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的“东南”即指在福建、两广与清廷作战，“西北”即指吴三桂大将王辅臣从四川进军关中的作战方向；“万里长江飘玉带”，即指其长江防线。

为了便于理解诗中隐含的战略意图，读者可参考下文所附《平定三藩叛乱要图》、《清初三藩之乱图》、《平定三藩叛乱形势图》（据《百度百科》）。

《清史稿》记载了吴三桂起兵之初的战争形势：

三桂传檄所至，反者四起：提督郑蛟麟，总兵谭弘、吴之茂反四川，巡抚罗森、降将军孙延龄以有德旧部反广西，精忠反福建，河北总兵蔡禄反彰德，三桂势益张；又遣使与达赖喇嘛通好。

“一轮明月滚金球”，应指“月全食”或“月食”的天象，这也是暗喻其推翻清廷，取而代之的表达。 

此诗应该是吴三桂极少数亲属及亲信掌握的诗作，姑且称之为“吴三桂衡山称帝诗”。

四、“乾隆题诗”来到天柱金凤山的推测

吴三桂身死后兵败，其“匣骨藏安福园石桥水底”（《平滇始末》语）被打捞出来，“析三桂骸”（《清史稿》语），尸体遭到分解毁灭，其亲属及其跟从遭到清廷残酷诛杀。

如果吴三桂就是金凤山寺伪托“乾隆题诗”所作“反诗”的作者，就存在有两种可能，即：

第一种可能，他在康熙十三年（1673）“自云南至常德”途经天柱，然后到过金凤山寺；

第二种可能，吴三桂并未到过天柱，这是其后人刻意伪托“乾隆题诗”，将金凤山寺作为联络之用，也兼作其后代秘密祭祖之地。

关于这两种可能，我认为，第一种存在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吟诗的地点不可能是在天柱金凤山，且当时军情紧急，天柱也不可能是吴三桂取道湖南的必经之路。

据《清史稿》记载：

十三年正月，三桂僭称周王元年，部署诸将：杨宝廕陷常德，夏国相陷澧州，张国柱陷衡州，吴应麒陷岳州。偏沅巡抚卢震弃长沙走，副将黄正卿、参将陈武衡以城降。襄阳总兵杨来嘉举兵叛，郧阳副将洪福举兵攻提督佟国瑶，击破之；走保山寨，皆应三桂，受署置。三桂自云南至常德，具疏付折尔肯、傅达礼还奏，语不逊。上命诛应熊及其子世霖，诸幼子贷死入官。

据《平滇始末》记载：

十二月初一日，由中路发。三桂先遣吴应贵为先锋，从普安至贵州，提督李本深降。三桂亲率胡国柱、方献廷、马宝、夏国相、吴应麒等陆续发，由平大、黔威至贵州。以平大总兵朱某不肯降，故以重兵压之，朱遂降，心未甘服；后阴勒兵应广西，左右首发，全家被害。三桂兵压贵州，文武官皆降，惟总督甘文焜走至镇远，缢死吉祥寺中。初，甘问终身数于朱二眉，眉判云：“一路吉祥。”迨奔镇远，举头见寺额曰“吉祥”，曰：“吾数难免。”遂缢。三桂乃长驱陷辰、沅、常德，自走荆、江，五千里无只骑拦截。

从《清史稿》、《平吴录》、《平滇始末》记载可知，吴三桂在康熙十三年（1673）“十二月初一日”从云南起兵之后，就一直在“二十日”内追杀甘文焜。他追到镇远时，甘文焜在镇远吉祥寺自尽了。这就是说，吴三桂走的是镇远，再从镇远去到湖南常德，他没有必要途经天柱。

第二种存在的可能性较大。近年随着岑巩县“吴氏秘史”的解密，吴三桂及其张皇后、陈圆圆、吴应麟、马宝都秘葬岑巩县水尾镇马家寨的家族秘史也已公布于世。吴三桂在黔东南留下的历史遗迹，也开始引起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吴三桂衡山称帝诗”在天柱金凤山出现，被人们长期误解为“乾隆题诗”。我认为，该是“去伪存真”的时候了。

