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寓秦淮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晚年又称文木老人，自称“秦淮寓客”。祖籍江苏省六合县(今属南京市六合区)，出生在安徽省全椒县一个“科第仕宦多显者”之家。曾祖辈在明、清两代都是达官显宦，但吴敬梓一支，从他祖辈起就日渐衰微。他祖父吴旦是监生，做过州同知。父亲吴霖起是拔贡，做过江苏省赣榆县的教谕，吴敬梓13岁丧母，14岁随父宦游，22岁那年，方正不阿的父亲为恶浊的封建官场所不容，在苏北度过了8年苜蓿生涯，终不免罢官，带着吴敬梓回到故乡，次年吴霖起郁郁而死。父逝后的吴敬梓独担门户，种种矛盾丛集一身，首先是遭到“家难”——族人欺他是嗣子身份，又是两代单传，蓄意侵夺祖遗。加上他不顾身份贵贱，广泛交接各色人物，“性耽挥霍”，不能“光耀门第”，所以宗族长辈兄弟歧视他，唾骂他。没有几年，他的田地卖光，乡里豪绅把他“传为子弟戒”，亲友故交或拒于门外，或避他于路途。同时，全椒朱家有人中了进士，满街大放炮仗，市井如醉如狂，使他深感厌恶，于是，他怀着“逝将去汝”的忿懑，于1733年移家南京。

　　移家南京后的吴敬梓，深深地被这个东南第一都会所吸引。他后来在创作《儒林外史》时写道：“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多里。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城里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城里城外，琳宫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时，是四百八十寺，到如今，何止四千八百寺!大街小巷，合共起来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不论你走到哪一个僻巷里面，总有一个地方悬着灯笼卖茶，插着时鲜花朵，烹着上好的茶水，茶社里坐满了吃茶的人。到晚上，两边酒楼上明角灯，每条街上足有数千盏，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并不带灯笼。那秦淮到了有月色的时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魄。两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穿了轻纱衣服，头上簪了茉莉花，一齐卷起湘帘，凭栏静听，所以灯船鼓声一响，两边帘卷窗开，河房里焚的龙涎、沉、速、香雾一齐喷出来，和河里的月色烟光合成一片，望着如阆苑仙人，瑶宫仙女。还有那十六楼官妓，新妆服，招接四方游客，真是朝朝寒食，夜夜元宵”。

　　也许就是这种大都会的文化氛围，使他决心终老于斯。在《移家赋》里他抒发了自己的这种感受：“金陵佳丽，黄旗紫气，虎踞龙盘，川流山峙，桂桨朴地，实历代之帝都，多昔人之旅寄，爰买数椽而居，遂有终焉之志”。

　　吴敬梓在南京的住处自署为“秦淮水亭”，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很难找到这“水亭”的确切遗址了。不过，我们仔细读一读《儒林外史》和有关资料，还是可以窥见“水亭”地址端倪的。《儒林外史》第三十三回描述杜少卿(吴敬梓是其原型)来南京后，即找几间河房住：“当下走过淮清桥，迟衡山(樊圣谟是其原型)路熟，找着房牙子，一路看了几处河房，多不中意，一直看到东水关。这年是乡试年，河房最贵，这房子每月要八两银子的租钱。杜少卿道：‘这也罢了，租了住着，再买他的。’南京的风俗是要付一个进房，一个押月。当下房牙子同房主人跟到仓巷卢家写定租约，付了十六两银子。”吴敬梓住在哪里，本回没有直书。但到了四十四回就知道了，有位余有达的因从南京过，想起“杜少卿住在南京利涉桥河房里”，又第三十六回中“武书道：‘他(指杜少卿)现在住在利涉桥河房里。”这河房，吴敬梓给它署了个雅名“秦淮水亭”。证以吴敬梓在《洞仙歌》中所说：“我亦有闲庭两三间，在笛步青溪、板桥西畔”；另外他在《移家赋》中说：“诛茅江令之宅”。据考笛步(即邀笛步)和江令宅(南朝词臣江总之宅，唐代诗人刘禹锡有诗云：“南朝词臣北归客，归来惟见秦淮碧。池台竹树三亩余，至今人道江家宅。”)都在利涉桥(即桃叶渡，桃叶渡因晋代书法家王献之在此迎接他的爱妾桃叶过渡而得名)附近，由此可知吴敬梓当时即住此处无疑。前几年，有关部门在此修建了吴敬梓故居。

