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荆蛮梅里，是太伯奔吴而开创吴地文明的发祥地。贯穿无锡的京杭大运河，是鲜活的国家历史文化遗产。对于中国古运河的起源，以及太伯奔吴的典故，目前学界还存在一些争议，至今仍是吴文化研究中的两大热点课题。建设历史文化名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绕不开对历史事件的探究追寻。

　　如何更好地传承吴文化传统和大运河文化遗产？作为吴地后人，我们有必要澄清争议，追本溯源，还历史以本来面貌。今天起我们将陆续推出两个专版，分别刊登《中国三千年运河史》一书的作者嵇果煌先生的两篇论著，一为《撩开太伯奔吴真相的疑古面纱》，一为《无锡太伯渎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运河》，这两篇论著分别提出了两个对吴文化及大运河研究至关重要的观点：

　　第一，无锡是中国运河的发祥地，无锡的太伯渎是中国最早的运河，并将运河起源追溯到商朝后期；第二，《史记》所载太伯奔吴，指的就是太伯出奔至江南定居无锡，并立吴国。

　　嵇果煌先生研究中国运河史50余年，此两篇论著是他经过数十年文献资料与出土文物相结合研究的成果，得到了无锡市领导和业内人士的高度重视。对学界来说，这一研究成果澄清了关于大运河发祥地、太伯奔吴等有争论的问题，对于普通读者，则让我们对吴地历史和运河文化的起源有了进一步认识。本版今日起刊登论著原文，以飨读者。

　　一
　　太伯出奔原因：公开是让贤让国，实则是避烦避祸

　　《史记 吴太伯世家》记载的太伯让贤让国、出奔荆蛮一事，自古就传为美谈。由于太史公对太伯出奔原因和出奔地点的交代语焉不详，招致清代疑古学者崔述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崔述的追随者，对太伯奔吴的历史全面置疑，甚至认为“大抵《史记》之言皆难取信”。笔者经过长期深入研究，确认《史记》关于太伯奔吴的记载，虽有曲笔，但基本为信史。为此，不揣浅薄，将目前争论不休的诸多问题，归纳成以下四个方面，有理有据地进行明辨是非，陈述管见，以撩开长期蒙住太伯奔吴事件的疑古面纱，还原太伯奔吴的历史真相。

　　《左传 僖公五年》记载着虞国大夫宫之奇回答其国公之言：“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从，是以不嗣”。对于“太伯不从”这句话，历来各有不同的解读。清代学者崔述认为：“太伯之让季历，乃太伯自欲让之耳，太王初无欲立季历之事也”。现代学者童书业也认为：“所谓不从者，不从父命为嗣也”。而当代学者李学勤对这句话的解读是：“太伯不在太王身边，因而未继太王之位”。笔者的解读则完全不同于以上各位学者，认为“太伯不从”是指太伯不愿顺从其父的武力扩张政策和翦商大计，因而没有嗣位。理由如下：

　　周太王是个胸怀大志的人，早年为避开戎狄侵扰和便于向东扩展势力，率领宗族及当地民众，从泾水流域的豳（今陕西彬县东北），历尽艰辛地迁徙至渭水流域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扶风县一带），在这片北靠岐山、南临渭水的肥沃土地上，发展农业生产，修建城郭民宅，设置官吏，创建周国。并在表面上臣服于商殷王朝，使周国开始走上日益强盛之路。但周太王之志并不止于此，据《诗经 ?s宫》云：“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所谓翦商，就是推翻商殷王朝。这诗明确反映了周太王自迁居周原后，即以小小周国为基地，不断地向周边地区实行武力扩张；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翦商大计。由于翦商大计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完成，因此周太王在立嗣问题上并不遵循传统的立长规矩，而是取决于嗣位对象的政治态度。因幼子季历素有政治抱负，又生有一个很有培养前途的孙子，最能贯彻太王的扩张政策和翦商大计。而长子太伯则不同，对太王的武力扩张政策和翦商大计，并不感兴趣。太王也就不惜弃长立幼，传位于季历。以上就是《史记》所说的“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的真正原因。

　　太伯不愿顺从其父实行扩张政策和翦商大计，决不是他贪生怕死、逃避斗争，而是因为：在太伯看来，殷王朝国力犹强，政局尚稳。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不择时机地实行扩张政策和翦商大计，实在是太盲目、太危险，弄不好会招致杀身灭族的大祸（后来，季历果然招致杀身之祸，为太伯预料所及：季历嗣位后，为积极贯彻其父遗志，借口协助殷王朝讨伐戎狄以及关中地区一些不愿臣服于殷王朝的方国，乘机不断扩大周国领土和势力，引起商殷王朝的警觉和畏忌，将季历诱骗至殷都加以杀害）。因此，他宁愿让国，也不愿盲从。

　　太伯热爱和平安定的生活，厌恶争权夺利、充满杀气的处境。为了避开烦恼与祸患，太伯在让国之后决定远走高飞，离开周原乃至关中这个充满着烦恼与是非之地。于是与志趣、想法完全相同的二弟仲雍一起出奔，去哪里？经过对天下形势和各地情况分析后，认为去荆蛮最为合适。一是荆蛮偏居南方，在殷王朝的控制范围之外，比较安全，即使将来太王翦商失败，也可避免殷王朝通缉、追杀，以保存太王血脉的延续。二是荆蛮地广人稀，社会形态远比中原落后，虽有一些氏族部落分占各地，但容易见缝插针，找到立足安身之地。三是荆蛮距离关中遥远，符合当时出奔越远越好的原则，而从关中去荆蛮，又有汉水、长江等比较方便的水路交通可资利用。