我判断，吴三桂还应有一支后代逃到了天柱县，出现在金凤山寺的伪托“乾隆题诗”，实际就是吴三桂这一支寻亲、联络其他失散宗亲的“暗号”。这一首诗既然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来历，那么这一位“立碑人”故意伪托“乾隆下江南”来到天柱金凤山，就是为了掩人耳目。这一位“立碑人”也可能就地“出家”当了金凤山和尚。他的目的，隐藏自己不被清廷发现，又可以尽可能让其他失散的人找到他。

把一首明明是吟诵湖南衡山的诗，附会成天柱金凤山也是南岳，这个错误是显然的。这就好似日后有人将吟诵南岳的诗刻在南方任何一座山上，那是不是若干年以后，也还会引起类似的笔墨官司呢？

即使是乾隆生活的年代，南岳之争也不会发生在一位帝王身上。史料也没显示过乾隆为南岳是哪座山操过心。所以，拿一首吟诵南岳的诗，栽在金凤山上，结果金凤山就成了莫名其妙的南岳，这样的结论也太草率了。

至于天柱金凤山也有湖南衡山相同的地名与称呼，在我看来，这也无非就是当年那一位吴三桂亲属隐居于此地的心计使然。他是把天柱金凤山打上吴三桂当年在衡山称帝的印记，这才是天柱金凤山有“祝融峰”、“南岳庵”、“祝融庙”的来由。

五、金凤山“吴三桂称帝诗”的立碑人是谁

确定金凤山“乾隆题诗”并非乾隆所作，而是吴三桂，这也为我们解开残碑刻字的涵义提供了与“帝位”、“君位”联系在一起进行考证的思路。

这也是解开金凤山历史之谜的关键。

从残碑上刻“传□济正宗第三十五世”、“四十世孙常□”和“清嘉庆十年岁次乙丑”来看，这位“立碑人”可能改姓为“常”，也可能故意隐去“吴”姓，“常”就是字辈。

此“常”字，按《说文》：“下帬也”。“下”，暗指“失去君位”；“帬”，同裙，念“衣君”，与“一君”同音，这就是暗示吴三桂为其“大周”的“开国皇帝”。“常”也可暗指吴三桂起兵之后主要居住的常德。从这个意义理解，吴三桂在天柱后人以“常”为姓的可能性较大。

“清嘉庆十年岁次乙丑”，即1805年，此时距吴三桂身死127年（或128年），距“平定三藩之乱”124年（或125年）。从1681年兵败算起，碑上“第三十五世”至“四十世孙”正好五代。我的判断就是这个世系是按照明朝吴氏族谱来定的，如果逃到天柱的是吴三桂的孙子，那么吴三桂在其明朝吴氏延陵堂族谱上就该是第三十三世，这个“三十三”与其称帝时的“三月三”有何暗合之意，也应在岑巩吴氏族谱上求证。

假定这个“四十世孙”为长子，在1805年为40岁，则其出生于1765年。再假定这一支的长子隔代参数为25岁，则其“三十五世”出生于1665年，此时为康熙四年（乙巳），也就是说判断这一位“传□济正宗第三十五世”为康熙年间人是没有问题的。

残碑上的世系并不是什么教派的传人世系，而是表明“祭祖”的。这个可以从残碑上的“济”字找到端倪。

“济”，按《说文》： “济，水，出常山房子赞皇山”。

“赞皇山”一浮出“水面”，其意不言自明，立碑人是将金凤山作为祭拜吴三桂的“赞皇山”。

“正宗”二字，为我们破解立碑人找到了直接线索，他就是“吴世琮”。“正”与“旺”相通，古时“旺”与“王”通用。“王”与“宗”在字形上相配，就是“琮”字。

《清史稿·本纪六·圣祖本纪一》记载了他的最后一次行踪：

（康熙十八年秋七月）乙卯，额楚败吴世琮于南宁，世琮遁。

1679年秋七月，吴世琮被清将额楚在南宁打败以后，他就再也不知所踪。他在《平吴录》也只有一条记载：

甲寅（1674），兵至湖广，陷辰州。湖南巡抚卢振在长沙，弃城而走，所属州县官望风奔溃。于是沅州、常德、宝庆、长沙、永州、衡州、岳州等府俱属桂。桂命吴应麒挂讨朔将军印守岳州，吴国贵挂靖朔将军印守衡州，王屏藩挂破朔将军印攻四川，方光琛巡抚湖南。吴世琮挂大将军印攻广西，全省俱陷，擒李棠、傅宏烈送桂，桂赦之，用宏烈为监军道，棠及方孝标为承旨学士。

