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潜(1195-1262)，字毅夫，号履斋，宣州宁国县东乡云梯人。嘉定十年(1217)进士第一，官至左丞相兼枢密使。《辞海》说他“主张加强战守之备以抗御元兵，对南宋朝廷的苟且偷安表示忧虑”。这是对吴潜一生彪炳史册的闪光点而作的高度概括。本文拟对正史、方志、宗谱、墓志及其他可征信的史料加以梳理，将吴潜忠君报国的政治思想、刚正不阿的骨鲠性格、恤民如子的崇高情怀、抵御外患的军事韬略以及文坛佳手的诗词造诣条具成篇，冀使读者以闻其详。

一、生在湖州新市上

　　宁国吴氏宗族源远流长。道光宁国南极、茭笋塘等《吴氏宗谱》载，迁宁始祖为苏州吴氏后裔“七世祖吴仁寿，至宋太祖时，以功授南容州水陆转运使，时有契丹之扰，宦游宛宁，览云梯之景：山岳若城郭之状，风土有生化之机，可谓胜境，遂卜居焉。”迁居宁国云梯后，生三子。长子孟修迁宣州白马山(今为宣州区水东镇稽亭村)定居,为宣州白马山吴氏始祖；二子仲俨居住云梯墙里；三子季侃回迁苏州。宋·曹彦约《昌谷集》卷二十《吴柔胜墓志铭》云：“家本姑苏，八世祖徙宣城，……后徙建康之溧水(今属江苏)。”《高淳县志·乡贤传》云：“柔胜父丕(承)，宁国人，赘高淳(今属江苏)之永宁乡茅城刘绛女，生柔胜。刘氏封燕国夫人。……又吴氏家谱称柔胜因水患与其子徙宣城。”由此可知，吴柔胜七世祖吴仁寿由苏州迁宁国云梯，其八世祖吴孟修又由宁国云梯迁徙宣城白马山。及至柔胜父亲吴丕承(十六世)，又由宣城入赘今江苏高淳县，柔胜后来携子再由高淳回迁宣城宁国。

　　另，同治《宁国县通志》以吴潜入《人物志·名贤》，谓“今云梯吴氏其苗裔也”。又云：“今考一统志及嘉庆府志，皆云柔胜本宁国县人也，长游郡学，遂徙宣城。父丕(承)尝赘金陵，柔胜因用溧水贯登淳熙辛丑(1181)进士。……居宣不过因游学暂时流寓而潜复返原籍矣。”据此进一步可知，吴潜祖父吴丕承，本宣城人而入赘高淳，父亲吴柔胜亦宁国人而流寓宣城。因此，至少在吴潜父亲吴柔胜一代，便从高淳携家迁居宁国云梯。至于《高淳县志》言吴柔胜“徙宣城”，只是“以大概小”。正如上海虹口、徐汇、杨浦人皆称“上海人”一样，故《宋史·吴潜传》云吴潜“宣州宁国人”。但在修史惯例上，称人籍贯却不能“以小辖大”，正如上海虹口人不能说成“虹口上海人”。吴潜研究专家宛敏灏先生认为《宋史》“宣州宁国人”之“宁国”指宁国府，暗指吴潜为今宣城市宣州区人。谬矣。

　　吴潜先世可考者，据《吴柔胜墓志铭》，宁国南极、云梯《吴氏宗谱》等云：“曾大父讳奭，大父讳殊(洙)，考讳丕承……(丕承)再试礼部不偶，赠朝奉郎，妣刘氏。”吴丕承，字仲烈，以吴潜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越国公(据光绪《宣城县志》)。吴丕承入赘刘氏，子二：柔立、柔胜。

吴柔立，解元出身，常年居外为官，曾任太师，封魏国公。
吴柔胜(1154-1224)，字胜之，少游宣城郡学，登淳熙八年(1181)进士，其生平行实，具见《宋史·吴柔胜传》及《墓志》。初任太学博士，迁国子正。出知随州(今湖北随州)，筑随州、枣阳(今湖北枣阳)二城，建“忠勇军”以防外寇，使安陆(今属湖北)、沔水(今陕西勉县)以南为内地。后改知鄂州(今湖南武昌)，时值天灾，大讲荒政，十五州被灾之民全活者不可胜数。以功勋卓著改授直密阁，仕终密阁修撰。吴柔胜子四：源、泳、渊、潜。

【吴源】，宦游江左，赠迪功郎。
【吴泳】，入太学三载，春官(户部)以荫授安吉武康县主簿，定居高淳。
【吴渊】(1190-1257)，字道夫，号退庵，嘉定七年(1214)进士。历官制、抚，所至有政声。以功拜参知政事(副宰相)，七日卒。

【吴潜】，庆元元年(1195)夏五月初四生于安吉州新市镇(今浙江德清县新市镇)之临时寓舍(见元·刘一清《钱唐遗事》卷四《吴潜入相》、清·宁国茭笋塘《吴氏宗谱》)。《德清县志》亦谓“吴氏园在新市状元桥南”，故吴潜其后有《谢世颂》诗云：“生在湖州新市上，死在循州贡院中。”次年母亲鲁国夫人沈氏病逝,因常遭水患吴柔胜携子回迁宁国。吴潜6岁随宦牧宣城的伯父吴柔立生活，游学于宁国、宛陵(今宣州)、泾县等地。伯母不能生育，视吴潜如己出。少年吴潜聪慧过人，14岁入州学，16岁领乡举，22岁再领乡举。嘉定十年(1217)，吴潜以宁国籍举子登进士第一(康熙《徽州府志》、《休宁县志》皆谓吴渊、吴潜以宁国籍登第)。这一年，吴潜23岁，他也成为宁国科举时代唯一的状元，此后亦成为赵宋王朝两位状元左丞相之一(另一位为民族英雄文天祥)。

　　吴潜生平出处，大略具《宋史·吴潜传》。他生活的时代在宋季宁宗、理宗两朝，而主要的政治活动则在理宗之世。虽先后仕至参知政事、枢密使(国家最高军事长官)、左右丞相(第一、第二宰相)，但时间不长，前前后后累计不及两年八个月。出外则曾历守嘉兴、建康、隆兴、太平、平江、镇江、临安、福州、绍兴、庆元、宁国等十一府，并多以制、抚、运使或总领兼任。在他四十余年的政治生活中，几与宋末内忧外患相始终。最后遭奸臣贾似道构陷，景定三年(1262)死于循州(今广东龙川)贬所，时年68岁。

