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问祖是中国人、尤其是迁居他乡或飘零异国的炎黄子孙们永远割舍不断的历史情结。提到寻根，人们自然联想到中国古代八大移民集散地——山西大槐树、苏州阊门外、江西瓦屑坝、麻城孝感乡、山东枣林庄、广东珠玑巷、福建石壁村、河北小兴州。这八大移民圣地以其在历史上移民规模大、影响深远而闻名遐迩，或载于口碑，或书之典籍。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移民圣地之一的湖北孝感乡几乎被历史湮没，致使当今湖北人和四川人数典忘祖、鲜知其事。

何处寻踪孝感乡

如果你问四川人，他的祖辈从何处来？他们多会回答是从湖广麻城县或麻城孝感乡而来。此说可征诸县志。如民国《南溪县志》称：“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孝感乡。” 又如民国《荣县志》曰：“洪武二年，蜀人楚籍者，动称是年由麻城孝感乡入川，人人言然。” 又可见之家谱记载。如内江《周氏族谱》：“洪武出治，我圣祖仁皇帝遂下诏旨令湖广黃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填实四川。我祖奉命襁负其子，入川于红合乡落业。” 又如隆昌《刘氏族谱》：“吾家起自湖广麻城县孝感乡，明初入蜀。” 由此可见，麻城县曾有过孝感乡，其地名并非虚构。然而查检当今麻城市行政区划或乡镇名录，是找不到孝感乡这一建置和地名的，使得许多寻根者断然否定曾经有过孝感乡的历史存在。

在当今麻城市版图上找不到孝感乡，并不意味着古麻城县没有孝感乡。光绪《麻城县志前编》之“疆域·乡镇” 载：麻城县在“明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一百三十里。成化间并为九十四里，并孝感入仙居为三乡。嘉靖间析太、仙二乡二十里入黄安，止七十四里。”（注：此处之“里” 为里甲，110户为里，里分10甲）孝感乡在明初即见记载，至成化八年裁撤并入仙居乡，作为建置和地名在明代虽只存在百余年，然其影响却延绵数百年。

孝感乡位于麻城县西北，北境与河南省接壤。因地处偏僻，政令难施，嘉靖二十一年麻城县监生李大夏等上书朝廷请求建县：“本县全场姜家畈，接壤黄冈、黄陂边隅地，近信阳、光山、罗山等州县，路通牛头山、牢山等寨；地僻民顽，官难遥制，盗贼出没，数被劫杀。乞于姜家畈设县治，保障地方。”（《读史方舆纪要》）李大夏等人的意见得到巡抚湖广副都御使陆杰和巡抚湖广监察御使史褒善的赞同。但建县主张也受到地方官吏和乡民阻挠，勘测地界亦无法进行，使建县之事不得不暂中止。嘉靖二十六年，黄州知府郭凤仪上书再陈建县事，得到麻城籍户部尚书耿定向的大力支持。特致函前湖广右副都御使冯岳以争取支持。嘉靖三十九年，耿定向在京城又与新任湖广巡抚刘伦面商建县事宜，刘伦很为重视，并即将建县之事交麻城县令苏松筹办。不久，刘伦离任，建县事再被搁置。次年，耿定向奉命视察西夏，途中偶遇新任湖广巡抚张雨，又与张雨洽谈建县问题。此际监生王国任联络了一批蓍宿联名上书，于是巡抚张雨令下属集议建县事宜。黄州知府应明德、同知袁福徽、巡按湖广监察御使唐际禄、布政使徐南奎、按察使刘斯洁均赞同建县，建县之议至此遂定。嘉靖四十一年，礼部尚书徐阶竭力襄助，嘉靖四十二年春，经户部复奏，朝廷批准正式建县。拟析麻城县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甲，黄陂县滠源乡八里甲，黄冈上中和乡十二里甲为新建县属地，定名为新安县，嗣后改名为黄安县（今红安县）。此乃史有孝感乡证据之一。

据《麻城县志》、《红安县志》载：麻城县原有版图面积4500多平方公里，现约有3607平方公里，析出仙居乡千余平方公里（原孝感乡面积为千余平方公里，占麻城县总面积的四分之一）；黄安县原有版图面积约1976平方公里（民国时期划出180平方公里与河南新县及湖北大悟县，现版图面积为1796平方公里）。由此可知，黄安县有近半人口和土地是从麻城县柝出，而孝感乡为麻城县边隅，地接河南，相当于今红安县七里坪以及城关（姜家畈）一线东南的大部为原孝感乡属地。原孝感乡小部属地留在了麻城县。如麻城《邓氏宗谱》载其祖自江西迁来后世居孝感乡邓家磅村，而邓家磅村自孝感乡划入黄安后一直属麻城浮桥河乡。此乃史有孝感乡证据之二。

黄安县自建县至晚清，一直设置三乡（亦称为里）未曾更易，即沿用原乡里之名-----太仙（太平乡、仙居乡的缩称）、中和、滠源。民国时实行县、区、会、甲建制，全县设10区，笫五区名为仙居区；1929年5月红七军在黄安建立苏维埃政权，全县亦划为10区，第五区仍名仙居区。1947年9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建立黄安解放区，全县划为7个区，其中有名太仙区者，乃沿袭明清旧称。这里所称之仙居乡，实为原孝感乡旧土，原孝感乡已是有其地而无其名。此乃史有孝感乡证据之三。

据上，可以确切地说，移民圣地孝感乡地跨今红安县、麻城市，大部分在红安县境内。

孝感乡移民与“湖广填四川”

麻城孝感乡向外移民起自何时于史缺载。据《石柱厅乡土志》载，有陈氏于“宋高宗时由楚北麻城孝感乡同马氏同来”之说。它告诉我们二条重要信息，一是说明孝感乡之名在宋代已有，二是说明至迟在南宋初孝感乡己零星向外迁播。然而大规模向外移民，是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

大规模移民的要件是迁入地有足够广袤的地理空间容纳众多人口，四川在元明、明清之际具备了接纳大规模移民的条件。

元、宋之战曾使四川人口锐减。据《内江县志·内江旧户多楚人说》：“宋元争蜀，资、内三得三失，残民几尽。迨元一统，则己地荒民散，无可设官。一时资州、内江、资阳、安岳、隆昌、威远，州县并省，终元代九十年未复，惟安岳复于顺帝至正元年。” 这是说四川人被杀得无民可牧，故元朝廷无法设置地方官府。《潼川府志·九贤祠记》载元军屠川云：“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应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 余［王介］守土抗战八年之久，“使敌不近边，岁则大稔。”（《宋史·余［王介］传》）余［王介］遭权臣所忌，召回临安夺职削权，［王介］郁愤而死，蜀事更无可为之人。于是蒙军如破竹之势攻占全川，所到之处，尽行“元法” 。各州县百姓逃之不及，被捕获者以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 ，日日如此，屠杀不止。仅在成都，“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袁桷《清容居士集·史母程氏传》）汉州城破，元军屠城，“血洗焚荡，死者十余万家。”（袁桷《清容居士集》卷34）以每家5口计，则为六十万人左右！按此数计，元军“屠成都，焚眉川，蹂践邛蜀鼓汉简池永康，而四川人十丧七八。”（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论救蜀四事疏》）又有欲乘舟避兵祸者，因拥挤落水“以数十万计。”（佚名《昭忠录》）据马端临《文献通考·户口二》资料，南宋嘉定十六年四川户数达2590092户，人口达6610831之多，到至元十九年仅为12万户，元朝数十年的恢复尚不足宋末的1/20，足见元蒙对四川屠戮之惨。洪武四年，汤和、傅友德等灭明升大夏政权，洪武五年统计户数仅84000户，知川人雪上加霜，又遭屠戮，称四川人“十丧七八”是可信的。故向四川移民势在必行。