　　初到南京的这年冬月十五，吴敬梓独步文德桥上俯视，看见一轮明月“落”入水中，月影剖为两半，桥东一半，桥西一半，煞是奇特。这时他“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随口吟出：

　　天涯羁旅客，此夜共婵娟。

　　底事秦淮水，竟无人月圆。

　　没过几天，吴敬梓的夫人举家从全椒迁来。吴敬梓心中犯疑。乔迁大事，何以不与我商量便擅自作主？正待发问，夫人递过一张诗笺。他接过展读，竟是那夜在文德桥上口占的四句诗。吴敬梓拉着夫人去看“秦淮分月”。桥上桥下，看到水中的明月却是皎皎一轮，再见不到剖成两半的月影。吴敬梓又吟出一诗：

　　秦淮波荡月，也解惜婵娟。

　　常愿桥头影，亦随人共圆。

著述《儒林》

 

　　大概是因为利涉桥河房租金太贵，吴敬梓后来搬到了大中桥。据程晋芳《文木先生传》云：“而家益以贫，乃移居江东之大中桥，环堵萧然，拥故书数十册，日夕自娱。窘极，则以书易米。或冬日苦寒，无酒食，邀同好汪京门、樊圣谟辈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门(今中华门)，绕城堞行数十里，歌吟啸呼，相与应和。逮明，入水西门，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谓之‘暖足’。”顾云在《吴敬梓传》中也说：“冬夕，无御寒具，则自今秦淮北岸曳敞裘，翘首行吟雅步，至古冶城(今朝天宫)诸山，返以为常，谓之‘暖足’。”这就使我们知道吴敬梓后来由利涉桥河房(秦淮水亭)搬到了大中桥的秦淮河北岸，即今大中桥到利涉桥秦淮河北岸一线范围内。他在这里一面“灌园”，一边著述，“闲居日对钟山坐，赢得《儒林外史》详。”

　　据胡适先生考证，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大概作于乾隆五年至十五年(1740至1750年)之间”。因此也可以说是“十年辛苦不寻常。”而据鲁迅先生考证，“《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都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或瘦词隐语寓其姓名，若参以雍、乾间诸家文集，往往十得八九。”书中的沈琼枝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

　　书中写到毗陵(今常州)女沈琼枝，被淮北盐商宋为富强纳为妾，后逃来南京，卖文刺绣为生。杜少卿前往造访，并邀其到自己家中作客。岂料，宋盐商得知沈在南京的消息后，就向江都县递了帖子。县衙即派两个差人将沈琼枝逮至江宁县衙(今南京市长乐路西)。知县升堂问沈：“既是女流，为什么不守闺范，私自逃出，又偷窃了宋家的银两，潜踪在本县地方做甚么?”沈琼枝道：“宋为富强占良人为妾，我父亲和他涉了讼，他买嘱知县，将我父亲断输了，这是我不共戴天之仇。况且我虽不才，也颇知文墨，怎么肯把一个张耳之妻去事外黄佣奴?故此逃了出来，这是真的。”知县道：“你这些事，自有江都县问你，我也不管，你既会文墨，可能当面做诗一首?”沈琼枝道：“请随意命一题。”知县指堂下的槐树，说道：“就以此为题。”沈琼枝不慌不忙，吟出一首七言八句来，又快又好，知县看了赏鉴，随即写了一封信给同年相好的江都知县，托他开释沈琼枝。