　　吴潜19岁娶溧水世家平氏为妻，22岁长子璞生，27岁次子琳生，29岁三子玠生，同年卫国夫人平氏薨。明·梅鼎祚《宛雅》引吴伯与《传略》云：“癸末六月，卫国夫人平氏薨。……(潜)不复娶，亦不畜婢妾。”《高淳志·吴潜传》亦云：“(潜)丧妻时未三十，不再娶，不畜婢。”故吴潜在世仅有三子。

　　在吴潜三子中，吴璞在历史上较有作为。《宣城志·名臣》云：“吴璞字禹珉，号觉轩，潜长子。登淳祐四年(1244)进士，初授校书郎，改除嘉兴府通制、沿江镇抚使。信赏必罚，将士用命。元人侵两淮，遣将会吕文德败之于泗州。及知镇江，能备兵息寇。任吏部尚书，掌左选，与丁大全不协，……以疾乞闲，时年四十二。文文山(文天祥)称其有扬休山立之韵，日光玉洁之襟。”明·归有光赞吴璞曰：“勋猷卓伟，学业深沉。一朝柱石，百世典型。”《宣城志》又云：“(璞)弟琳，善吟诗染翰，赵子昂(赵孟頫)每敬之。今玄妙观(今宣城鳌峰公园)'鳌峰’二大字现存。尝为元招讨使，谥忠壮，著有《存吾诗集》。”吴玠，官至司门，身名不显(见宁国南极《吴氏宗谱》)。

　　吴璞长子宝谦，字叔逊，授承务郎平江路治中；次子宝礼，仕转运使。吴琳长子宝儒，字叔武，授嘉议大夫南雄路总管(俱见《宣城志·封赠》)。吴琳次子宝传，隐于民间。吴玠长子宝观，仕国子司业；次子宝聚，宁国茭笋塘(今宁国三元)吴氏始祖，赵孟頫与其友善(见宁国茭笋塘《吴氏宗谱》)。

　　又，民国《宁国县志·选举》载进士：“吴泽，胜长子，嘉定甲戌袁甫榜。”按，《吴柔胜墓志铭》有“事兄以弟闻，事寡嫂如事其兄，处甥侄如处其子弟”等语，若实有吴泽其人，疑系柔胜之侄，或为其兄吴柔立庶出之子(或义子)。另，嘉庆《宁国府志·忠节》载：“吴宝信，字叔诚，柔胜之后，为龙泉令。元兵入临安，宝信从张世杰等奉二王(宋度宗庶子赵昰、赵昺)知福州，复迁泉州，会蒲寿庚乱，率淮兵百人力战死。宝信未详为何人之子。”按，据宁国南极《吴氏宗谱》记载，吴宝信实为吴源之孙，吴潜侄孙。宝信娶参知政事饶虎臣(宁国人)之孙女，宝信新婚七日别妻后为国战死，饶氏守节而终，旧府志称其夫妻为“双节”。

　　简言之，宁国吴潜家族，上至祖父吴丕承，下至孙子吴宝谦，可谓五世为官。尤其是柔胜、渊、潜吴氏三贤均进士及第，同为朝庭台阁重臣，渊、潜兄弟先后入相，显赫一时。吴氏三贤忠君报国，勤政爱民，实为国家股肱之臣，亦使宁国吴氏跻身宋季最为显贵兴盛的家族之列。

二、屡陈长策矢孤忠

　　吴潜生长在两世讲习理学的家庭，自称“幼闻先臣之训”，“泣而识之不敢忘”。理学的本质是坚决维护封建统治，但在南宋民族矛盾成为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他基于儒家“尊王攘夷”的大一统思想，也跟人民一起要求抗战，吴潜父子兄弟亦都曾见之于实际行动。因而，他对时政得失，战守措施，指陈周至；对统治者尤其是皇帝的缺失，亦犯颜直谏。至于同权幸奸党的斗争，随着时局的危急而愈发激烈。

　　绍定四年(1231)，吴潜知平江府迁尚书右郎官。九月，京城火灾延及太庙，吴潜上书《论致灾之由》(宋代奏疏标题冗长，本文所引奏疏标题一般按内容缩写，文中所引吴潜奏疏未注出处者，皆出自裔孙吴斗祥等辑《许国公奏议》)，切盼理宗赵昀“阉官之窃弄威福者勿亲，女宠之根萌祸患者勿昵”，“怀奸党者贼者诛，贾怨误国者黜”，“以培国家一线之脉，以救生民一旦之命”。要求皇帝不可奢侈淫佚，要修省悔悟，勀勀业业对待国事。同时又上《与丞相史弥远书》，其论六事：“一曰格君心，二曰节奉给，三曰赈恤都民，四曰用老成廉洁之人，五曰用良将以御外患，六曰革吏弊以新治道。”这里的“格君心”，正是孟子所谓“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这是吴潜对当时尚有建树的首辅“大人”史弥远提出的要求，也是对幼年理宗所寄予的殷切期盼。

　　端平元年(1234)，理宗“诏求直言”，吴潜针对蒙古灭金后的形势，条陈国家大体治道要务凡九事：“一曰顾天命以新立国之意，二曰植国本以广传家之庆，三曰笃人伦以为纲常之宗主，四曰正学术以还斯文之气脉，五曰广畜人才以待乏绝，六曰实恤民力以致宽舒，七曰边事当鉴前辙以图新功，八曰楮币当权新制(改革国家纸币流通制度)以解后忧，九曰盗贼当探祸端而图长策。”凡朝政得失，中外利病，尽言无隐，却以直论忤时相郑清之，被罢官奉千秋鸿禧祠(“奉祠”犹今之退养二线)。

　　淳祐六年(1246)，吴潜转中大夫，试兵部尚书，知制浩。上书《论君子小人之进退》：“强敌入我堂奥，奸党犹在衽席，外庭纷纷，何为社稷？陛下若以正人不当收召，则是君子不足恃，《六经》不足信，而孔孟之道可废矣！万一宗社轻摇，恐天下后世书之曰：‘亡国自臣潜始。’”(见明·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七十七)吴潜言辞剀切，理宗为之敛容，然隙由此而开。淳祐十一年(1251)，吴潜除参知政事，拜右丞相。一旦为股肱之臣，吴潜更是躬勤视事，不遗余力，批览奏折每每通宵达旦。鉴于蒙古大军频频犯境的形势，吴潜又上奏《论时难不可易视》，指出“国家不能无敝，犹人之不能无病。今日之病，不但仓、扁望之而惊，庸医亦望而惊矣。愿陛下笃任元老，以为医师，博采众益，以为医工。”诤诤之言，可谓振聋发聩。其后，针对国家人才凋零，百姓困窘不堪，吴潜又以儒家“举贤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晓谕理宗。他在《论大学治国平天下之道》奏折中说：“窃以为治国平天下乃大学之极功，一章之内反复数百言，大抵不过贤才、货财二事而已。盖贤才见用则天下平，贤才不见则天下不平；货财不偏聚则天下平，货财偏聚则天下不平。古今治乱安危之源不出此矣。”这也是吴潜的政治见解一个扼要说明。