大夏政权据川十一年，在明玉珍时已有孝感乡民向四川移民。如内江《吴氏宗谱》：“因楚中红巾之乱，奉旨来川落业。” 又如隆昌《韩氏族谱》：“吾祖肇自山东……迁……孝感乡。明祖龙飞……元主北遁，遂将麻城著土之民，诏令入川。吾祖……于洪武元年入川。” 许多族谱中称是“奉旨入川” ，然洪武五年之前四川属明玉珍管辖，朱元璋政令怎能通行四川？想必大夏政权有过号召移民的“诏令”。此际有一定数量移民入川，其原因一是鄂东（今黄州市范围）是红巾军根据地，明氏之兵多楚黄籍，故有招徕乡人壮其势之举，明氏号召必有人响应之；二是红巾军与朱元璋争锋的主要战场在鄂东、鄂北，居民为避战乱亦愿迁徙四川；三是据《明氏实录》载其所征赋税“十取其一，农家无力之征。” 轻赋薄徭也吸引大批乡民奔蜀。明氏偏安一隅，能使四川人口增至约15000户左右（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134页），也是很不容易的。

自明玉珍开移楚民实蜀之先河，洪武四年后明朝组织了更大规模的向四川移民。见诸当时族谱记载，比比皆是。如内江《周氏族谱》载：“明初，诏以湖广世族安播四川，我明器祖遂偕至戚雷华辅偶行入川。” 又如内江《黄氏族谱》载：“明洪武初，以为四川乃近西隅夷地，非德化不能测也，惟孝感乡人民可以化之。诏饬行专差逐遣。凡明初来者皆麻城孝感乡人也。” 然查明代史籍，却不见官方移民文告记载，惟民国《泸县志·艺文志》载崇祯时任泸州分巡佥事吴登启《招民榜文示》称“迨我国初，亦移麻民孝感之民，以实富、荣二邑。” 指出朱元璋曾推行大规模移民措施。故明初朝廷诏令移民事当属不谬。移民的成效是显著的，洪武五年从明氏政权接手人户84000户，至洪武十四年的9年间，人户增至214900户，增长率为155.83%，且以麻城、孝感乡人居多。或曰：麻城、孝感乡几乎是成建制迁移，何以乡人迁之不绝？这主要是有人口源源不断迁至麻城、孝感乡之故，而迁入麻城、孝感乡之民，又被不断迁徙至四川。如简阳《汪氏族谱》称：“汪氏世居江南徽州府黔(黟)县，地名猪市街竹林嘴。后迁湖广黄州府黄冈县高河坎汪家集，后又分迁麻城县孝感乡蒿枝坝大松树。至明朝洪武四年，我远祖兄弟四人奉旨入川。” 又如内江《张氏族谱》载：“大明宣德元年丙千岁，奉旨以江西填实湖广，遂尔奔楚，既居黄州府孝感乡……弘治即位，群臣云西蜀土广人稀，皇上诏以楚民填实西蜀……” 说明孝感乡民不断被补充且又不断移向四川，人口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如《湖北方志》1991年第1期邹功勇“麻城迁民四川问题初探” 文中提供的数据：洪武二十四年全县册定人户为15809户，而永乐七年为15810户，相隔18年仅增1户，这足以说明人口的平衡状态。

第二次大规模移民始于清初，仍是因战争致使四川人口剧减。造成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主凶是张献忠，对此正史野史多有记载，甚至大西军中外国传教士也直书其事。如耶稣会士安文思的《中国新史》载：“叛匪张献忠率领大军向省城挺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大量的民众为了躲避其暴虐而遁入深山藏身，神父们也随之而逃。” “他们以各种刑法处死了不计其数的人，或被斩首，或被活活剥皮，或被凌迟碎剐，还有一些人则被折磨的半死不活。他还屠杀了十四万川兵。因此，全省几乎荒无人烟” 另一位传教士卫匡国所著《鞑靼战记》中也有类似记载，证明《蜀碧》等野史记录的张献忠屠川事是可*的。张献忠屠杀了多少人，难有确凿统计。张献忠死后，残明官军的互相争杀、清军的征剿，四川人口又处在历史低谷。

据赵文林等著《中国人口史》资料，顺治十八年（1661年）四川仅958196人丁，可知其时天府之国的四川己被摧残得破败不堪。因此，朝廷对重建四川十分重视，鼓励外省移民四川是其政策重点。例如顺治六年朝廷颁布了《垦荒令》，康熙二十九年平定三藩之乱后制定了《入籍四川例》。故填川之民又有“奉旨入蜀”之说。在此背景下，麻城、孝感乡民也成为移民潮中的一部分。

麻城、孝感乡移民四川，不能不谈到张献忠的“新营”。崇祯十六年四月，张献忠在麻城收5万7千人，别立一军为“新营选勇”，这支新营随张献忠进川。张献忠败后，这些来自麻城的士卒大部落籍四川。如《中江县志》载一新营老兵事：“杨可举，字香吾。顺治三年脱献贼之祸。六年投效总督李国英标下……时邑境人稀地广，朝夕与居者惟投诚数百人。” 这类人在入籍四川的麻城、孝感人中所占比例甚大。其他填川之民，如作家艾芜（汤道耕），祖辈原籍麻城孝感乡，康熙中叶入川定居成都附近。又如1991年版《南川县志》称该县许多移民来自湖广，尤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为多。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孝感乡早已不复存在，而麻城填川之民或用旧名孝感乡，或称麻城县，可见孝感乡这一历史地名影响之久远。从移民史角度看，麻城和孝感乡在明末清初兴起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中多有混淆，然麻城还留有原孝感乡一部分旧土，以怀旧之情而续用原籍之名或用麻城为祖籍都不为错，故本文在梳理此阶段时亦无意分其泾渭，而许多研究移民史家在据方志和族谱统计时，也将孝感乡移民归入麻城县统计。如胡昭曦先生《张献忠屠蜀与湖广填四川考辨》一文便多作此种处理。据此，麻城（含孝感乡）填川之民见于县志所载者，如《广安州新志》：“大率黄麻籍四之，永零籍五之，豫章籍二之……” ；《大邑乡土志》：“全资二湖、江西、两广、山陕之人来邑垦荒生聚。麻城人较多，江西、山陕次之……” 又如《合川县志》所载清初麻城籍乡民迁入计17户，仍占同期各地迁入移民数之首。可见在湖广填四川的第二次大移民中，麻城、孝感乡移民占有重要位置，对重建四川的贡献当不其他地方移民之下！

闲话麻城孝感乡移民

在撰写本文时，欣悉重庆市在建“湖广填四川博物馆” 。川渝两地的居民，绝大多数是湖广填四川移民的后裔，在建的“湖广填四川移民博物馆”将重现当年移民迁徙的历程，并展示先辈们的奋斗历程。我以为麻城、孝感乡移民不仅是“湖广填四川博物馆”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也为我们留下许多可资叙说的话题。

首先是麻城、孝感乡移民可以作为“新客家”文化研究的课题。罗香林先生《客家源流考》一书被认为是1949年以前家客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书中明确指出，湖北有二个非纯客住县：红安县、麻城县，总人口约15万人，而对红安县、麻城县的表述，总是割不开移民圣地孝感乡的。红安县、麻城县的这15万客家人应是江西填湖广时，从江西迁来的客家先民后裔。孝感乡客家先民移居四川时，带去了那些客家民俗文化？例如四川民间凡遇婚嫁丧寿或庆贺开业、请“满月”等等，传统席面多为备办九种荤菜宴客，此即俗称“九大碗”或“九斗碗”。此种“九碗”待客之俗即源于湖北麻城县孝感乡。除“九大碗” 习俗外还有那些风俗带到四川？这方面的研究显然还是空白。

麻城、孝感乡民对四川是卓有贡献的，这种贡献从“麻乡约”可见一斑。明永乐年间，麻城、孝感乡被迁往四川开垦的移民，由于思念故乡，相约每年推选同乡代表回乡几次，来往带送土特产和信件。久而久之就出现了由麻城人经营，替人们传递财物、书信的麻乡约商行。这种形式也从成都、重庆等地，逐渐普及到了四川、云南、贵州等许多大中城市。麻乡约极大地改善了当时民间的通信状况，它在中国邮政史上占有很重要位置。这种惠及民众的善举正是他们的创造。

