宦官李闰、江京、樊丰，并掌机要。形成了外戚、宦官共同把持政权的局面。此时，外戚、宦官互相勾结，假作诏书，胡作非为，草菅人民，政治非常腐败。
安帝死，另一派宦官又消灭了阎氏势力，拥立被废的皇太子刘保为帝，即顺帝。从公元135年（阳嘉4年）至公元159年（延熹2年），4代皇帝的20多年间，外戚梁商、梁冀父子的势力达到了登封造极的程度。顺帝死后，质帝即位，梁太后临朝。梁冀依仗太后权势，飞扬跋扈，毒死质帝，拥立年幼而又昏庸无能的桓帝即位。从此他狐假虎威，专横跋扈，驾驭朝政。特别是仗势大肆搜刮民财，在洛阳周围霸占了1千多平方里的园苑；在河南城西建造了一个专供戏耍的周围数十里的兔苑；掠取数千人做奴隶。梁冀残忍贪暴，无恶不作，民怨沸腾。梁皇后死后，在一群宦官的策划下，消灭了梁氏势力，自公卿大臣至故吏宾客，因牵连而死、免者，数百人；没收梁冀财产拍买后为30多亿，相当于东汉政府半年的租税收入。
一群宦官，即单超、左悺、徐璜、具瑷、唐衡等五人，因讨灭梁冀有功，同日封侯，分掌朝廷军政等要职。单超早死，4侯专横。作威作福，残害人民。中常侍侯宽，大肆聚敛，贪图巨万计，夺取民田118顷，住宅381所。又大规模地修建有楼阁、池塘、苑园等皇宫式的住宅16处。即是宦官兄弟姻亲，宰州临郡，皆为非作歹，残害人民，致使东汉王朝变成了人间地狱。
桓帝死，12岁的刘宏继位，为灵帝，窦太后临朝。灵帝父窦武任大将军辅政。面对宦官势力的猖獗，窦武欲除掉宦官势力，但遭窦太后反对。不久，机密泄露，宦官曹节等发动政变，幽禁窦太后，杀死窦武。宦官再霸朝政。他们更加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了。
外戚、宦官腐朽黑暗的统治，致使东汉王朝面临崩溃的边缘。为此，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为担忧东汉王朝的前途，而要求政治改革，反对外戚、宦官专权。如和帝年间，司徒袁安、司空任隗等反对外戚窦宪、窦景兄弟专权的斗争；桓灵前期，反对派李固、杜桥、李云、杜众等反对外戚梁商、梁冀父子专权的斗争；桓灵后期，反对派李膺、陈蕃、陈实等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等。但这些斗争触及了外戚、宦官和皇族的根本利益，而遭到了残酷镇压，致使李膺、杜密、虞放、范滂等所谓反对党数百人冤死狱中，受牵连而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这就是东汉末年的所谓“党锢之祸”。
（2）社会矛盾急剧激化。东汉中后期，由于地主豪强的田庄经济扩大，土地兼并剧烈，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农奴或流离失所；外戚、宦官专权，政治黑暗，卖官鬻爵，横征暴敛，敲诈勒索，人民负担如牛负重；再加连年水、旱、蝗灾，社会矛盾急剧激化，人民无任何生活出路，只有起来反抗。故从公元109年（永初3年）至公元162年（延熹5年），先后爆发了青州张伯路领导的起义；会稽曾旌领导的起义；广陵张嬰领导的起义；徐凤、马勉领导的九江起义；公孙举、东郭窦领导的泰山、琅琊起义。这些起义虽被镇压下去了，但更使社会矛盾的急剧激化，并终于酿成了公元184年大规模的黄巾起义。
2，黄巾起义。黄巾起义的指导思想是太平道和五斗米教。太平道的创始人是河北巨鹿人张角，他根据琅琊人于吉的《太平清领书》创立之。《太平清领书》早已失传，其主要内容，在《道藏》的《太平经》尚有一些片断，如“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是人生六大罪之一，那是“与天为怨，与地为咎，与人为大仇”；“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者，而不肯力为之，反使饥寒，负其先人之体”，也是六大罪之一；“人无贵贱，皆天所生”等。可以看出，张角根据《太平清领书》所创立的太平道，是主张人人平等的。这种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正好符合亿万农民群众反抗土地兼并和财富高度集中的愿望。五斗米道的教义和太平道教义相似，其创始人是沛人张陵，张陵死后，分别由其子、孙张衡、张鲁继之。