　　开庆元年(1259)，是蒙古大举用兵企图一举灭宋的一年。理宗急以醴观使兼侍读召赋闲故乡的吴潜入对。吴潜戴星疾驰，趋赴京城。“边马南来动北风，屡陈长策矢孤忠”(《谢世诗》其三)，吴潜立奏《论敌恃力而中国恃理》，指出君王“宜畏天命、结民心、进贤才、通下情”，最后恳理宗亟下“痛切之诏”，以“昭布旧失，力图今是，以回吾之所可恃。所谓悔过不嫌于深，责己不嫌于重”。理宗迫于时局，首下《罪己诏》，并拜吴潜为左丞相兼枢密使。吴潜急于国难，无暇也无意庆幸自己作为人臣所能登上的最高权位，他旋即再上奏《论国家安危治乱之原》：“盖自近年公道晦蚀，私意横流，名节丧败，忠嘉绝响，谀佞成风。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祸，积为宗社之忧。”要求理宗“稍重日月之明，毋使小人翕聚，以贻善类之祸”。吴潜慷慨陈词，针砭时弊，入木三分。理宗皇帝如醍醐灌顶，惊出一身冷汗。不过两月，理宗二下《罪己诏》。然而，此亦为吴潜最终贬窜埋下祸根。

　　吴潜笃信儒学，秉承中庸之道，洁身自好，尤其是为官前期，对权幸奸佞，往往嗤之以鼻而未作强力反击。如先前监察御史沈炎，把守言路，弹劾贤才，“举天下之善人，莫不碎于其手”。理宗尝欲以沈炎知临安府，吴潜本可顺意乘机而出之，但他却“扪心定虑，谓乘机则有机心矣，一有机心，则何以上对苍穹，阴消夷狄？”沈炎就是在他“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考虑下得以留任御史，并迁升为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继续作恶。然而，到了吴潜成为丞相首辅之时，深感奸邪不除，国运难回。于是在上奏《论国家安危治乱之原》之后，于景定元年(1260)三月再上奏《论士大夫当纯意国事》，指斥侍左郎官章鉴“何物老丑，乃敢挑衅召闹”；揭露沈炎“论弹劾丁大全乃欲掩其非大全之党”；痛陈得宠宦官董宋臣“为天下怨府”。其他论及者尚有丁大全、徐庚金、高铸等。乞令丁大全致仕(退休)，沈炎、董宋臣等奉祠(退养)，高铸羁押管州。然而，在皇帝昏庸、奸臣当道的朝廷，吴潜的愿望又岂能变成现实？但吴潜犯言直谏的忠亮与勇斗奸党的刚直，却是值得称道的。

　　当然，由于长期囿于儒学思想，吴潜有时好以易理论事，甚至以所谓气数来推论治乱，处事有时未免迂阔而不近情理，上文所述沈炎之事，便是一例。又如绍定五年(1232)，“积阴霖霪，历夏徂秋”，“星文错异，百川涨腾”(见《理宗纪》)。天旱水灾，星象变异，本是自然现象，与国家治乱毫无瓜葛。但吴潜却上奏《论大顺之理贯通天人》,认为这些现象的产生，都是君臣“悖大顺之理而未贯通天人”的结果，是上苍对人间的惩罚，要求君臣以“致治之本”来消除灾异。吴潜本人也于淳祐七年(1247)“以(治内)亢旱乞罢免”，淳祐十年(1250)、淳祐十二年，分别“以水灾”、“以雷震非时(冬十一月，雷)”为由，两次上书“乞解机政”，即请求整顿国家枢机政务(俱见《吴潜传》)。这些无疑都是儒学唯心主义的局限，但对于一生忠君爱国、勤政为民的吴潜而言，这自然是瑕不掩瑜的。

三、老守忧民若己伤

　　封建王朝历代忠君的良臣贤相无不与爱民联系在一起。吴潜由于对理宗有着无限的忠诚，平时对理宗的责望不免过高，从而给政敌以离间攻击的机会。但吴潜殚精竭虑，勤政爱民，却在无数贫苦民众的心中铸就了永久的丰碑。

　　南宋末年，土地兼并严重，百姓不堪赋税徭役，流离失所。绍定二年(1229)，吴潜添差通判嘉定府。据《嘉兴府志·名宦》记载：“前守岳珂(岳飞之孙)尝欲营室养孤老不果行。(吴)潜累括田得米二千七百石，聚无告者居焉。”当然，吴潜深知对广大饥民而言，这只是杯水车薪。绍定四年(1231)，吴潜上《与丞相史弥远书》，要求执政减轻财政压力，赈济灾民，帮助灾民尽快重建家园。绍定六年(1233)，吴潜迁太府少卿，总领淮西财赋，暂知建康府。时境内“频年水旱，官吏刻剥，民不聊生，田里细民尤为憔悴”。吴潜奏请将总领任内官府所余之钱币替百姓代纳税帛。据时人袁甫撰《吴潜除知建康府制》记载：“(吴潜)持节江右，暂摄阃寄；威行惠洽，政平俗安。”吴潜洁己惠民之举、保土安民之方，由此可见一斑。

　　端平元年(1234)，蒙古灭金，朝庭欲用兵河南，收复被金人所占土地。吴潜急上《上庙堂书·论用兵河南》予以阻止。其阻止的理由不仅有军事的考虑，亦有对民生民计的关切。他说：“自荆(今属湖北)襄(今湖北襄樊)首纳空城，合兵攻蔡(今湖南汝南)，兵事一开，调度浸广，百姓狼狈，死者枕藉，使生灵肝脑涂地，得城不过荆榛之区，获俘不过暧昧之骨，而吾之内地荼毒如此。”又说：“民穷不堪，激而为变，内郡率为盗贼矣。”次年，吴潜擢太常少卿，又上疏《论造斛斗输诸郡租》，奏请改小斛斗(量器的一种，南宋五斗为一斛)的容量收取各郡租税，让百姓休养生息。这一年，吴潜如此宽恤人户、培植根本的奏疏还有很多，恕笔者加以直引：《奏乞废隆兴府进贤县土坊镇以免抑纳酒税害民之扰》、《奏江右诸郡兵荒将隆兴府绍定六年以前官物住催乞行下本路一体蠲(免除)阁》、《奏论计亩官会一贯有九害》、《再论计亩纳钱》，等等。