在四川的麻城、孝感乡移民后裔中，还出现了不少杰出人士。

洪武四年从麻城、孝感乡落籍四川隆昌的郭孟四，是隆昌郭氏的开山祖。家族繁衍人丁兴旺，距今己有600余年，传30余世，估计在世人口5000余，俨然一大家族。郭氏家族在明中叶已致富，至清嘉庆年间已是富甲一方。万历十三年，郭氏在泸州兴办天成生曲酒厂，是驰名中外的曲酒“泸州老窖”的原产地，曾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隆昌郭氏笫十九世孙郭书池，光绪年间举人，曾主持湖广总督张之洞垦务，被张之洞视为干才。他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公学，又在隆昌开办了知耻中学。长子郭蔚华乃辛亥革命之中坚，同盟会员；他在知耻中学、叙属中学任教时，宣传革命，当时四川革命党人，多出其门下。郭蔚华有子女七人，长子郭坚白为留法理科硕士，历任十余所大学教授，为教育界闻人；子郭士杰是早期gcd员，曾任安庆地委书记、湖北省委委员，1927年在汉口被捕壮烈牺牲，时年23岁；子郭步陶是知名新闻记者，任《申报》、《新闻报》主编多年，著作颇丰；子郭彝主持铁道部技术工作，贡献卓越，授全国劳动模范，享有死葬八宝山的殊荣；子郭彦曾任国民党军装甲司令，现居台湾。郭氏子孙涉身党政军农工商文等届别，人才代出，可称为是麻城、孝感乡移民中的典型。

如富顺县罗氏先祖罗尚凤万历年间从麻城举家入川居富顺县洪合乡，顺治初迁威远县罗田口。罗氏以耕读为本，历代均有进士、贡生、举人；又涉盐业开发经营，是一盐业世家。传至十二代世字辈，可谓人才荟萃了。如世字辈中人有：抗日烈士、少将罗世泽，中共四川地下省委书记、烈士罗世文，近代农学家罗世嶷，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系，并在四川大学、云南大学任教的罗世齐等等。又如张爱萍将军，作家艾芜等，祖辈皆由麻城、孝感乡移民至四川的。而尚未梳理出的贤良俊杰之士当会更多，这说明麻城、孝感乡移民及其后裔对养育他们的四川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和回报。

那是一条延走了六百多年的悲壮乡情路：回望大别山，泣别举水河，溯长江，穿三峡，踏蜀道……凄风苦雨，抛别故土，他乡繁衍。而那辈辈相传的追亲寻祖之念，更是至今绵绵无竟期！

3月11日至14日，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专委会主任、重庆湖广会馆修复领导小组组长何智亚率团赴湖北专题考察，探寻先祖足迹、搜集文物资料、丰富“湖广填四川”移民博物馆内涵。这次活动，引起了湖北方面的高度重视，湖北省委统战部、工商联作了周密的安排，有关市、县的党委、政府、政协、统战部、工商联热情接待，在移民原发地——麻城市歧亭古镇，乡民还燃放鞭炮迎接来自重庆的寻根人。记者随行，顺江而下，走荆楚故道，揽江汉平原，直抵史称中华“八大移民集散地”之一的麻城、孝感，探寻到“湖广填四川”源头的一些情况——

认祖必称“麻城孝感”

地处神州腹心，峰连鄂、豫、皖三省的湖北麻城、孝感两市，因其五关形胜、屏蔽江南、扼中原之咽喉，历来成兵家必争之地。而明清的大规模移民，麻城、孝感两地又是最早的赴川之地。据《明太祖洪武实录》载，洪武6年（1373年），太仆丞梁野仙帖木尔上书：“宁夏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土膏腴，宜招集流亡屯田”。太祖“从之”。《麻城县志》也载，明洪武年间便开始向四川大批移民。近年麻城、孝感两市文物工作者所搜集的大量民间族谱、家谱，屡见“……世祖明洪武年间入川”的记载。重庆市文物工作者搜集的大量古籍资料和家谱也有不少对接。有趣的是，历年到湖北寻宗问祖的人，大都言称祖籍是“湖广麻城孝感人”，专家认为，这虽有移民从众的倾向，但其中也不乏历史依据，麻城孝感的地理位置，的确处在移民集散的水陆要道。多年研究“湖广填四川”的何智亚副秘书长也证实，从目前已收集到家谱的记载，大都称祖籍来自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如江津幸氏族谱记载：“宋末年间，仲式祖由江西迁楚麻城孝感乡。因徐寿辉兵起，复自楚避乱入蜀，携祖*王氏及三子寓江津笋里梅村幸家湾数年。见风俗淳美，山川壮丽，遂采三山而居”；江北县曹氏族谱记载：“初祖兴王公，湖北黄州府麻城人也，明洪武初入蜀，卜居於渝北跳石河”；新修《南川县志》“湖广移民，尤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为多”；《南溪县志》“今蜀人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孝感乡”……

江西填湖广 湖广填四川

孝感市台联会的鲁鋆，今年已86岁，多年研究“湖广填四川”。1944年即在重庆和其他同乡组织成立“孝感旅渝同乡会”，联络4百余人。鲁老近年多次接待四川、重庆各县市以及**等地来孝感认祖寻宗人士，都提到祖辈留下“祖籍湖广麻城孝感乡”的遗言，其中还有不少追溯至源头江西省。对此鲁老表示，根据他多年搜集研究，证实麻城孝感居民确实多自江西迁来。他说，据《湖北通志》记载，唐朝末年，瘟疫流行，麻城孝感一带人烟稀少，而临近湖北的江西人有大批到麻城、孝感定居，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并定居下来繁衍后代。湖北民间一向流传着两句话，叫“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也是明证。

四类迁徙人 不绝乡情泪

麻城市委办公室主任凌礼潮，也是多年研究“湖广填四川”问题的专家，最近著有《李氏祖籍考》。他认为历史上的湖广移民，有以下四类情况：一是逃避赋税自发移民，如明初皇帝报复藩王，导致江西赋税过重，农民不堪其苦，于是向临省又赋税相对较轻的麻城孝感迁移，此后又向无赋税的四川迁移；二是土著避移民而迁，如麻城孝感新迁移民势力壮大，当地土著屡受欺压，被迫迁移；三是政府组织、鼓励动迁。明末清初，随着四川连年战乱人口锐减，政府即组织大规模移民，并鼓励开荒，“插占为己，视为永业”，并免税10——20年，奖励耕牛、稻种，于是引发大规模移民；四是明玉珍、张献忠招兵入川。据《湖北通志》和《孝感县志》记载，元朝末年，明玉珍在家乡（湖北应山县）举旗反元，应山、孝感、安陆、云梦等地农民投军数十万之多，元至正十八年，明玉珍统兵十万西征，经巫山入川，先后攻克重庆、璧山、铜梁、德阳、成都等地，后在重庆称帝，国号“夏”，明玉珍病逝后，其子明旻战败投降明朝，入川将士多流落重庆——成都沿途各县。另据许鼐《小腆纪年卷》记载，明崇祯十六年（1627年）4月，张献忠攻进麻城，一次征兵五万七千余人，别立“新营”入川征战，后大部军籍改民籍，兵败后，其将士也隐姓埋名，定居四川繁衍后代。