　　当时，江宁知县是大名鼎鼎的袁子才。沈琼枝即是《随园诗话》卷四所称松江张宛玉。

　　关于张宛玉事，袁子才《随园诗话》是这样记述的：“余宰江宁时，有松江女张娣二人，寓居尼庵，自言‘文敏公族也’。姐名宛玉，嫁淮北程家，与夫不协，私行脱逃。山阳(这里指淮安)令行文关提，余提解时，宛玉堂上献诗云：‘五湖深处素馨花，误入淮西估客家，得遇江州白司马，敢将幽怨诉琵琶?’余疑其倩人作，女请面试。予指庭前枯树为题，女曰：‘明府既许婢子吟诗，诗人无跪礼，请假笔立吟，可乎?’余许之，乃倚几疾书曰：‘独立空庭久，朝朝向太阳；何人能手植，移作后庭芳?’未几，山阳冯令来，余问：‘张女事作何办?’曰：‘此事不能断离，然才女嫁俗商，不称，故释其背逃之罪，且放归矣’!”

　　另外，程廷祚《与吴敏轩(即吴敬梓)书》中亦谈到葺(茸)城女士事，茸城乃松江之古称。由此看来，吴敬梓笔下的沈琼枝其原型即袁子才笔下的松江女张宛玉是也。

　　《儒林外史》写到南京风土人情的地方很多，如“逞风流高会莫愁湖”，就是开戏曲评奖先河的。书中写到杜慎卿(吴檠是其原型，他是吴敬梓共高祖的族兄)、季苇萧(李啸村是其原型)与鲍廷玺商议“做一个胜会，择一个日子，捡一个极大的地方，把这一百几十班做旦角的都叫了来，一个人做一出戏。”于是，他们写了个红全帖来：

　　“安庆季苇萧、天长杜慎卿，择于五月初三日，莫愁湖湖亭大会。通省梨园子弟各班愿与者，书名画知，届时齐集湖亭各演杂剧，每位代轿马五星、荷包、诗扇、汗巾三件，如果色艺双绝，另有表礼奖赏。风雨无阻。特此预传。”

　　“到初三那日，发了两班戏箱在莫愁湖。季、杜二位主人先到，众客也渐渐的来了。鲍廷玺领了六七十个唱旦的戏子，都是单上画了‘知’字的，来叩见杜老爷。杜慎卿叫他们先吃了饭，都装扮起来，一个个都在亭子前走过，细看一番，然后登场做戏。

　　当下戏子吃了饭，一个个装扮起来，都是簇新的包头，极新鲜的褶子，一个个过了桥来，打从亭子中间走去。杜慎卿同季苇萧二人，手内暗藏纸笔，做了记认。少刻，摆上酒席，打动锣鼓，一个人上来做一出戏。也有做‘请宴’的，也有做‘窥醉’的，也有做‘借茶’的，也有做‘刺虎’的，纷纷不一。后来王留歌做了一出‘思凡’。到晚上，点起几百盏明角灯来，高高下下，照耀如同白日；歌声缥缈，直入云霄。城里那些做衙门的、开行的、开字号的有钱的人，听见莫愁湖大会，都来雇了湖中打鱼的船，搭了凉篷，挂了灯，都撑到湖中左右来看。看到高兴的时候，一个个齐声喝采，直闹到天明才散，那时城门已开，各自进城去了。

　　过了一日，水西门口挂出一张榜来，上写：第一名，芳林班小旦郑魁官；第二名，灵和班葛来官；第三名王留歌。其余共合六十多人，都取在上面。鲍廷玺拉了郑魁官到杜慎卿寓处来见，当面叩谢。杜慎卿又称了二两金子，托鲍廷玺到银匠店打造一只金杯，上刻“艳夺樱桃”四个字，特为奖赏郑魁官。别的都把荷包、银子、汗巾、诗扇领了去。”