　　嘉熙二年(1238)，吴潜改知平江府，“条具财计凋敝本末，以宽郡民，与转运使王野争论利害”(见《吴潜传》)，然而，帝不察奸，吴潜竟被王野所弹劾。宝祐四年(1256)，吴潜授沿海制置大使，判(以高职任小官)庆元府(今浙江宁波)。这本是吴潜政治仕途失意的一年，但他“位卑未敢忘国忧”，此年他写有《劭农翠山赋唐律》诗：“老守忧民若己伤，三回奉召劝耕桑。”为竭忠朝庭，为社稷兴利除弊，为救民于饥寒，吴潜至官条具军民久远之计，上奏《论海寇复为良民》、《论禁私置团场以培植根本》等，“告于政府，奏皆行之”。“又积钱四十七万三千八百有奇，代民输帛，前后所蠲五百四十七万一千七百有奇”(见《吴潜传》)。吴潜在判庆元府期间(1256-1259)，还大兴水利以固民本。在今宁波鄞江，主持修建了我国古代闻名于世的四大水利工程之一——它山堰，以发挥其阻咸、蓄淡、泄洪、引灌等水利功能。又修洪水湾塘三坝，外泄江潮，内增官池蓄水，为阻隔江河之巨防，成为它山堰的重要配套工程。另修“吴公塘”、大西坝、北郭碶、澄浪堰等水利工程。这些13世纪的水利工程，历经近800年的风雨，有的至今还在发挥作用，惠泽万民，造福后人。1989年，它山堰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参见董子群《吴潜：一代贤相，万世师表》)。

　　吴潜判庆元府的政绩，在其《乞祠(请求退休)表》中亦可窥见一二。宝祐五年(1257)正月初一，吴潜之兄吴渊在迁升参知政事(副丞相)的第七天突然病逝，噩耗传来，吴潜痛不欲生，于三月二十日“以渊卒伤感为辞”乞祠。百姓挽留，朝庭不报。四月二十二日，吴潜再上《乞祠表》，则谓“疾病萦身，忧畏销骨”(潜时年已63岁)，且“除蠲放填纳(除去减免百姓赋税，用官府钱代为交纳)六百余万贯外，尚积会子(南宋的一种纸币)一百余万贯、见(现)钱五万贯、米二万余石，继任者可卧而治之”。从这里我们不难想象吴潜治内府库丰盈、百姓安居乐业的景象。故《宛雅》诗话引《牧津录》云；“吴履斋在宁波有‘数茎半黑半白发，一片忧晴忧雨心’之句，自古牧民(地方官)未有二者。”吴潜再次乞祠，庆元府官民再次竭诚挽留，直至次年八月吴潜心系故乡，改判宁国府，才离开庆元府。吴潜为民生民计席不暇暖，积劳成疾，而对欺诈百姓的贪官污吏则毫不留情。如宝祐六年(1258)，因雨泽延期，朝廷规定民间房赁不论大小，统一放免半年，以恤赁屋居住小民。而治内象山县官吏维护屋主大户利益，不遵守执行。故吴潜以《象山宰不放民间房钱》奏请将“知县孙逢辰量与镌秩(酌情削其品级，即降职)，以示惩警”。实际上，吴潜与孙逢辰多有诗词唱和，私交不薄。于此我们不难看出吴潜爱民如子的一面，还可以看出他铁面无私的一面。

　　吴潜在为官中对于人民的疾苦确能多所关怀，甚至对当时所谓“盗贼”、“刁民”亦有比较正确的看法。如淳祐十年(1250)，吴潜在《论东南之乱尤不可忽》的奏疏中指出：“盗贼本民也。自浙之东西以达于广，海面五六千里，宁能尽空其巢穴而诛之乎？消弭之道，置其衣食之源而已矣”。古代上告之民，历来被称作“刁民”。他们不仅难以讨回公道，常常还被官府酷刑相加。宝祐四年(1256)，吴潜判庆元府。据开庆《四明志》记载：“庆元旧无厢院(犹今之上访接待所)，(刁民)附之牢城。杂处污秽，间毙于疫。吴潜始至，恻然矜之，委僚吏即醋库旧址创建厢院。男女异室，如民居然。”这对缓和甚至化解南宋内部阶级矛盾，巩固岌岌可危的南宋王朝，尊王攘夷，是大有帮助的，百姓也能从中得到很多实惠。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嘉熙三年(1239)，吴潜便在《论条画上游守备数事》中提出“备海之宜”，并于宝祐年间(1253-1258)年间以沿江制置使的身份立义船法，设永平寨，开港口，建烽燧，筑“海上十二铺”，构成了一条绵延百里的海上长城，以防来自倭寇和高丽海盗对南宋边防的威胁，吴潜也因此被誉为最早的抗倭民族英雄。而在此时，吴潜又在开庆府创建广惠院，以长期存养鳏寡孤独之民，同时又上疏朝庭《奏给遭风倭商钱米》，对倭寇和高丽海盗实行怀柔与打击的两手政策，尤其是“给遭风倭商钱米”,吴潜认为可以“广朝庭柔远之恩，亦于海防密有关系”。这种超越民族和国家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当时(即使在现代)也是难能可贵的。

 

四、济时有策从谁吐

　　在赵宋一朝,中国是世界经济巨人，却是东亚军事侏儒。自北宋初年，赵匡胤鉴于唐末藩镇割据造成亡国的教训，采纳宰相赵普建议，削弱武将兵权，而以文官兼枢密使和地方军政要职，并延续至南宋灭亡。吴潜自23岁状元及第至53岁同签枢密院事权参知政事，除宁宗短期废置和丁忧赋闲之外，几乎担任了近30年的州府地方长官。他虽不是领兵驰骋疆场的赳赳武将，却具有高瞻远瞩的抗御外敌的军事韬略。