如今的川渝人，据说80％为移民后代，而麻城孝感较之其他地方移民，人数最多。不管是“奉旨入川”，还是被迫迁徙，回望热土，谁不留下思亲情，抛洒思乡泪！

“麻乡约”传递思亲情

记者在麻城、孝感两市，阅读到不少描述民间邮政组织“麻乡约”的文章，麻城市干部凌礼潮对此也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时，麻城大批迁徙农户远离故土，思乡心切，每年推选不负众望者回乡探望，往返带送家信和两地土特产，以至于年年如此，相约成习，成为我国通信史上的一大创举，也为明朝中叶民信局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到清代咸丰中叶（1855年左右），“麻乡约”逐渐衍变为专业客运、货运、送信的民间帮派组织“麻乡约大帮信轿行”，创立者陈洪义（又名陈鸿仁），重庆綦江县号坊乡陈家坝人，陈抬轿子、滑杆出生，为人讲信义，博得同行一致推崇。“麻乡约大帮信轿行”后业务不断扩大，在重庆、昆明等地都设立了分支机构，其业务不但近至西南三省的穷乡僻壤，还远至汉、沪、津、京、滇缅、滇越。

清末明初，“麻乡约总行”设在重庆西二街口子上，外面招旗高悬，三开间的大门面，两边各为黑漆红面柜台，十分醒目气派。虽然随着历史进程，“麻乡约大帮信轿行”后来也消亡了，但由“麻乡约”带动的乡情传递，至今绵绵不绝。

艰辛血泪迁徙路

在麻城市歧亭古镇（过去属孝感乡）采访，记者见镇中民房多为石片垒砌，但飞檐翘角和窗棂雕饰，尚保留着明清的民居风格。特别是贯穿镇中的那条斑驳光滑的石板路，有的还带有“清康熙……年”的刻迹。

麻城市党史地方史办公室副编审李敏认为，当年麻城的移民，大部分应是踏着这条石板小路，或乘船顺镇边的举水下长江，又上溯长江入三峡进川；或走陆路，顺“官道”驿站入川；或走山间小路，翻越“登天”蜀路栈道……

移民的具体入川路线，还有待专家进一步考证，但数千里蜀道迁徙跋涉，先人们历经的艰险可想而知。值得一提的是，近年研究学者的文章屡屡提到，清朝第二次大规模移民，由于朝廷重视，“上谕”层出不穷，急如星火，又视招徕户数为官员提拔依据，导致各级循吏急功近利，求官心切，朝廷只问到川数字，下面便层层加码，于是暴力、捆绑、虐待以及沿途死伤枕藉情况不少，移民苦不堪言。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千里鄂川道，瘴气、酷阳、冻馁、寒夜、伤痛、倒毙……浩浩移民潮，或三五成伴，攀援于蚕丛山道，或官兵押解，跋涉于激流峡谷。至于川人爱缠头巾的习俗，民间老人的解释是，当年押解途中死人太多，经常头缠孝布，天长日久，便逐步演变成多用途的头巾了。　

川渝人称其祖籍为孝感

现代许多川渝人称其祖籍为孝感，孝感谱牒中有许多关于乡人迁川的记载。《鄂澴青石桥胡氏宗谱》（明嘉靖10年本，清历代续修，民国元年重修）：“元末刘福通之乱，孝邑子弟从军入蜀”，洪武4年，三世“思贵公因讼入川”，迁四川简州。

《澴西罗氏宗谱·雍睦堂序》（崇祯12年首修，光绪14年续修，民国25年重修）：“遗诗一首，叙其源流：平地干戈闹若蛙，红巾赶散各天涯。湖庥太守麒麟种，永合綦江丹桂花。一姓易为三两姓，数家分出几千家。吾今题笔留于后，唯愿儿孙读五车。卿公生四子，一二三子皆徙于蜀之永胜，其后不详”。 “永合綦江”，指迁居当年四川所属永胜、合川（江）、綦江等州县。从这首寓意深刻、对仗工整的七律诗透出的基本信息，显然表明在元末明初罗卿先生的三个儿子随明玉珍等红巾军入川了。

《澴东义门陈氏宗谱》（康熙36年刻本，同治、光绪年重修）：明朝，初年，（陈谂之三子）延广迁成都；景德2年（1427年），宗全迁叙州；康熙4年，希远迁南溪，知用迁金堂；凤道落籍四川，官巡城都御。

《板桥梁氏宗谱》（光绪20年本，民国重修）：（以元初为始祖）：明代，十五世荣万，迁居成都卧龙桥；十七世三房超元，迁移四川。

“又忆日寇投降第二年丙戌（1946年），有四川省碧水县七塘乡宗人来函寄梁桥，系后亲来一人，共商起稿续谱……”。

《苏氏宗谱》（道光25年、咸丰11年本，民国元年重修）：（以明初、1370年起始为一世祖）“因红巾军祸隙复起，……时真辈三公，其一潜逃麻邑，其二远逃孝感，其三生死不明”。此老二老三，即暗指随军入川了。因而又说：自川“十四世怀飏偕三子虽因回籍省墓，嘉庆十六年但再无往来”，“与夫四川、江右、湖南等处，多未详注地址，姑俟后议” 等语。

《汤氏宗谱》（康熙10年、乾隆15年刻本）：（奉明初为始祖）“三世仲宝公迁川”，“我族旧谱（由仲宝儿子）治恩公携以归蜀，全谍遂亡”（康熙10年十一世序）。

《澴东孙氏族谱》（光绪11年本）：（康熙朝三世三房）爱川迁川。 谱载嘉庆年有南江后人回籍事，“后嗣失查考者居多”。

《明氏宗谱·源流考》（光绪23年本，民国6年重修）：“或迁居西蜀”。此明氏即与元末入川称帝的红巾军领袖明玉珍等为同宗。

《孝昌鲁氏宗谱》（崇祯8年、康熙44年刻本，重修。孝昌即孝感古名）：“……明玉珍及至元末红巾军刘福通起兵，尽皆逃散。唯辚公与轸公存焉”。明朝庚子（1420）年，鲁伯溶重庆长寿县知县，落籍四川；清初，（以明初为始祖）第十七世正贵，住成都府城内东门，门前有文庙。十八世钟意、宝珊、竹珊、玉珊，迁成都县。

《涂氏族谱》（小河溪支，光绪本）：元明之际，有讳务义公者，“迁夔州云阳”。

《孝感简氏族谱》（明英宗正统4年、万历元年、清乾隆16年、咸丰7年本，民国6年重修）：（以明初为始祖）二世汉元、汉鼎二兄弟，正本 夫妇往四川叙宁；三世寅轼止于四川；十世凯侯迁新津。

《李氏宗谱》（康熙、同治、光绪本，民国年重修）：（以明初为始祖）太始祖季八，祖*熊太夫人，生谷中、玄中，入籍四川；三世振铎、振刚迁川；省三支五世义甫，入成都。

《杨店杨氏宗谱》（民国6年本）：（始祖三十六世杨震）*邴氏葬成都府西门外黄龙洞，二弟杨霖迁成都，三弟杨霨迁万县；（六十世祖）杨岩，官至左丞相，*张氏葬成都府大西门外；（六十三世）杨淑，号文友，官刑部员外郎，*容氏，次子杨轼，迁居成都府。

明代，（孝感五世）杨浓，号春，字元之，迁居成都府新都县，成化进士，历官按察使，长子廷和，少师兼太子太书师，华盖殿大学士，孙杨慎，殿试第一，官授翰林院修撰、兵部主事，文学家。（孝感六世）廷官、廷玉兄弟，迁居重庆府涪州；（孝感十世）杨洪功，号九谦，字惰石，崇祯年官四川遵义府知府。

清代，（孝感十世）洪茂，*王氏、子谟善，同（孝感十世）敦知，*黄氏、子五，悟知，*白氏、子二，迁居成都府崇庆州；明华，子宣琦，迁四川石桥铺；（孝感十七世）中元、中墀二人迁居罗志县。

另，族中口头流传，清朝初年，杨店镇杨八湾西的垱子湾，因参加白莲教农民起义军，反清复明失败，为避祸整体搬迁四川。

《董湖萧氏宗谱》（康熙61年刻本，民国7年重修）：（以明初为始祖）十一世萧耀，乡魁，丁巳年会试副榜，中进士，梓潼、灌县县令、升天全署，特授直隶州丹棱、邛州、绵竹诸州县。十一世君臣、君豹，迁居四川；十三世之望，迁四川杨柳龙潭。