　　读过吴敬梓《儒林外史》的人，都会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在他笔下的南京，宛如一幅幅生动的风情画卷。

龃龉袁枚

　　《儒林外史》第四十一回写到的江宁知县的原型乃是袁子才袁枚先生，袁枚，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随园老人。康熙五十五年(1716)生于浙江省钱塘县(今杭州)。乾隆年间进士，曾任江宁等地知县。辞官后侨居江宁(今南京)，筑园林于小仓山，号随园。论诗主张抒写性情，创性灵说。对儒家“礼教”表示不满。部分诗篇对汉儒和程朱理学进行抨击。并宣称“《六经》尽糟粕”；但多数作品则抒发闲情逸致。又能文，所作书信颇具特色。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和笔记小说《子不语》等。

　　据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四《郴州知州曾君墓表》中的“(乾隆)十年(1745)予调江宁，君迁知广德州。十三年(1748)予乞病，君丁内忧”的文字来看，袁枚于1745年、1748年任江宁知县，此后一直寓居南京小仓山随园，而其时吴敬梓正在江宁(今南京)创作《儒林外史》。吴敬梓的许多朋友，如程廷祚(《儒林外史》中庄征君的原型）、樊圣谟(《儒林外史》中迟衡山的原型）、卢见曾(《儒林外史》中荀玫的原型）、李啸村(《儒林外史》中季苇萧的原型)、朱草衣(《儒林外史》中牛布衣的原型)、杨凯(《儒林外史》中汤奏的原型)，以及程晋芳(《文木先生传》的作者)等都与袁枚有过交往，但在吴敬梓和袁枚这两位当日南京文坛领袖各自的著作中都见不到对方的名字，估计两人曾有龃龉。

　　袁枚在一些诗文中似曾透露出吴敬梓、袁枚龃龉的一些缘由。《答某山人书》开首即说：“书来，责仆不相见，词甚烦，气甚盛。仆敢不复一函以开足下!”《再答某山人书》开首则说：“客岁以一函开足下，谓足下读其书，将知其人矣。不意犹未也。足下前书文而不惭，有叱叱气。”袁枚所答的“某山人”，我认为可能即指吴敬梓。又《征士程绵庄先生墓志铭》中有铭说：“儒林文苑古无界，谁欤划开成两戒？”而在《寄程鱼门》第五首中则更露端倪：“儒林与文苑，古无鸿沟界。一史偶作俑，千秋竟分派。”袁枚所说的“儒林”、“一史”，显然是指《儒林外史》，而“文苑”则可能即袁枚之自况。这就不难看出，袁枚认为《儒林外史》乃是“儒林”与“文苑”“分派”的“作俑”者，也是构成吴敬梓与袁枚龃龉的原因。这种态度自然也引起了吴敬梓大为不快，以致后来两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成为当日文坛上的一大憾事。

　　

题诗金陵

　　吴敬梓创作的《儒林外史》，以大量的篇幅描绘了当时南京的景物风貌，水西门、三山街、淮清桥、莫愁湖、秦淮河、清凉山、花牌楼、鼓楼等尽收笔下。他晚年题写的《金陵景物图诗》23首，又全都是题写南京名胜古迹的。计为：冶城、杏花村、燕子矶、谢公墩、凤凰台、莫愁湖、凭虚阁、青溪、雨花台、琉璃塔、灵谷寺、桃叶渡、天印山、观音山、幕府山、乌衣巷、东山、鸡笼山、太平堤、长桥、三宿岩、龙江关、钟山。这23首《金陵景物图诗》是由吴敬梓的朋友樊明征亲笔用各种字体写录下来的。樊明征，字圣谟，一字轸亭，江苏省句容县人。据程晋芳写的《文木先生传》中说，他和吴敬梓常常在冬天夜晚“绕城堞行数十里”“暖足”。这位樊明征先生，《江宁府志》和《随园诗话》中都提到他，说他长于金石之学，收藏碑帖颇多。23首《金陵景物图诗》就是他摹仿23种碑帖的字体写出的。