　　绍定四年(1231)，南宋王朝国事颓废，江河日下，而在蒙古兵强大攻击下的江北金国，更是风雨飘摇，苟延残喘。吴潜及时上疏理宗《论重地要当预蓄人才以备患》，又上《与左丞相史弥远书》，提出“用良将以抵御外敌”的建议。又劝谏朝庭不要重蹈北宋联金灭辽、自取灭亡的覆辙，而要修战守之备，以静观其变。但朝庭仍派大将军孟珙出兵，与蒙古军合围蔡州(今河南汝南)，终于于端平元年(1234)正月灭金。金灭后，宋军尚未南撤，右文殿修撰赵范提出“发兵据殽(今陕西殽山)、函(今河南函谷关)，绝河津(扼守黄河渡口)，取中原地”之计(见《理宗纪》、《贾似道传》)，吴潜立即上奏《上庙堂书·论用兵河南》予以阻止:“窃见金人即灭，我遂与强为邻。法当以和为形，以守为实，以战为应。”“以和为形，以守为实，以战为应”，可以说是吴潜对外政策的纲领。和不可恃，故只能以之为形；无力进取，则不得不取守势；战不可免，又必须敢于抗战才能达到和守之目的。

　　同年四月，吴潜再上奏《论进取河南有甚难者三事》，认为“为目前之谋，河南取之若易；为后日之思，河南守之实难”，并指出用兵河南之三难：一曰运粮困难，二曰无兵可守，三曰民不堪再扰。与此同时，吴潜之兄吴渊亦上书“力陈其不可，大要谓国家力决不能取，纵取不能守”(见《宋史·吴渊传》)。然而，昏庸的理宗皇帝与左丞相郑清之一意孤行，分别以“恃才贪虐”、“违道干誉”的莫须有罪名，罢黜了吴潜兄弟的官职，出兵河南。结果入洛阳的数十万宋军被蒙古军大败，仅“赵范以数千人遁归”。事实证明，吴潜先前之论是切中肯綮的。

　　端平二年(1235)，吴潜以枢密都承旨、督府(宋地方军事机关、“督视某府军马”之简称)参谋官兼知太平州，并于次年二月赶九江，留督府参谋军事。时蒙古军多次对南宋用兵。吴潜上奏《论和战成败大计，宜急救襄阳》。指出朝庭须大力支持督府，旧督府设于浔阳(今江西九江)，浔阳昔重今轻，昔中今左，建议会兵黄州(今属湖北)，开府于鄂(今湖北武昌)，进师江陵(今属湖北)，并重点阐述急救襄阳(今湖北襄樊)之由：“襄事危则和有兆，和成则国事去矣。”认为战略军事要地襄阳一失，南宋只有议和，而议和无异于自取灭亡。故吴潜说：“盖前之战(指用兵河南)，今之和，其误一也。”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吴潜的御外方略，不仅与主和派平时无备，临战溃逃，一味求和苟安大为不同，与冒进的主战派不顾敌我实力，不经深思熟虑，草率用兵收复失地亦大不同。可以说，正是吴潜等人审时度势的军事远见，再一次拯救了日薄西山的南宋王朝。

　　淳熙二年(1238)六月，“吴渊知太平州，措置采石江防。以吴潜为淮东总领财赋知镇江府”(见《理宗纪》)。采石(今安徽马鞍山)、镇江俱为长江重镇、江防前线。吴氏兄弟为政事边防废寝忘食。吴潜“言边储防御等十五事”，奏疏可查者如《论江防五利》、《乞选民救合肥》、《乞重濠梁诏信戍守》、《巳差军剿逐鞑贼》、《论仪真存亡关系江西》、《论本所团流民丁壮攻劫鞑寨屡捷制置司忌嫉兴谤等》、《乞赏功以兴人心》、《乞令东阃兼领总司以足兵食》、《乞增兵分屯防拓内外》等。多论列边防措施或有关抗敌军事报告，颇多精辟见解，可见吴潜十分关心战局，勤于国事。

　　嘉熙三年(1239)，吴潜权兵部尚书，浙西制置使。吴潜洞悉蒙古军欲取四川、进军两广、三面围攻南宋的企图，上奏《论条画上游守备数事》，提出“保蜀之方、护襄之策、防江之算、备海之宜”。淳祐十一年(1251)，吴潜与理宗论边防形势，指出：“今日之事体，汉中(今四川汉中)为蜀之首，襄阳为京湖之首，浮光(今安徽五河县东)为两淮之首，此当在陛下运量中。”(见《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正是由于吴潜的军事谋略，本年十一月被迁升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但南宋朝庭难有诤臣直臣的立足之地。就在当月，吴潜很快受到左丞相谢方叔排挤，仍因帝不察奸，“以萧泰来论其奸诈十罪，如王安石而又过之”，罢吴潜右丞相，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见《理宗纪》)。时签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高斯得在其《自叙六十韵》诗中无不感慨地说：“吴公亦去相，国事堪潸然。”终致开庆元年(1259)，蒙古兵分路深入，南宋朝廷危在旦夕。据元·无名氏《宋季三朝政要》卷三记载：“(开庆元年)秋九月，鞑靼(蒙古)国宪宗皇帝率大军入蜀，势欲顺流向东；一军自大理国(今云南大理)斡腹南来，历邕桂(今属广西)之境，南至静江府。广帅李曾伯闭门自守，一军渡江围鄂州。时相(左丞相丁大全)匿报，若罔闻知。吴潜涕泣入奏。”在醉生梦死中一时惊醒的宋理宗，终于懂得了老成谋国的道理，冬十月拜吴潜为左丞相兼枢密使，进封相国公(后改封许国公)。这一年，吴潜65岁。

　　吴潜一入相府，立即上奏《乞令在朝之臣各陈所见以决处置之宜》，其云：“鄂渚似可少宽西顾，而湖湘一路直透腹心，万一警报猝至，不知上下将何以为策。或进或退，或行或守，皆非一旦之所能办。欲望以此章二三执政、给舍、台谏、殿帅，使各述其所见，并指陈鞑贼有无必至之患，目前当作如何布置，庶可资众以为处置之决。”以期广纳解困之计、救国之策。然而，因理宗昏聩，奸臣弄权，吴潜旋即罢相。开庆之变(因本次吴潜入相罢相皆源开庆元年蒙古进兵，史称“开庆之变”)也预示着吴潜本人和他无限忠诚的南宋王朝已死期不远了。吴潜只能仰天长叹：“报国无门空自怨，济时有策从谁吐。”(《满江红·送李御带珙》)