《熊氏宗谱》（乾隆37年等本，民国11年重修）：（以明初为始祖）二世子艺，生于洪武四年三月十一日，永乐丁酉科副榜，任四川夹江知县；立绳，迁重庆。

《孝感县志》（康熙本、光绪9年重修）有关乡民移川情况：（元至正）“12年，徐寿辉起兵蕲州（今浠水），招应山明玉珍为元帅，孝感人多附之。16年，玉珍率兵袭重庆，称夏王，孝感人多随之入蜀”。县志也载有《杨店杨氏宗谱》所记杨春三代。《卷二十四》：明嘉靖进士、兵部尚书张佳应，其祖“孝感人，元末入蜀，舟泊黄陵庙，……比至铜梁，有地曰吕奉里，以土黄名黄泥坝，遂居焉”。还有原籍孝感的沈远标，而由河南桐柏转四川当了知县。

有一点需要说明，方志乃封建王朝的产物，慑于专制主义的高压统治和大兴文字狱，如大清律规定，“一人反清，株连九族”、“杀无赦”；兼之捉笔者皆封建文人，他们依照正统宗法、典制惯例，凡造反者，诬之为“匪”、“贼”、“盗”，概不能明显入谱。对于这些追随农民起义、或因参加或避祸而逃往四川者，许多族谱采取了隐讳的办法，即于分支栏填“外迁”、“出外未归”、“下落不明”等，并不深说，在众多族谱中较为普遍，尤须我们于解读方志时，持实事求是和辨证客观的态度。

孝感南乡有一姓族谱曾谈及当初移民情形有“依洪武法，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等语。从已掌握的史料可以看出，孝感先民移川的数量，明朝多于清朝，而清代主要集中在清初，乾隆年后即基本不见迁蜀的记载了。

木本源流，慎终追远。上述所列举的材料，尽管是随机性，难免挂一漏百；虽囿于当时特定社会环境，但真实可信，仍可大补正史所阙，亦完全与川渝史志关于孝感大量移民的记载对榫，相互印证，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

"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

元末明初的"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中，麻城的孝感乡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地方。从那里源源不断迁出的人众，几乎填充到了四川省的每一个角落。

在西部：

民国《简阳县志》卷17"氏族表"中载，麻城孝感乡胡彪等人"明洪武初移民实川，彪与虎、群二人同入川，至简（州）正教乡定水寺插业同居"。

民国《荣县志》："明太祖洪武二年，蜀人楚籍者，动称是年由麻城孝感乡入川，人人言然。"

仁寿《李氏族谱》："元末吾祖世居麻城孝感青山，陈逆之乱，乡人明玉珍据成都，招抚乡里，吾祖兄弟七人迁蜀，因与祖一公籍寿焉。"

在南部：

民国《泸县志》："自外省移实者，十之六七为湖广籍（麻城县孝感乡），广东、江西、福建次之。"

民国《南溪县志》："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县孝感乡。"

泸州《王氏族谱》："予思我父讳九，母雷氏，亦历风尘跋涉之苦，先由河南地随祖讳久禄于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内，至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复阳村居住，新旧未满三年，奉旨入蜀，填籍四川，有凭可据。由陕西至川北，洪武四年辛亥岁八月十四日至泸州安贤乡安十四图大佛坎下居住。共计老幼男妇二十二名。"

在东部：

新修《南川县志》："湖广移民，尤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为多。"

咸丰《云阳县志》卷2："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奉敕徙来者，北岸民则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南北人较多。"

忠县新修《叶氏宗族谱》："明洪武二年，叶端祥之子叶根一偕弟根二，同丁、陈、王、潘、肖、张、毛、莫九姓一道，从湖广省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高干堰铜鼓滩入川落迹（籍）忠县。"

在北部：

光绪《李元仁墓碑》："本籍湖广麻城孝感李家大土坎高阶,缘于元末入蜀，插占巴州。嗣世祖因贼匪扰逆，始建修楼房，后因号楼房上下营。"

在中部：

民国《资中县志》："本境分五省人，一本省，二楚省，三粤省，四闽省，五赣省。本省当元之季，伪夏明玉珍据蜀，尽有川东之地，蜀号长安。玉珍为楚北随州人，其乡里多归之，逮今五百余年，生齿甚繁。考其原籍，通曰湖广麻城孝感人为多。"

光绪资中《徐氏族谱》："吾徐氏，麻城县孝感籍也，妙洪祖避徐寿辉乱迁蜀……。"

江津《幸氏族谱》："宋末年间，仲式祖由江西迁楚麻城孝感乡。因徐寿辉兵起，复自楚避乱入蜀，携祖*王氏及三子寓江津笋里梅村幸家湾数年。"

谁也无法统计，从孝感乡到底迁出了多少人口；谁也无法相信，区区一个小乡，为何竟有如此不可思议的人口输出量；谁也无法推算，现在的四川人中到底有多少非孝感乡人的后裔！

难以相信的最好办法就是不相信！

早在近一个世纪以前，就有人对此提出怀疑："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这多；且湘楚州县与蜀邻比者尽人皆可以移住，何以独适孝感一乡？"

最近而又最典型的有邓经武、雷兵的结论：""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虚构地名,其背景是假造"移民潮"运动。"

但是，质疑一个定论固然需要非凡的勇气，而否定一个史实却显得过于草率，历史的真实并不因为有人质疑而虚无化！

下面，我们通过史料的搜寻来看看麻城县孝感乡到底隐藏着多少历史的秘密。

一 明初的麻城四乡

明初麻城的区划情况在清康熙9年的《麻城县志》中可以找到清楚的记载：

①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一百三十里，里各有图。成化八年（1472），以户口消耗，并为九十四里。复并孝感一乡入仙居，为三乡。嘉靖四十二年（1563），建置黄安县，复析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入黄安，止七十四里。

太平乡原额五十八里,后并作二十五里；仙居乡原额五十四里，后并作二十五里；亭川乡原额二十五里,后并作二十四里。国朝因之。

② 所谓 "初分四乡"当然是指明初已分全县为四乡。也就是说，孝感乡在明朝277年的历史中，存在了105年。但这并不等于说，孝感乡的寿命只有105年。元代麻城的基层区划情况，由于资料的缺乏而不甚了了。不过，据北宋王存的《元丰九域志》记载："中，麻城。（黄）州北一百七十五里。四乡。歧亭、故县、白沙、永泰、桑林、永宁六镇。有**山、永泰河。"③则北宋时麻城即为四乡区划。最近在网上读到周启志的《寻根圣地：湖北麻城孝感乡》，周先生引《石柱厅乡土志》说："有陈氏于"宋高宗时由楚北麻城孝感乡同马氏同来"之说。"证明麻城的四乡划分和孝感乡的存在,历宋元而明并无变化。我们相信,在中国历史上，"乡"这一级组织相对于州县的频繁撤并省废来说，其稳定性要大得多。这与它们在政权割据和攻城略地中无足轻重的地位是一致的。成化八年麻城改为三乡以后，至清代"国朝因之"，直到清末乡之设置再无变化，就是最好的证明。

关于明初四乡的位置，尤其是孝感乡的方位，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问题。弘治《黄州府志》记载合并后三乡的位置为："太平乡在县东,领四十三里；亭川乡在县南,领一十二里；仙居乡在县西，领三十九里。"（卷1）我们认为，初分四乡时，四乡乡界如"十"字形。孝感乡的位置应该在西南,而仙居乡在西北。孝感乡的范围当包括现在的白果镇北部、铁门岗乡、歧亭镇、宋埠镇、中馆驿镇、顺河集镇南部、南湖街道办事处、龙池桥街道办事处南部、鼓楼街道办事处南部，以及今红安的城关镇、两道桥乡、杏花乡南部、桃花乡、叶河乡、永家河镇、八里和太平两乡镇的河东部分。(附图一)需要指出的是，四乡中其他三乡均为高山丘陵，只有孝感乡位于举水冲积平原上。