　　这23首《金陵景物图诗》，首页题“乾隆丙辰荐举博学鸿词，癸酉敕封文林郎内阁中书，秦淮寓客吴敬梓撰”。有阳文正方形“吴敬梓印”和阴文正方形“中翰之章”图章两枚，另有阳文长方形“赐书楼”图记。此外，在右下角有阳文长方形“安化陶氏珍藏书画印”(见附图)。安化陶氏即陶澍，他是湖南省安化县人，曾任江苏巡抚和两江总督。这23首经吴敬梓友人樊明征精写的诗落在他的手中，大概是在他南京任上的时候。1958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得之于长沙，该是他的后人辗转流传出来的。

　　《金陵景物图》绘成于康熙五年(1666)，吴敬梓的诗却写于乾隆十八年(1753)，也就是吴死前一年，这不仅从首页“乾隆癸酉敕封文林郎内阁中书”的款识中看出，其中《太平堤》诗前小序有“乾隆初”字样也可作旁证。所以这些诗是吴晚年之作毫无疑问了。这些诗大半是描写自然景物的，但有不少地方不免流露出个人的思想感情。在《龙江关》、《桃叶渡》两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于世态人情的讽刺：“邀笛久沉埋，麾扇空浩劫”；“关吏不相苦，泉贝每多羡。”这就是说，苛政猛虎取代了歌舞升平，嘴角上的“惠我南黎”掩盖着行动上的巧取豪夺。借用鲁迅的话说，吴敬梓的这些诗句是“慼而能诣，婉而多讽”。在《凤凰台》、《莫愁湖》、《东山》、《幕府山》等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李白、阮籍、陶潜、管仲、萧何、谢安等人是很景仰的：“后先两酒人(指李白、阮籍)，千秋动欣慕”，“殊不羡渊明”，“高才推管仲，重任儗萧何”，“他年屐齿折，淮淝恣腾趠(指谢安)”。至于《钟山》、《琉璃塔》等诗，语中涉及封建统治者，作者的态度十分明朗，看来他对康熙是有好感的，在《琉璃塔》诗前小序中作者说康熙的题字是“辉煌天语”，而且是士民瞻仰的。《钟山》诗则说康熙题“治隆唐宋”匾额(现存明孝陵内)是“荣光上烛天，宸章万目眗”。但是他对乾隆则是另一种态度，据金兆燕《寄吴文木先生》中云，乾隆南巡时，士大夫都去夹道迎拜，他却“企脚高卧向栩床”。这一褒一贬，大概是和当时的社会和他个人的境遇有关的。吴敬梓出生在康熙年间，主要活动在雍正、乾隆两朝，那时候，清王朝正由盛转衰。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日益临近最后崩溃，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广大农民在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下，被迫走上反抗道路，一场农民革命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由手工业工人、作坊主、中小商人等组成的市民阶层，同样遭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打击和迫害。同时雍、乾时代大兴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妄图遏制和消灭一切反抗意识。吴敬梓的家庭在康熙年间可以说是“鼎盛”，曾祖父可能中过“探花”，至今全椒襄河北岸有“探花宫”遗址。但是到了雍、乾时期败落了。晚年在南京，他的生活到了“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的地步。在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不断下降的过程中，他饱尝了社会的世态炎凉，接触了下层人民的生活，看到了社会上的种种黑暗现象，因此由对康熙的歌颂转而对雍正、乾隆朝的愤懑进而讽刺抨击，这就是吴敬梓作“史”写“诗”的基调。从这一思想基调出发，他要求政“治隆唐宋”，“都人修礼乐”，渴望在封建末世有一个“渊明北窗下”的好社会。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对于封建社会不仅没有给它以起死回生，甚至连一个“回光返照”的机会也没有给，就是在吴敬梓死后不到一个世纪，我国封建社会终于解体，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归殡江宁