五、谏草虽多祸亦深

　　关于吴潜罢左丞相，《宋史》记载颇多。

　　《宋史·吴潜传》云：“属将立度宗(理宗侄子，名赵禥，初赐名孟启，立为皇太子后进封忠王)为太子，潜密奏云：‘臣无弥远之材，忠王无陛下之福。’帝怒潜，卒以(沈)炎论劾落职。”

　　《宋史·刘应龙传》云：“大元兵渡江，朝野震动，逐丞相丁大全，复起潜为相。帝问潜策安出，潜对曰：‘当迁幸。’又问卿如何，潜曰：‘臣当死守于此。’帝泣下曰：‘卿欲为张邦昌乎？’潜不敢复言。未几，北兵退，帝语群臣曰：‘吴潜几误朕。’遂罢潜相。”

　　《宋史·贾似道传》云：“初似道在汉阳(今属湖北)时，丞相吴潜用监察御史饶应子言，移之黄州(今属湖北)，而分曹世雄等兵以属江阃。黄虽下流，实兵冲。似道以为潜欲杀己，衔之。且闻潜事急时每事先发后奏。帝欲立荣王子孟启为太子，潜又不可，帝已积怒潜。似道遂陈建储之策，令沈炎劾潜措置无方，致令衡、永、桂皆破，大称旨。乃议立孟启，贬潜循州，尽逐其党人。”

　　根据上述资料，吴潜所以落职原因有四：1、建议迁都逃跑，2、反对立孟启为太子，3、事急时每先发后奏，4、措置无方，致全、衡、永、桂皆破。但经核对史料，实不可尽信。

　　《宋季三朝政要》卷三说：“筑平江、绍兴、庆元城壁，议迁都。军器大监兼左司何子举言于丞相吴潜曰：若上行幸时，则京城百万生灵，何所依赖，必不可。遂与俱入见，面陈剀切。谢皇后亦请留跸(皇帝停留暂住)以安人心，上乃止。”同卷景定元年(1260)又说：“先是，北兵渡江，止迁跸之议者，吴潜也。”可见吴潜是反对迁都的，实际主张逃跑的是宦官董宋臣。《宋史·董宋臣传》云：“开庆初，大元兵驻江上，京师大震。宋臣赞帝迁幸宁海军，签判文天祥疏乞诛宋臣。”

　　吴潜一向主张早立孟启为太子，反对的是萧泰来等人。孟启是宝祐二年(1254)十月被立为太子，进封忠王。次年七月吴潜上疏《进旧来所得圣语乞付史馆》，实因“萧泰来忽生异议”，又见有附会者“阴煽之”，故备录旧闻，以明“断自理宗，免奸人邪士凿空造隙，自为纷纷，以疑惑天下之所”。“乞付史馆”就是奏请将理宗立孟启为太子事存于国家档案馆以备案。这说明在立孟启为太子的问题上，吴潜是持支持态度的。此时只因时机尚未成熟，想暂缓一下。这在《宋季三朝政要》里也曾记载：“潜初入相，以方甫、胡易简为腹心。易简方上议立度宗为太子，枢密承旨何子举曰：储君未惬众望，建立之议固当详审，潜欲缓其事，上不悦。”这里是“不悦”，而不是“怒”或“大怒”，料想理宗尚不至于仅此罢吴潜左相之职。

　　至于先发后奏乃事急从权；全、衡、永、桂之破系承“前人之败局”，实在吴潜任左相之前。以吴潜代丁大全在十月十二日，而蒙古兵已于初十突至潭州(今属湖南)，至二十日始得报告(见吴潜《乞令在朝文武官各陈所见》)。如以此指责吴潜，实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吴潜落职的真正原因其实只有两个；一是理宗，二是贾似道。在吴潜的犯颜直谏之下，理宗表面上两下《罪己诏》，而内心己积怨已深，加之理宗以为蒙古军已退兵，南宋朝廷暂时无忧，因而，吴潜纵有补天浴日之功，亦可弃之不用。要知道魏征铮铮之言，只能容于唐太宗之耳。正如《理宗纪》“赞曰：理宗享国久长，于仁宗同。然仁宗之世，贤相相继。理宗四十年之间，若李宗勉，崔与之，吴潜之贤，皆弗究于用；而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窃弄威福，与相始终。治效之不及庆历、嘉佑，宜也。”

　　吴潜落职的第二个真正原因就是贾似道与沈炎等相互勾结，有计划地倾陷。吴潜与贾似道的结怨，亦可见君子与小人之别。宝祐四年(1256)，吴潜《沁园春·丙辰十月十日》词有“幸扬州上督，为石友；荆州元帅，是我梅兄”等语。“荆州元帅”谓吴潜之兄吴渊，“扬州上督”则指贾似道。当时贾似道的卖国行径尚未暴露，故吴潜称其为“石友”，即“情意坚贞的朋友”。吴潜调贾似道守黄州，实以国家安危计委其以重任。不料吴潜的这位“石友”却以为他“欲杀己”，遂衔恨于心。

　　吴潜与贾似道的争斗，还不仅是君子与小人之争。再回到开庆元年(1259)，元宪宗自将征蜀，忽必烈以皇弟身份攻鄂州，元帅兀良合台由云南入交趾(今属越南国)，自邕州(今属广西)蹂广西，破湖南。理宗“以似道军汉阳，援鄂，即军中拜右丞相”。贾似道却暗地私自向忽必烈输币称臣求和，不果。后因蒙古可汗蒙哥被四川宋军重创而亡，忽必烈为争汗位，急欲北归，遂许贾似道所请，暂时退兵。贾似道隐瞒真相，谎报抗元得胜，理宗毫不察觉，却“以其有再造之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百官效劳”(见《宋史·贾似道传》)。

　　贾似道的卑鄙行径，必然造成两种结果：一是理宗既已认为贾似道对宋有“再造之功”，则贾、吴二人在其心目中的地位便此涨彼消，而吴潜移贾似道于黄州，便有了误国之嫌。二是贾似道只有替代吴潜左丞相之位，才能既报前怨又保暗中求和之密。这从沈炎疏吴潜过失就能看得明白，其云：“忠王之立，人心所属，潜独不然。……请速诏贾似道正位鼎轴。”所谓“正位鼎轴”，就是擢拔为左丞相。因此，从表面上看来，吴潜的去留仅仅是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问题，实际上是长期以来爱国人士与权幸奸党之争，也是投降派与抗战派之争。