这样确定孝感乡位置的理由有三点：

第一， 麻城西北光山州曾有仙居县，至宋南渡始废。西北境有仙居山 ，黄安建县时划入辖境。应为仙居乡得名之源。又麻城县城西北十里亦有仙居山（今名五脑山），因麻姑在此成仙飞升而得名。城北还有仙居坊。

第二，孝感乡并入仙居乡，而仙居乡既在县西北,再往东是太平乡，则 孝感乡只能在县西南；

第三，众多来麻寻根的四川人提供的地名中，我们只找到了寥寥几个历近700年沧桑仍未改变的故址，但已足够我们重现明初四乡，尤其是孝感乡的地理位置了。四川仁寿《李氏族谱》称："元末吾祖世居麻城孝感青山，陈逆之乱，乡人明玉珍据成都，招抚乡里，吾祖兄弟七人迁蜀，因与祖一公籍寿焉。"这里所说的"青山"，就在县西今顺河集镇南部，现在的麻城行政区划图上就可轻易找到，我们相信它已*近孝感乡的北部边界。另据重庆忠县新修《叶氏宗族谱》称："2002年9月10-12日叶国村带妻专程去麻城考察：……据现歧亭镇叶家大湾村的一些年岁高的人讲，孝感乡就是现在的歧亭镇一带,和仙居相近。……但歧亭镇叶家大湾村（叶姓1000多人）人们的风俗称呼与我县叶姓一样,如叫祖父称"爹爹"少称"爷爷"；对外公外婆称"噶噶"（ga）。"

需要指出的是，曹树基先生认为，"黄安位于麻城之西部，孝感乡极可 能并入了黄安。"曹先生用 "极可能"一词表示了谨慎地猜测，但这个猜测只对了一半，因为孝感乡并入黄安的范围只有将近一半。乾隆《麻城县志》有一幅三乡区划图（附图二）,乡界恰如一个"丫"字，只是下面一竖有一个先向右后向左的弯曲。"丫"字的上部是太平乡，左边是仙居乡，右边是亭川乡。说明当时乡界划分均呈由城区向周围辐射型，除城区（明时称关厢）划入亭川乡外，其他各乡均与城厢接壤。可以想象，孝感并入仙居乡以后，面积占总版图的二分之一，幅员过广，于是将县仙居乡北部若干里甲划入太平乡，使三乡面积大体相当（附图三）。于是，太平乡辖区从麻东北扩展到麻西北，与黄陂接壤，乡界终于形成上面所说的"丫"字形状。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嘉靖42年设置黄安县时，从麻城划入的20里甲中，也包括太平乡部分里甲的原因。

二 孝感乡的里户数和人口

按照明朝的规定,在乡村中,人户被编成里甲。每110户为1里，推丁粮多者10户为长,余下百户为10甲，每甲有10户。这个规定到洪武14年（1381）开始规范化推行，同时规定每十年重新册定一次人口。前引康熙《麻城县志》有一个令很多人费解的问题，即原额分乡里数加起来超过了总数，等于137里，而不应是130里。其实，这两个数字也不矛盾，成书于天顺年间的《大明一统志》和弘治《黄州府志》均记载麻城为135里。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又记麻城为120里。这些不同时期的不同记载，正可以说明明朝初年麻城人口减少的速度之快。

上述引文中还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按原额全县137里，亭川乡只占总里数的22.3%。成化8年由25里并为24里，只减少1里，故其辖境亦应较为稳定。而太平、仙居两乡由112里并为50里，减少62里，说明两乡为麻城人口主要输出地。二是太平、仙居的原额112里中，包括了孝感乡的里数。那么，即使按三乡平均算，孝感乡也应有37里，何况孝感乡位于人口稠密的麻西南平原地区。因此，明初的孝感乡，当至少有4000余户，约2.5万人。

我们知道，朱元璋是在洪武14年（1381）开始在全国通过编制赋役黄册推行里甲制度的。前引康熙《麻城县志》所说的130里,应该是这时编定，并且是严格按照110户为一里编定的。因此我们可以据此推算出当时麻城的总户数为14300户,总人口约为8.5万（按户均6人计算）。即使按照6‰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明初至洪武14年，麻城人口应有90760以上。也就是说,14年时间，麻城人口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4000多人。这4000多人的消失，唯一的解释就是迁出了麻城。其中，孝感乡人至少在2000人左右。

表1：明代麻城户口表

年 代 乡数 里 数 户 数 口 数 说 明

明 初 4 137 约15000 约90000

洪武14年（1381）4 130 约14300 约85800

洪武24年（1391）4 130 16252 122349 户均7.5人

成化8年（1472） 3 94 约10340 约72400

弘治5年（1492） 3 94 13423 131493 户均9.8人

注：洪武24年、弘治5年户口数均据弘治《黄州府志》卷3。康熙《麻城县志》记洪武24年户15809，口105112。我们认为前者更准确。

三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与孝感乡人口的动态平衡

我们以明初麻城的9万人为基数，以6‰的递增率计算，到成化8年，麻城总人口应该约有9.6万人。据表1知麻城成化8年实际约有7.2万人。也就是说，麻城全县人口输出能力只有约2.4万人。那么，孝感乡大量输出的人口是从那儿来的呢？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有关麻城和孝感乡的人口来源问题。

元末明初，江淮之间陷入长达十余年的战乱当中。西有陈友谅，中有朱元璋，东部则有张士诚，各路英豪崛起，相互厮杀火并。人口的急剧减少，使这一区域成为战后移民充实的主要地区。

麻城县位于大别山与长江之间，境内多高山丘陵，只孝感乡全部为土地肥沃的平原，自然成为移民们定居的理想选择。

民国麻城《陈氏宗谱》称：“我始祖陈太大人，系江右饶州府人氏也。饶州生齿繁庶，穿木为田，难容耕凿。开科擢起，有文、武二公，乃太祖同胞昆弟也。始祖意欲各立门户，闻红头巾作乱，杀戮甚众，土旷人稀。太祖乃抛弃故里，自饶历鄱阳风涛，经历险阻，至湖省黄州府，访黄麻二县界地，名黄泥畈落钗河古刹天齐庙一带，此处人心醇而风俗厚，遂以旅人寓焉。”

乾隆麻城《胡氏族谱序》则称：“始祖胜三公生元顺帝年间，原籍江西南昌府丰城县，罗塘乃其居址。尔时初被徐兵凶毒，继而友谅肆虐，而江州豫章之地，日无宁所，草木皆惊。一时望风远走者，正不止我祖矣。及洪武定鼎迁麻，其偕来胞兄荣一荣二，各居一处，我祖胜三公始析居兹土。”

民国《冯氏族谱序》曰：“我族始祖念三公,由江右迁麻，至德荣公，乃念三公之次孙，即我分三世分支祖也。”又载旧谱（顺治元年）叙曰：“冯氏自宋元以来，历世二十，经年四百余矣。记始祖念三公，五世而有月潭公，元季随父避兵，迨至有明平定而后复业。”

光绪《凌氏宗谱》:“吾祖自始祖受辅公肇基于麻邑也久矣。缅维故都，则江西南昌府南昌县刘伶卫大栗树白石嘴。于明洪武六年偕*而来。”

民国《彭氏族谱》：“（本邑）外籍不一，而江右独多。以余所见，逮余所闻者，皆各言江西云。夫邑之来江西者不止万族。”

乾隆《邹氏族谱》：“自始祖迁八公以元进士由江西来守于黄，因卜宅麻城之西北点兵。”

光绪《邓氏宗谱》：“至元明递嬗之际，流离转徙，丧乱初平，我祖南坡公始由南昌寄籍于麻城。”