　　吴敬梓是乾隆十九年(1754)客死扬州的，据程晋芳《文木先生传》云：吴殁后“殓而归其殡于江宁”。然“殡于江宁”之何处，两百多年以来，一直是一个谜。

　　金和在《苏州群玉斋儒林外史跋》中说，吴敬梓“卒葬金陵南郊之凤台门花田中”。平步青《霞外捃屑》中亦说：“甲戌卒于扬州，葬江宁凤台门花田”。而顾云在《盋山志·吴敬梓传》中则说，吴敬梓“殁葬清凉山麓，或曰在凤台门”。这就使人们搔首莫辨。

　　友人王炳毅曾说：“吴敬梓死后是安葬在他生前游玩的清凉山。”他并谈到两条佐证：其一是，南京学者名流王冬饮(字伯沆)在清光绪年间曾家居清凉山下，他在1929年出版的日记卷三中记有“吴敬梓墓道在清凉山北坡丛林中”，“吴墓在一山溪畔，其左侧为清山东盐运使何其兴的墓道”之说。语气之间，似乎表明王是亲眼见到过吴敬梓墓道的。其二是，我国近代著名画家高希舜于1935年由北平迁居南京，借住在清凉山扫叶楼。其时，他常拄杖游山，对清凉山的风物、古迹等十分熟悉。1937年避乱湖南省桃源县作“渔人”时，并不甘寂寞，曾在当时的《湘报》副刊上撰写“金陵琐忆”，文中透露他亲眼见到吴敬梓的墓道：“墓约四尺余高，荒草萋迷，墓碑高二尺余，已断裂，字迹尚依稀可辨。上书‘皇清布衣吴敬梓墓道’等字。墓右侧横一青条石，六尺余长，石上书刻‘卧听清凉古寺钟’七大字”。王炳毅还说，早年他曾亲往清凉山北坡踏勘，“只见到吴墓前方那镌刻有诗句的青条石”。不过，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和他一道前往查看时，却不见任何踪迹了。

　　记得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途经清凉山北时，曾见到其地有四大墓，内中三大墓并列，中为山东盐运使何其兴墓。两侧之一者似乎是《儒林外史》中牛布衣原型朱草衣墓。而朱草衣其人，据《江宁府志》卷四十二《流寓传》云：“朱卉，字草衣，初名灏，字凌江，芜湖人。生四岁而孤，母贫不能自存，改适旧县古姓，欲携之往；卉不肯，依舅氏居。未几，舅死，乃依吉祥寺僧。既长，为童子师，教授自给。原聘妻家促之婚，卉自度贫无以为家，亲书文约退之。性喜吟咏，游他郡，访诸名宿与之讲切，遂工今体。所历半天下，中岁桥居上元(今南京)始婚，卒无子，晚依一女以终。自营生圹清凉山下，病革作辞世诗，肩舆遍诣亲旧诀别。袁太史枚题其墓曰：‘清诗人朱草衣之墓’。卉自号织屐山人，尝作《谒孝陵》诗，有‘秋草人锄荒苑地，夕阳僧打破楼钟’之句，人亦称朱破楼云。”又据袁枚的《随园诗话》中说：“白下(今南京)布衣朱草衣，少时有‘破楼僧打夕阳钟’之句，因之得名。晚年无子，卒后葬清凉山。余为书‘清故诗人朱草衣先生之墓’，勒石坟前”。王炳毅说的“只见吴墓前方那镌刻的诗句(‘卧听清凉古寺钟’)的青条石”，是否实为“破楼僧打夕阳钟”之条石。如是，则吴敬梓墓实为朱草衣墓。

　　在我的印象中，当年清凉山北坡并列的三大墓不远处还有一墓，这样看来，抑或吴敬梓墓、朱草衣墓均建在清凉山之北坡。此一疑案，希望能得以破解，以便有关部门重修吴敬梓墓道供人们凭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