　　其实，开庆元年(1259)十二月十四日理宗尚下诏《敕许国公吴潜》云：“吴潜天资忠亮，问学渊深。负经方致远之才，抱博古通今之蕴。指陈谠论，既有批鳞补衮之风；措置时宜，尤著沥胆洗心之策。如兹贤哲，泽被苍生。宜予褒封，世昭青简。”(见民国《宁国县志·艺文志》)。这里可以看出，此时理宗对吴潜评价极高，还是相当信任的，其所以在短短四个月内突然发生变化，主要是贾似道之流利用立太子的问题，歪曲事实以激怒理宗。甚至“臣无弥远之材，忠王无陛下之福”等语也不像出自吴潜之口，而是贾、沈等捏造以掩盖其政治阴谋的。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吴潜研究专家宛敏灏先生便持这一观点(见《江淮学刊》1962年第2期《为吴潜辨诬》)。

　　吴潜自景定元年(1260)四月十二日罢左相，贾似道专权，对吴潜的迫害还没有停止。“台谏何梦然、孙附凤、桂锡孙承顺风旨，凡为师道所恶者，无贤否皆斥”(见《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六)。七月二十五日，夺观文殿大学士，谪居建昌军(今江西南城)。十月二十八日，窜潮州(今属广东)。次年七月四日，吴潜再窜循州(今广东龙州)，寓居已颓圮的州府贡院。贾似道仍惧怕吴潜会东山再起，指派心腹刘宗申知循州，暗中陷害吴潜。据《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六记载：“贾似道以黄州之事，必欲杀潜，乃使武人刘宗申守循以毒潜。潜凿井卧榻下，毒无从入。一日，宗申开宴，以私忌辞；再开宴，又辞；不数日，移庖，不得辞，遂得疾，曰：‘吾其死矣，夜必风雷大作。’已而果然。潜撰遗表，作诗颂，端坐而逝，循人悲之。”一代忠臣贤相、68岁的吴潜，竟这样死于群小之手！真可谓“股肱十载竭丹心，谏草虽多祸亦深”(《谢世诗》其二)。——这一天，是公元一二六二年夏历五月十二日。

　　宋度宗三年(1267)，朝庭追封吴潜光复大夫之职。宋恭帝元年(1275)，贾似道势败，朝庭追封吴潜全部官职。宋恭帝二年(1276)，朝庭特赐谥吴潜为“少师”。宋王昺二年(1279)，陆秀夫抱赵昺投海，宋亡。是年，改国号为元。

　六、诗到偏能写我忧

　　吴潜工词善文，著有《鸦涂集》、《论语衍究》、《履斋诗余集》、《陶伯邵三子诗集》四种(皆佚失)。今存明·梅鼎祚辑《履斋遗集》四卷、裔孙吴斗祥等辑《许国公奏议》63篇传世。《全宋诗》收其诗274首，《全宋词》收其词256首。《四库全书总目录提要》卷一百六十三评价说：“潜诗颇平衍，兼多拙句。求如《送何锡汝》五言律诗之通体浑成者，殆不多见。其诗余(即词)则激昂凄劲，兼而有之，在南宋不失为佳手。杂文虽所存不多，其中如《与史弥远》诸书，论辩明晰，犹想见岳岳不挠之概，是固不但其人品足重。”清·陆心源《许国公奏议·跋》亦云：“忠言谠论，日月争光。”这些评价大抵是公允的。

　　吴潜之诗之所以平衍而多拙句，主要是其好要以易理禅语入诗，而吴潜也以此入《安徽佛门龙象传》。然卒读其诗，可赏者亦颇多。如“回首少年观校猎，忽飞一骑射山狙”(《用喜雪韵》)，表现了抗击元兵，保我疆土的激情。“尽瘁元臣食放箸，偷安老守寝凝香”(《和丁丞相》)，在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强烈对此中，寄托着其对当时尚有作为的右丞相丁大全的厚望。“何年神物为堙幽，时见虹光射斗牛”(《古剑》)，则托物言志，企盼着抗元名将的横空出世。不过，此类题材的诗作并不多。吴诗所多而时间可稽者，为吴潜首次罢相判庆元府期间(1256—1259)。此时可谓吴潜政治仕途失意时期，但吴潜勤于政事，“将变荒州作富穰”(《和袁尚书韵》)，却也能忧民之忧，乐民之乐。如：“面拥旌旗鼓乐随，谁知锦被裹疮痍。吏那秋敛充春赋，兵待朝输作暮炊”(《朝谒归省文书》)，表现了诗人对“锦被疮痍”的国事忧心忡忡，对百姓不堪赋敛而又因战事而无可奈何之情。而当吴潜看到“贴水新秧头欲起，连云宿麦颔都收”(《高桥舟中》)的景象，不免“丰年喜色眉尖上”(《出郊再用韵》)，更期待“明年定赛今年熟，野老心腴更体胖”(《喜雪用禁物体》)。但即使如此，吴潜一颗悯农之心又何曾放下：“虽知乐岁无捐瘠，尚恐祁寒有怨情”(《和史司直韵》)。难怪《牧津录》称颂吴潜云：“自古牧民未有二者。”

　　当然，对于立志弘毅，具有经天纬地之才、一心匡时济世的吴潜来说，又岂能安居于贬判庆元府呢？他不免感慨：“白发催人愁远道，青山笑我恋微官”(《泛湖次韵》)，也不免有“爱憎毁誉何关我，消息盈虚要识天”(《秋思一首寄方君遇》)的自我慰藉与“未酩酊时须酩酊，得磨驼边切磨驼”(《水云乡和制机刘自昭韵》)的低落消沉，不免生出故园之思：“只为君恩深莫报，明年春尽得归不？”(《分定》)也就是在写作此诗的第二年，即开庆元年(1259)八月，吴潜由庆元府改判宁国府，他终于踏上了阔别数十载的家乡宁国县。

　　十日为山客，今朝问水程。沙横凝港断，滩汛觉舟轻。

　　远近村舂合，高低渔火明。回头忽苍莽，一望一关情。

　　这首《宁川道中》的“一望”望的却不是家乡，而是回望返乡之路，实际上仍然望的是朝廷，他日夜思念着家乡，但真的回到家乡，他又怎能割舍掉朝廷呢？他是期盼再有“当年脱却戏衫回”，能“又被官差唤出来”(《对黄花》)。恰逢这一年蒙古兵分路大举攻宋，十月，理宗急诏吴潜入朝，并拜其左丞相兼枢密使。不幸的是吴潜旋即遭贾似道构陷，被毒死循州贬所；有幸的是吴潜在自知中毒的雷雨之夜，为我们留下了他的代表作，也是他的绝笔诗：《谢世诗》三首，《谢世颂》三首，兹录其《谢世诗》(其三)，以使后人仰视其伟岸的人格。

