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陵季子多次让国，与他的先祖吴太伯“三以天下让”一样，在中国历史上已成为千古佳话。自古以来让贤让位是一种美德，是一种高尚的行为。孔子称赞吴太伯“至德”，季子是“天民”、“君子”。司马迁在《史记》中高度称赞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是闳览博物的君子，皆因其让国的高风亮节。
    季子为何让国？从古文献记载和分析来看，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是遵从礼制，顺从国家制度。寿梦生前欲让位季札，季子让曰：“礼有旧制，奈何废前王之礼，而行父子之私乎”（《吴越春秋》）。寿梦死后，长兄诸樊欲让位季子，季子谢曰：“嫡长当国，非前王之私，乃宗庙社稷定制，岂可变乎。”（《吴越春秋》）。这里季子讲的国家礼制，已由古代“禅让”、“兄终弟及”发展到殷商后期变成嫡长继承制。周朝初年，周公制礼，是为减少皇族之间矛盾、抑制兄弟间的争端，正式规定王位则由嫡长子一人继承，其余子则分封在外。
    二是坚守自己的道德立场，讲仁义，守节操，耻于争国之事。《周易•说卦》中讲：“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季札把“仁”与“义”两者作为君子应遵循的道德要求和行为准则。是因为他认为“国有嫡长而奸之，不义”，“父骨未寒，既让而复干诸兄，不信”，所以他效法曹公子“子臧之道，”始终让国而坚守节操。
     三是他对本国政局，采取不卷入态度。季札奉行“故君子以其不受为义，以其不杀为仁”，始终坚守他的仁义道德。至于吴王阖闾和夫差擅权霸道，妄杀忠良，季子何不劝阻，苏东坡在《延州来季子赞》一文中曾做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季子知国之必亡，而终无一言于夫差，知言之无益也。夫子胥以阖闾霸，而夫差杀之如皂隶，岂独季子乎！吾是以知夫差之不道，至于使季子不敢言也。”这就是说季子审时度势，自知言之无益，“自知力不能讨光”（《史记》集解注）。
    对于季札让国，唐代独孤及（725—777）曾撰《吴季子札论》，认为季子应当仁不让，并把吴国灭亡归罪于季子让国。
    纵观吴国后来的灭亡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从“春秋无义战”，“春秋五霸”争斗，到“战国七雄”兼并，经五百多年秦并天下而走向统一，这是历史的大趋势。其实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争权夺位的争斗是常见的。至于吴越争霸也正反映了奴隶制危机加深、阶级矛盾和新旧势力之间斗争尖锐化的一个侧面。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代散文选注》中指出：“作者（独孤及）从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是认识不到这些的”。这个分析很有见地。独孤及是唐玄宗天宝末进士，其时唐朝已由盛转衰，社会矛盾加剧，独孤及借此而批季札让国，提出要为国家大业而当仁不让，如果按照当时所处时代的实际情况来考量，有这样一个新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把吴国灭亡归罪于季札让国显然就有失公允了。难道季札不让国，吴国就不会灭亡吗？
     对于独孤及的看法，历代都有不同评论。苏轼东坡在《延州来季子赞》一文中针对批评季札的言论，就指出：“此可与知（智）者论，难与俗人言也”。史载北宋包拯读了指责季子让国生乱的文章，曾拍案而起，针锋相对地写了《延陵季子评》一文，对其进行系统的批驳，还延陵季子的公道与英名。因此，我们今天在读独孤及的这篇文章时，切忌拿到鸡毛当令箭，这样无助于我们正确评价季札这位先贤和学习他的不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