在被清廷抓捕剿杀的名单里，没有看到吴世琮的名字，而且从现在已知的情况来看，他也没有跟陈圆圆、吴应麟、马宝他们隐藏在马家寨。

“传□济正宗第三十五世”的缺字，我推断就是“四十世孙常□”里面的“常”字，暂且判断，吴世琮当时很可能使用“常济”这个化名，他就是很可能在1681年兵败以后逃匿到金凤山寺出家的住持和尚。

而那个“传”，就是“驿站”的意思。按《说文》：“传，遽也。”古人也解：“传，驿也。”

在我看来，“传□济正宗第三十五世”就是吴世琮，当年吴世琮用一首只有吴三桂少数亲信才知道的“称帝诗”作为联络信号，因此，他第一次立下了“吴三桂衡山称帝诗碑”。但是他颇有心计地将一座偏僻的小庙，用其携带的金银逐渐将其扩建为具有“南岳庵”、“祝融庙”的隐身之地，他把附近的山峰称为“祝融峰”，这一切的做法，无非都是在暗自聚合四处逃散的有关重要人物。

也许当年吴世琮立的石碑已经风蚀严重，所以到了“四十世孙常□”，在“清嘉庆十年岁次乙丑”的1805年就重新立下了我们今天看到了这块“吴三桂衡山称帝诗碑”。

给“吴三桂衡山称帝诗碑”赋予“乾隆下江南”传说色彩的应该就是这位“四十世孙常□”，1805年重新立碑的时间距乾隆1799年（嘉庆四年）去世之间有六年。因此，“四十世孙常□”制造了“乾隆题诗”的噱头。

六、吴三桂墓葬在何处

吴三桂是康熙十三年（1673）正式“反清”的，其死于康熙十七年（1678）。《平滇始末》记载：

“三桂见兵势日促，人心渐变，力实难支，每自叹曰：“吾何苦，何苦！”日夜忧惶，遂于康熙十七年八月十八日死于衡州”。

从目前岑巩吴氏解密的程度来看，我认为吴三桂的墓葬也未必在马家寨。尤其是对马家寨残碑“受皇恩□養一次八十五歲吳公號□□墓”的解读，我认为李治亭先生解读的结论存在商榷之处。

李治亭先生认为该碑文指向吴三桂，补缺的碑文为： 

“受皇恩頤養一次八十五歲吳公號碩甫墓” 

现学界通常认为：

吴三桂遗体被其大将马宝秘密运到黔东南，最后将其葬在岑巩马家寨。通过对吴三桂墓碑碑文的详细考察与分析，确定其碑文为“受皇恩颐养一次八十五岁吴公号硕甫墓”。经专家考释：其中“受皇恩颐养”指的是“受皇天之恩眷顾，顾养天年”；“一次”指的是创业之主——大周太祖高皇帝，即吴三桂，因为康熙十七年吴三桂之孙吴世璠在云南昆明即位时，追认吴三桂为大周太祖高皇帝；“八十五岁”指的是吴三桂卒年康熙十七年八月十五；“硕甫”为吴三桂的字号。 

如果按照吴氏秘传人的说法，吴三桂死于八月十五日，那么比世传死期八月十八日提前了三天。

我认为这块残碑的碑文属于吴三桂的儿子辈。他作为所谓的“大周”“皇帝”，不可能“自受其恩”，只可能是其后代“受皇恩”；“一次”解为“吴三桂为祖，其后以一起始纪代”。如果吴应麟另有墓葬，则学术界有关陈圆圆是否有子嗣的疑问，就可以从这块墓碑得到答案。既然这块碑文不属于吴三桂，那么根据这个碑文的隐秘规格而言，他就应该是陈圆圆与吴三桂的亲生儿子。