张角以行医为名，发展教徒30多万，并分别活动于青、徐、幽、冀、荆、扬、兗、豫等州。为了将众徒更好地组织起来，张角按军事编制将众徒分为36方，每方有渠帅领导，自己为总指挥。经过长期的准备部署后，张角于公元184年（中平元年），即甲子年2月，终于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发出了起义动员令。接着36方同时起义，数十万农民同时拿起武器，并头裹黄巾，而称黄巾军。黄巾军在各地杀官吏、烧官府、摧毁豪强地主的田庄，没收他们的土地和财物，开仓赈济贫民，起义形势一片大好。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张梁分别为“地公将军”和“人公将军”。
黄巾起义后，主攻力量集中在冀州、颖州、南阳3地区，矛头直指洛阳。东汉政府非常惊惶，急调各路大军，防守洛阳周围8个要塞和镇压各路义军。同时下令解除党锢，动员整个地主阶级的力量镇压黄巾起义；各路豪强地主也纷纷起兵，协助东汉政府围剿黄巾军。
在各路敌军的围剿下，黄巾军英勇反击。张曼成领导的南阳黄巾军，一举攻克郡城，杀死太守褚贡；波才领导的颍川黄巾军击败了朱儁军，并将皇甫嵩军包围于长社（河南长葛）；张角兄弟领导的冀州黄巾军将卢植、董卓军打得狼狈逃窜；广阳黄巾军击杀了幽州刺史郭勋和太守刘卫；汝南黄巾军也大败了太守赵谦。这些胜利，进一笔扩大了黄巾军的影响和声势。
但黄巾军是在预定计划遭泄密的情况下，仓促起义的。故打乱了原定部署，无法实现在首都洛阳起义的计划。这就给东汉王朝实施有组织地镇压，各个击破提供了机会。于是，波才领导的颍川黄巾军被皇甫嵩、朱儁、曹操等所败，解除了对东汉王朝的直接威胁。正在决战的关键时刻，黄巾军的最高领袖张角又病逝；张宝、张梁也在反击的血战中先后牺牲；在南阳和朱儁军的血战中，黄巾军南阳的领袖张曼成、赵弘也相继牺牲。这样，经过9个月的决战，黄巾军的冀州、颍川、南阳等主力都先后失败了。但分散在各地的起义群众仍不断举行起义，继续进行艰苦卓绝地斗争。
公元185年（中平2年），河北、河南、山西一带的广大农民又举义旗，并名号繁多，如黑山、黄龙、左校、等20多部，总计达100多万人。在斗争中，他们又联合起来，统称“黑山军”，其首领开始是张牛角，后是张燕。“黑山军”坚持了长期的斗争，后被袁绍、曹操等所镇压。
公元188年（中平5年）2月，黄巾军余部郭大起义于西河白波谷（山西襄汾县），号白波黄巾军，发展至10余万人，长期转战于中原地区；6月，益州黄巾军马相等起义于绵竹（四川德阳），众至数万人，但不久即被州郡和豪强联合所镇压；10月，青徐地区的黄巾军余部又再度起义，活动于青、冀、徐、兗等地。至公元190年发展至20多万人，在张饶等的领导下，攻入青州北海（山东昌乐），大败白海相孔融。队伍最后发展至100多万人，攻破兖州，杀任城相郑遂，又转入东平，杀兖州刺史刘岱。最后被曹操所镇压。这样，历时4年多的大规模的黄巾起义就失败了
在汉中，有以张鲁为首的五斗米道起义，并于公元191年（初平2年），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农民政权，张鲁自号为“师君”。这个政权维持了20多年，公元215年（建安20年），被进攻汉中的曹操所败。
黄巾起义是经过长期准备，有组织、有纲领的武装斗争，它所提出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对维护封建统治的“天命观”是一沉重的打击；在它驰骋南北，横扫东西的过程中，基本上摧毁了东汉政权，东汉剩下的也只不过是军阀混战中，名存实亡的外壳，在其苟延残喘中，被曹魏篡夺而灭亡；它还扫荡了东汉统治中最腐朽的外戚、宦官势力，冲击了东汉田庄经济式的土地高地集中的严重局面。因此，黄巾起义的历史意义是巨大的，为以后人民群众反封建压迫、剥削提供了有力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