　　边马南来动北风，屡陈长策矢孤忠。群豺横暴嘉谋遏，仪凤高飞事业空。

　　愁恨暗消榕树绿，寸心漫拟荔枝红。欲知千载英雄气，尽在风雷一夜中。

　　相对于诗，吴潜词的造诣要高得多。《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四十云：“(吴潜)尝与辛弃疾、吴文英等有诗词唱和，词风亦与其为近，在南宋为一大家。”这里称之为“大家”或有溢美之嫌，但其词中所流露的爱国之情，与辛弃疾可谓伯仲之间。但辛弃疾所处的时代尚可谓蒙古、大金、南宋三强栉比，至吴潜中年已是蒙古灭金并频频向南宋用兵的时期，南宋王朝连回光返照的时刻都不复存在。因而，吴潜不可能再回到辛弃疾“主北伐，收中原”的政治理想，他的政治理想只能是“安社稷，保疆土”。这在他的众多奏议中已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然，这也更加加深了吴潜对永远失去中原故土的切肤之痛：“山之下，江水流。江之外，淮山暝。望中原何处，虎狼忧梗”(《满江红·齐山秀春台》)。“红尘飞骑，报元戎小队，踏青南陌”，“画鼓舟移，金鞍人远，一饷烟波隔”(《酹江月·瓜洲会赵南仲端明》)。元兵就在眼前一江之隔的故土横行，叫人情何以堪。对一个爱国者而言，吴潜内心该何其惨恻。但他并没有对南宋王朝彻底失望：“鸿冥哽噎秋声，正万里榆关未罢兵。幸扬州上督，为吾石友；荆州元帅，是我梅兄。约束鲸鲵，奠安鼪鼠，更使嵎夷海晏清”(《沁园春·丙辰十月十日》)。吴潜对“扬州上督”、“荆州元帅”寄予厚望，所谓“梁栋须群材，榱桷共支柱”(《和胡计院送其行》)。而每次对蒙古战事的胜利，吴潜又无不欢心鼓舞：“羽书万里飞来处，报扫荡，狐嗥兔舞。濯锦古江头，飞景还如许。”(《海棠春·已未清明海棠有赋》)此词写于开庆元年(1259)四月，前一年蒙古可汗蒙哥亲率十万大军入蜀，连败宋军，但到达合州(今四川合川)时，却遭宋将王坚的顽强抵抗，军事行动受到挫折。词中“狐嗥兔舞”即指蒙古兵的败状，也是羽书所报的内容。“濯锦”句意为濯锦头(代蜀)的海棠，还是那般艳丽。而“江头”前着一“古”字，则暗示我中华古国，岂容狐兔来闯。吴潜借赏花表达了抗击外敌的决心。

　　吴潜词的艺术成就首先表现在雄奇阔大的意境的创设上，这在其所存两百余首词中可谓此此皆是，故不赘述。其次表现在其比兴寄托的手法上。如《鹊桥仙》：

　　扁舟昨泊，危亭狐啸，目断闲云千里。前山急雨过溪来。尽洗却、人间暑气。暮鸦木末，落凫天际，都是一团秋意。痴儿呆女贺新凉，也不道、西风又起。

　　词的上阕“急雨”带“秋意”，这是身处“暑气”中的人们所期盼的，但“痴儿呆女”只知“贺新凉”，却不知道“西风又起”。联系吴潜所处时代，蒙古频频对南宋用兵，而每每蒙古暂时退兵，南宋君臣便又沉溺在荒淫之中，则吴潜比兴寄托的讽喻之意不言自明。这表明吴潜既继承了辛弃疾托儿女之情、写君臣之事的传统，同时又接受了婉约派词人的影响。再次表现在语言运用上。明·陈霆《渚山堂词话》卷一评吴潜《满江红·金陵乌衣园》时说：“史称履斋为人豪迈，不肯附权要，然则固刚肠者。而‘抖擞一春尘土债，悲凉万古英雄迹’等句，似亦类其为人。”清·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云：“履斋词《满江红·九日郊行》云：‘数本菊香能劲。’‘劲’韵绝隽峭，非菊之香不足以当此。《二郎神》云：‘凝伫久，蓦听棋边落子，一声声静。’《千秋岁》云：‘荷递香能细。’此‘静’与‘细’，亦非雅人深致，未易领悟。”

　　“意行不敢烦君重，诗到偏能写我忧”。正如吴潜《和谢惠计院》诗所言，其诗词大抵抒发其忧国忧民之情，而最能体现其激昂凄劲风格和思想艺术成就的词，当首推“开元之变”被罢相后的《满江红·送李御带珙》，现亦敬录于此：

　　红玉阶前，问何事、翩然引去。湖海上、一汀鸥鹭，半帆烟雨。报国无门空自怨，济时有策从谁吐。过垂虹亭下系扁舟，鲈堪煮。拼一醉，留君住。歌一曲，送君路。遍江南江北，欲归何处。世事悠悠浑未了，年光冉冉今如许。试举头、一笑问青天，天无语。

　　这首送别词写得悲郁慷慨，表达了吴潜对友人李珙的深切理解、对其遭遇的深厚同情，同时也对朝廷的昏聩表达了强烈愤慨。从全词不难看出，吴潜通过抒写李珙的遭遇，寄予了自己的身世感慨，所以这首词亦是自况。而在当时的坏境下，报国无门，壮志难酬是爱国人士的普遍命运，因而，它又远远超越了文人士大夫对个人身世感慨的范畴，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厚重的历史价值。

　　总之，纵观吴潜的一生，是忠君报国的一生，是勤政爱民的一生，是刚正不阿的一生，是令后人敬仰的一生。明·陈霆《三贤祠碑记》云：“履斋世家宁国，迨生长是乡，荐登龙首。既其栖国，止徙都安人心，逐奸党以杜国贼。至遭贬濒没，动天验于风雷，委顺形之诗颂，是其行己合天而达生知命者矣。”也是对吴潜一生所作的很好的概括。宁国吴潜，不愧为一代贤相，万世大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