如果只能提供吴三桂也葬在马家寨的证据就是这块碑文，那么，我也基本可以断定，吴三桂并不葬在马家寨。

吴氏“秘传人”吴永鹏即使知道吴三桂的埋葬地点，他也不可能公布吴三桂真实的墓葬处，否则，按其祖训来讲，他真的就是“大逆不道”了。

我现在要提出的观点是，马家寨吴氏“秘传人”根本不知道吴三桂的秘葬处。 

据《平滇始末》，吴三桂最信赖的是方宪廷和胡国柱。

方献廷者，徽州人，其父曾总督蓟辽，三桂隶麾下，以故旧干桂。善奕、能诗、多游谈，自以为管、葛比，三桂信之，延为师，训其孙世璠。

吴三桂对方宪廷表面上是言听计从，但实则刚愎自用，对于方宪廷关于不要重用吴应麟、夏国相、马宝的告诫，口上应允。

（方宪廷）曰：“公婿夏国相、侄吴应麒将任重权，此二人庸鄙贪纵，必偾事。总兵马宝，吕布之流，反覆无常，后必决裂，归罪于我。势难其事也。”三桂曰：“婿侄在我，我立誓不用。若马宝老于流贼，若兵出留于滇，恐有不虞，当另处。”乃以方为学士、中书给事，专帷幄。其婿胡国柱尤亲信，为桂替身，此谋彼断，此断彼谋，事非二人不行也。

从吴氏“秘传人”吴永鹏的“解密”可知，吴应麟为吴三桂与杨氏所生。为避免其正室张氏生事，托与其兄吴三凤抚养。显然，表面上的“叔侄”关系也瞒过了方宪廷，而正是由于这个隐秘的父子关系，将驻守吴军战略门户岳州的任务交给了吴应麟。

吴三桂为了弥补父子感情的缺憾，不顾方宪廷的忠告，将“庸鄙贪纵”的吴应麟委以重任，岳州失守，致使全线溃退。正如方宪廷预料的一样，他把所有责任都推卸到了方宪廷身上。

《平吴录》记载了吴应麟溃败的情况：

“自桂殁后，各路不守，吴应麒弃岳州，胡国柱、夏国相、吴国贵弃衡州，马宝、王绪弃长沙，俱会于常德。世（璠）召胡国柱、夏国相、马宝、王绪等十六人旋贵州侍卫，以郭昌为刑部尚书，来度为贵州巡抚。国贵奔武冈州，大兵遂进常德，抵辰州。国贵在武冈，日登山巅望我兵，为冷炮所中而死。”

“吴应麒自长沙、常德、辰州节节退奔，至沅州，营楚王宫殿不就，又奔镇远，招其子龙威将军世琮同走。我兵日逼，夏国相大惧，九月，托言大婚，挟世璠退保南，百官星散。次日，苗兵大掠，城市一空。应麒自贵州一路招得逃兵，驻交州，欲行篡弑，郭壮图伪诏缢杀之。初，应麒来朝，世璠留款内庭。应麒大骂方献廷首祸，欲悔无及，国相等皆大恸，惟世璠无词，其君臣间情事可见矣。”

根据《清史稿·本纪六·圣祖本纪一》记载的“十七年戊午”：

九月癸亥，吴世璠使其将夏国柱、马宝潜寇四川，谭弘复叛应之，连陷泸州、永宁，夔州土匪应之。命将军吴丹、噶尔汉，提督范达理、徐治都分道讨之。乙丑，以赖塔为平南大将军，率师进云南。戊寅，吴丹复泸州。

冬十月癸未，上巡近边，次灤河，阅三屯营兵。己丑，将军鄂内败吴应麒于石口。

吴三桂在这一年的八月去世，从作战时间上看，马宝、吴应麟都不是护送吴三桂遗体进入贵州秘葬处的人。 

《平吴录》记载：

“桂自僭位后，形容憔悴，八月十八日遂死。胡国柱等以棉裹尸，潜载至常德敛之。方献廷解职，送殡云南，衡州军民七日后方知桂死。”

从《平吴录》来看，押运吴三桂遗体归葬的并非马宝、吴应麟，而是方宪廷。但是在方宪廷之外，还应该有一个神秘的执行人。

吴三桂的遗体被胡国柱从衡州运到了常德，吴应麟、夏国相、吴国贵、马宝、王续等人不顾战线失守，就纷纷弃城跑到常德奔丧。在常德时，他们显然商讨了吴三桂的治丧问题，但是当时形势危急，负责决策的胡国柱、方宪廷只能审时度势。