宣统《黄安乡土志》记载的35个氏族中，有23个是从江西迁来，占65.7%。

其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周氏家族，因为曹树基先生以为：“在麻城县志中，该家族中有40人名列其中，考中进士者竟有15人,是当地一赫赫有名的大家族，其来历不详,亦极可能为土著。”但光绪《麻城县志》卷33有一篇王世贞的《周鲁山先生墓志铭》,对周氏家族的来历记得非常清楚：“周之先不及考也，考自元末而有受七公者，从饶之鄱阳徙于黄，遂为黄麻城人。”

这样的例子我们同样可以举出很多，你如果在麻城随便问起谁的祖籍地,百分之八十的人都会告诉你是江西,就象四川移民都说祖籍麻城一样。

正是由于这些源源不断来到麻城的移民，使麻城的人口不断得到补充。以至全县总人口不仅不见减少，有时甚至有所增加（见表1）。

曹树基先生在详细分析江西迁入黄州府的人口情况后说：“洪武年间的黄州府有64.2万民籍人口，加上黄州卫和蕲春卫的二卫军人及其家属，折算之共有军籍移民3.4万人口，合计全府人口总数为67.6万。……民籍人口中至少有5万人口迁往毗邻的德安府，因为路近，他们不大可能马上在新地取得户籍，而实际上他们以不在户籍所在地生活。所以减去5万人口，全府人口为62.6万。其中移民人口占其62%，共有38.8万，移民人口中江西移民共有33.8万。……而民籍移民为30.4万。”这30.4万人口，至少有10万人迁入麻城（不包括占移民人数13%的从江西以外迁入麻城的人口），而入居孝感乡的人口当在6万以上。

江西师大方志远教授认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首先“填”的都是平原及丘陵区，而“湖广填四川”几乎是与“江西填湖广”同时发生的。大规模迁入的人口，保证了孝感乡人口的动态平衡和巨大的人口输出能力。

至于江西民众大量涌入江北地区的原因，我们赞同主要是逃避重赋的观点。江西在元末属于陈友谅的势力范围，即使在朱元璋统一全国以后，其残余势力仍然对明政权构成威胁。因此，江西地区长期遭受着明朝统治者的“重赋”待遇。

朱元璋在洪武4年（1371）曾下诏曰：

朕起布衣，深知民间疾苦。及亲率六师，南征北伐，……朕以中国精锐驻守遐荒，岂但风俗之殊，亦有寒暑之异，艰难万状，朕不忍言。然欲镇安吾民，必资守边之力，其于科征转运，未免劳民，理势相须，盖不得已。念尔江西之民，未归附时豪强割据，狼驱蚕食，资财空匮。及归附之后，供亿更繁，今已九年，其为困苦，朕甚愍焉。今年秋粮尽行蠲免，以济民难。……事有缓急，故恩有先后。咨尔人民，其体朕怀。②

所谓“豪强割据”即是指陈友谅，陈友谅于至正23年（1363）为朱元璋所灭，至洪武4年正好九年。这个诏书明确说江西“归附之后，供亿更繁”，这正说明朱元璋在消灭陈友谅后，尽管江西“资财空匮”，还要加重江西的赋税负担，以至到洪武四年尚“其为困苦”。江西的这种情况，与江南一样，实际都是朱元璋对原先敌对势力占领区实行重赋政策的结果。

然朱元璋仅减免了一年秋粮，并未降低江西的赋税科则。洪武21年（1388），南昌府丰城县民反映赋税太重，朱元璋才降低江西的科则。《明太祖实录》卷190记载：

南昌府丰城县民言：农民佃管田一亩岁输五斗，诚为太重，愿减额以惠小民。户部定议一亩输四斗。上曰：“两浙及京畿土壤饶沃，输四斗；江西群（？郡）县地土颇硗瘠者，止令输三斗，著为令。”①

但每亩3斗的赋税，对土地瘠薄的当地来说，仍然是属于重赋。事实也正是如此，南昌府在明代始终存在重赋问题。同样的情况还存在于江西的瑞州（今高安、上高、宜丰三县地）、袁州（今萍乡、宜春、分宜、新余等市县地）二府。这与麻城移民大多来自这几个地方的记载是一致的。

我们再来看看黄州府的情况，弘治《黄州府志》：

洪武24年,官民田地塘三万五千三百四十三顷七十九亩三分五厘，夏税小麦三千五百五十石二斗三升三合四勺，大麦八斤九两九钱六分……。秋粮米二十一万六千九百五十四石三斗九升三合九勺。（卷3）

按上述税额计算，黄州府平均每亩税赋仅6.2升，只相当于南昌府的五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江西人口大量涌入麻城地区是势所必然的。

事实上，麻城已成为一个移民中转站，既有麻城孝感乡人迁入四川，也有外地移民稍作停留后向四川迁移。最典型的如泸州《王氏族谱》序言所说：“予思我父讳九，母雷氏，亦历风尘跋涉之苦，先由河南地随祖讳久禄于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内，至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复阳村居住，新旧未满三年，奉旨入蜀，填籍四川，有凭可据。由陕西至川北，洪武四年辛亥岁八月十四日至泸州安贤乡安十四图大佛坎下居住。共计老幼男妇二十二名。”在麻城居留的时间才两年多。

遗憾的是，孝感乡的人口输入量最终没有赶得上输出量的增长。到成化8年，动态平衡终于难以维持，孝感乡结束了自己输出和中转人口的任务，在麻城的历史上永远消失了！

下面是明朝三个时点江西、湖广、四川三省的户口变化表，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孝感乡必然消亡的趋势。

表2：

年 代 江 西 湖 广 四 川

洪武14年（1381） 1553924户 785549户 214900户

8982481口 4593070口 1464515口

弘治15年（1502） 1363629户 504870户 253803户

6549800口 3781714口 2598460口

万历6年 （1578） 1341005户 541310户 262694户

5859026口 4398785口 3102073口

资料来源：洪武14年《太祖实录》，弘治15年、万历6年转引自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表2-7”。

从上表可以看出，江西的人口持续下降。湖广的户口数大幅下降后，直到万历初仍未能恢复。而四川的户口则持续上升，洪武14年到弘治15年的121年间，增长幅度达77.4%。这样，孝感乡于成化8年被撤并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四 麻城至四川迁徙路线

麻城移民入川的路线分水、陆两途。据四川省图书馆藏《湖北麻城王友山冯氏巴县谱系拾略》：“明末，王应熊以英年洪识，佐命燕京，后值蜀乱，奉诏赴川镇抚，在荆襄摒挡就绪后，由麻城携祖公友山、祖婆冯氏，暨诸兄嫂子侄全家男女溯江而上，至渝城驻跸。”此为水路入川。又石柱县《秦氏繁衍史传记》：“秦公讳安司逸其字，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人也。……元季遭徐寿辉乱，安司公偕兄弟七人入蜀，自荆州石码头分袂，俱散处蜀中。”此为先由水路入川，到荆州后水陆并进者。《万县何氏家族史料汇编》：“子孙世居湖北麻城孝感高家堰、洗脚河、太平坝、千家村、凤凰山一带，皆其族也。传至二十余世，至元末明初洪武二年己酉岁，松、柏、梓三人品投来川。……因岳母隆（龙）氏年迈随后岳父杨仕虎。行至长溪河，丈婿二人骑马过河，以姓氏更名曰杨何溪。”此为陆路乘马入川。

根据明人黄汴《天下水陆路程》、程春生《士商类要》、明清两代官书及地方志书，我们可以大略勾勒出入川的道路里程。水路为：麻城至湖广武昌240里、武昌府夏口驿至荆州府荆南驿965里，荆南驿至四川夔州府永宁驿860里，永宁驿至重庆府巴县朝天驿1360里，朝天驿至成都府锦官驿2235里，全程5660里。陆路为：麻城至黄安90里，黄安至黄陂120里，黄陂至孝感县120里，孝感至云梦县40里，云梦至德安府60里，德安至随州130里，随州至枣阳130里，枣阳至襄阳140里，襄阳至巴东县930里，巴东至四川巫山县120里，巫山至成都府城1620里，全程3500里。