这二人必须考虑一个问题：吴军还能抵抗多久？他们必须尽快作出一个万全之策。

我认为，当时最佳的方案就是将吴三桂进行秘葬。如果未来吴军取胜，再对吴三桂风光大葬；如果失败，吴三桂的遗体就在秘密地点得到保全。

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得机密行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方宪廷是不相信吴应麟、马宝、夏国相的，因此，方宪廷的安排不大可能告诉这三人。这些人不顾战局离开守城的行为，表面是对吴三桂忠心，实则完全没有大局观。方宪廷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作为军师，在强人吴三桂去世以后，他已经无法驾驭这群武夫了。

他的忧虑促使他提出了所谓的万全之策，这一定取得了胡国柱的同意。

他们二人共同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将吴三桂秘密下葬。

这一位心思缜密的军师会怎么安排吴三桂的秘葬任务呢？

我的设想是，方宪廷在当时形势下，选定好执行秘葬任务的合适人选以后，也作好了“疑兵”安排，他们在常德安排了水路与陆路。为了掩人耳目，陆路这一支由方宪廷负责，意在掩护水路，其亲自押送，“送殡云南”，大张旗鼓地往云南疾奔。

当时从沅州(今怀化)进入贵州有两条水道，上走岑巩，下走天柱。

从当时形势来看，水路最安全。而在怀化分道走的，必有一真。

即便证实陈沅(圆圆)等人落脚点在马家寨，也不能证实三桂就葬于此。如果这一众暴露，显然会被追查三桂葬所。因此，从安全角度虑，他们一定选择了“声东击西”的办法，三桂不会葬于此处。

三桂真正葬所，两点取其一，只会在天柱。

而别居马家寨的吴氏“秘传人”，未必知道当年军师方献亭的“陆路一、水路二”的安排。

假如马家寨吴氏“秘传人”根本不知道天柱金凤山上存在“吴三桂衡山称帝诗”，那么就可以据此推断当年的确存在方宪廷“陆路一、水路二”的安排，而天柱这一边吴氏曾经在125年里“以诗找人”的做法，就说明两边失去了联系。

那么，这位神秘的执行人又会是谁呢？

能够担当此次绝密人物的最佳人选就是吴世琮。方宪廷也许信任的还是这一位多次打胜仗，且在南宁制造孙延龄灭门案的屠夫。

在吴三桂的亲信里面，吴世琮的时间要比马宝、吴应麟更加充足。

《清史稿·本纪六·圣祖本纪一》记载：

（十七年戊午）二月甲辰，傅弘烈疏言吴三桂兵犯广西，诏额楚、勒贝守梧州。己未，上御经筵，制四书讲疏义序。丁卯，皇后钮祜禄氏崩，谥曰孝昭皇后。辛未，莽依图及吴世琮战于平乐，失利，退守梧州。命尚之信及都统马九玉会师守梧州。 

十二月丁亥，额楚、傅弘烈及吴世琮战于藤县，不利，退守梧州。

我猜想吴世琮在1678年二月辛未平乐之战打败莽依图后，他就从广西奔回衡州去见吴三桂，参加了吴三桂这年“三月朔”在衡山的“称帝”。如果吴三桂的身体状况已开始欠佳，他就会留在吴三桂身边，那么吴三桂八月去世，吴世琮就有三个月以上的时间来护送吴三桂遗体到达秘葬处。匆匆下葬后，他就于同年十二月左右赶回广西，在藤县打败了额楚、傅弘烈。但是1679年秋七月，吴世琮被清将额楚在南宁打败以后，就败退到了镇远，吴应麟“至沅州，营楚王宫殿不就，又奔镇远，招其子龙威将军世琮同走。”（《平吴录》语）我猜想他没有跟吴应麟败退云南，而是继续处理吴三桂秘葬善后事宜以及隐藏驻地的建设问题。

吴世琮作为秘葬任务的执行人，应该连他的父亲吴世麟都没有告诉。这或许也是军师方献亭的嘱咐。

吴世麟去了云南，他们就此失去联系。

到了嘉庆年间，吴世琮的四世孙仍然以诗明迹，继续在暗中联络失散各地的宗族。 

也许，这才是历史的真相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