五 孝感乡迁川人口辨正

综上所述，元末明初，麻城孝感乡迁川人口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元末随明玉珍入川的军人及其家属；二是明初入川的麻城土著；三是江西移民在麻城居住数代或数年后入川的人口。这当然是一个庞大的移民群体。但我们并不否认这个庞大的群体里面存在着误籍与冒籍的情况。下面试作粗略辨正：

第一，孝感县误籍为孝感乡。元至正17年（1357），随明玉珍入川的部队和随军家属，据曹树基先生估计有40多万人。①这40万人中有相当一部分麻城人，也有相当一部分孝感县人。这部分孝感县人的后代或口耳误传，或家谱中仅记祖籍为“湖北孝感”，就极可能误为麻城孝感乡人。但需要说明的是，这部分人数量十分有限。因为入明以后，孝感县是没有人口输出能力的。明初，孝感县与安陆、云梦、应城和随州同属德安府管辖。由于元末战争的破坏，使这一地区的人口消耗极大。查《明史·地理志》，洪武初年，德安辖区仅有云梦县未被省废，其余各州县皆是洪武13年复置的，而德安府也降为州，从属黄州或武昌府，至洪武13年才复为府。康熙《安陆县志》作者说：“闻之老父言，洪武初大索土著弗得，惟得城东老户湾数户而无其人，乌兔山之阴空土以处者几人而无其舍，徙黄麻人实之，合老妇孺子仅二千人，编七里。”①明确指出迁入的移民为黄州府之麻城人。孝感县《夏氏族谱》在谈到自己的祖籍时说：“荣二祖，其先麻城太平乡古井巷人，明洪武初迁徙天下富民充伍，公偕李孺子徙居孝感县。”

又据广水市政府网站《历史述要;明初江西移民应山》介绍：“就保留下来的姓氏族谱看，应山现有十之八九的姓氏，均为明朝初年至明朝中叶从江西、安徽、麻城过来的移民，而以麻城移民为多，所谓‘麻城过籍’便由此而来。”又据麻城市第一中学教师郑重建先生说：“1984年元月，笔者在省参加《布谷鸟》编辑部举办的全省业余骨干作者培训班学习期间，邂逅原孝感县文化馆馆长宋虎先生（此人为楚剧《双教子》的编剧，湖北省民间文学研究会理事）。先生年龄60开外。其时，宋先生见我来自麻城，甚为高兴，他亲切地称我为‘小老乡’。我觉得很新奇，便问：‘先生何以称晚辈为老乡呀？’答曰：‘我们孝感民间有一种民俗，把睡觉说作是回麻城去了，因为老辈有许多人自称原来的祖籍便是麻城’。”

第二、本县移民冒籍孝感乡。这又有两种情况，一是来自麻城其他乡的移民冒籍孝感乡；二是成化8年孝感乡撤消以后，来自原孝感乡辖区的移民仍自称祖籍孝感乡（甚至还有自称是明末清初迁自孝感乡的）。这两种情况历明清两代而不衰，但这种冒籍无关弘旨，因为他们冒的是“乡籍”而非“县籍”，他们毕竟是真正的麻城人。

第三、外地移民冒籍孝感乡。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四川移民中麻城孝感人在各地的势力都很大，为优化自己的生存环境而冒籍孝感乡人。也就是民国《南溪县志》所说的“（孝感乡）人众势强，土民或他兵冒籍以自求庇”。曹树基先生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引民国《云阳县志》所举该县向、何、谭、孙、于、张、贾、李、王诸大姓，都说是“明洪武年间自麻城迁入”的例子，然后说：“向氏是鄂西、湘西典型的蛮族大姓，是不可能迁自麻城的。”①实际上就是肯定向氏属冒籍之列。但此论也略显武断，向氏为鄂西、湘西典型的蛮族大姓是事实，但他们可以先迁到麻城，取得麻城籍以后再迁四川。就如曹先生所说的“既有麻城孝感乡人迁入四川，也有外地移民在孝感乡稍作停留后向四川迁移。有些外地移民在孝感乡停留时间很短即入川，有的则定居数代成为土著后再迁移。”②麻城向氏正是后一种情况。据四川长寿《向氏支谱》载,其族于“元人入侵时,为避战乱,文秀由湖南沅陵迁湖北麻城县,生子爵禄,安居乐业。不知相传数代,至本支始祖万恩公住麻城县孝感乡向家坪、中坝、陈家沟一带(现麻城市松鹤乡)”。

上述误籍和冒籍情况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对此，我们并不讳言。但如果因此而否定整个孝感乡和那些孝感乡先民的历史存在，则未免以偏概全。

六 不要重演“大禹是条虫”的闹剧

最后，我们想谈谈邓经武先生那篇大作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

第一，没有充分地占有资料。众所周知，要想否定一个定论，除了必须掌握并否定所有支持这个定论的材料以外，还应尽可能的找到新的反证材料。可惜的是，这两者邓先生都没能做到。我们注意到邓先生没有引用过《麻城县志》，研究一地历史而不研究其地史志，令人颇感奇怪。是不是清代三部《麻城县志》邓先生手头都没有呢？当然，邓文引了谭其骧先生“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的话，以否定族谱资料和地方史志的可信性。但谭先生强调的是要通过分析和研究后再加利用，这是稍有常识的人都能读懂的话。不知怎么吓得邓先生连看都不敢看。

第二，逻辑推理错误。邓先生先罗列了麻城县和孝感县的有关史料，证明了两个地名的不相干，推论出“麻城县和‘孝感乡（县）’是两个互不隶属而并行的同级行政地区”。并由此得出结论：“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是一个纯属虚构的、子虚乌有的地名！我们且不说这个推理过程中将“孝感县”偷换成“孝感乡（县）”的问题（偷换概念也是逻辑错误），仅就这个“因为A与B无关，所以A与C必然无关”的推理公式，我们就不敢恭维。

第三，囿于先入之见不能自拔。因为只知道有个孝感县，故陷入以证明孝感县的存在来反证孝感乡不存在的泥潭。

第四，史料为我所用。邓文虽然对地方史志表现出一种令人费解的厌弃,甚至骂康熙版《成都府志》和《明清史料》“只是骗人的‘鬼话’”。但他也有连族谱资料都愿意使用的时候，当然，这就要看这些材料是否能为我所用了。如蜀州火井塘《杨氏家谱》、民国版《荥经县志》，还有咸丰《云阳县志》。最有意思的要数对《云阳县志》的引用了。邓先生在试图证明四川土著多于移民时说：“咸丰版《云阳县志》载：‘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洪武时由湖北麻城孝感奉敕徙来者’，也透露出‘北岸’是土著原居地的信息。”但是，请读者不要上当，《云阳县志》紧接着说：“北岸民则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南北人较多。”我们怎么也看不出哪里“透露出‘北岸’是土著原居地的信息”。学问做到这个份上，大家还能说什么呢！

总之，孝感乡的存在是一个不容置疑的问题，孝感乡作为全国八大移民基地之一的地位是无法动摇的。我们不敢想象：从600多年前直到现在，涉及数十代人；从湖北到四川，跨及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大家都在共同“虚构”和编织着一个“子虚乌有”的孝感乡的神话。据曾在网上与邓先生讨论过孝感乡问题的周启志先生写信告诉我，说邓先生祖籍也是麻城中馆驿镇的邓家榜。我想，如果邓先生的始祖是明成化八年以前迁川的话，那么准确的祖籍地也应该是孝感乡！

二十世纪初，中国史学界曾出现了一股强烈的“疑古”思潮。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疑古是无可厚非的。在更多的情况下，疑古恰恰是学术进步的动力。但后来弄出一个“大禹是条虫”的惊世之论出来，让大家都目瞪口呆。我们希望，在移民史研究领域，不要重演这样的闹剧！

[主要参考文献]

⒈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⒉康熙九年刻本《麻城县志》，1999年影印本。

⒊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⒋弘治13年《黄州府志》。

⒌万历《黄安初乘》，2005年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