　　总之，太伯因不愿顺从太王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择时机地实行武力扩张和翦商大计而出奔。出奔的公开原因是让贤、让国，真实原因是避烦恼、避祸患。当时则故意着力宣扬让贤让国的原因，一来可以掩盖其父其弟实行向周边扩张和翦商大计的秘密；二来让贤让国的行为到处受人尊敬，可使出奔途中减少许多人为的麻烦和阻碍。
二
　　吴山是太伯的采邑地，不是出奔地

　　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有些学者认为，周太王时周国只是一个位于今陕西省岐山下的小小方国，而当时商殷王朝却很强大，在双方势力极为悬殊而且交通条件极为落后的情况下，太伯、仲雍二人带着家属，可能还有随行的民众，从关中出奔到数千里以外的江南，实非当时社会所能做到，因此所谓太伯奔吴（东吴），“就没有这回事”。

　　该学者还认为，历史上流传很广的太伯奔吴事件，其实所奔的不是东吴，而是西吴。《诗经 皇矣》云：“帝作邦作对，自太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季历既友爱其兄太伯，则太伯封地当距离季历所在的周原不远。若太伯奔赴江南，与周原相距遥远，如何能友？该诗又云：“乃眷西顾，此维与宅”。可知太伯的封地位于周原之西而且相距不远。根据方位与距离来判断，“太伯所封之地，当在今陕西陇县之吴山”。尤其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陕西宝鸡市一带，出土了一批铸造于西周早期、器上铭文有“弓鱼伯”字样的青铜器以后，有些学者遂将“弓鱼”释为“弓鱼族”，认为“弓鱼”就是“勾吴”一音之转；并认为“弓鱼族”原是世居江汉地区荆山一带巴族的一支，因而被称为荆蛮。由此，《史记》所说的太伯出奔荆蛮，实际是太伯、仲雍出奔到今宝鸡市一带，投奔当时的弓鱼族。此论一出，使人们更加相信太伯出奔的地点是今陕西宝鸡市附近的西吴（即陇县吴山一带）而不是今江苏无锡的东吴。

　　笔者根据文献记载并结合考古资料认为，今陕西宝鸡、吴山一带，很可能是太伯的采邑，弓鱼人则是采邑的土著。但应强调，太伯即使出奔过宝鸡或吴山，也是在出奔荆蛮之前。出奔采邑地吴山与出奔荆蛮是两码事，两者在时间上一先一后，并不存在矛盾。相反，太伯出奔荆蛮很可能是从采邑地吴山（即今宝鸡市一带）出发的。上引《诗经 皇矣》的一些诗句，正是反映了太伯出奔前可能未与季历打招呼，而在离开采邑地后一去不复返，留在周原的季历，时而向西遥望，心中思念着他兄长的深情厚谊。

　　太伯对于曾经生活过的吴山采邑地是有着深厚感情的，在离开后仍念念不忘，因此出奔至江南定居于无锡后，自号为“勾吴”，以表示其来自吴山、不忘吴山之意。
三
　　太伯、仲雍建立的是吴国，不是虞国

　　有些学者认为，当年太伯、仲雍出奔到达的地方，不是江南而是今山西南部平陆县一带，建立的方国不是吴国而是虞国。其依据是《左传 僖公五年》记载的“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从，是以不嗣。”虞国大夫宫之奇在讲述虞国开国历史时，将太伯、虞仲（即仲雍）联系在一起，足以说明虞国的始祖是太伯、虞仲；同时虞国的地理位置接近关中，太伯、仲雍从关中出奔到今山西省南部一带，符合当时的交通条件落后状况。

　　1954年在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了宜候矢簋青铜器，器上铭文记载着周康王改封虞候于宜地等内容，这就更加使一些学者相信太伯、仲雍当年出奔到达的是今山西省南部，开创的是虞国而不是吴国。

　　笔者认为，仅仅根据《左传 僖公五年》的记载，就否定《史记》及其他史书的相关记载，未免有失偏颇。因为《左传》还记载着不少关于太伯奔吴及其创建吴国的内容。例如，《左传 闵公元年》记载：“太子（指晋国太子申生）不得立矣，……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太伯不亦可乎？”提到太伯时，没有称虞太伯，而是明确地称吴太伯，这就有力地证明当年太伯不是立虞国，而是立吴国。又如，《左传 哀公十三年》记载着吴、晋两国在黄池会盟时，相互争先歃血的情况。吴人曰：“于周室，我为长。”晋人曰：“于姬姓，我为伯。”所谓：“于周室，我为长”，是指吴国的始祖太伯是周室开创人太王的长子，他在周室宗庙的列祖列宗座次排列中，紧随着太王之后而在其他诸座之前。由于吴人说的话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晋人只好让吴人先歃血。从以上所列举的《左传》记载，足以证明太伯、仲雍创立的是吴国，而不是虞国。此外，在屈原的《天问》中也可得到旁证：“吴获迄古，南岳是止，孰其夫斯，得两男子。”意思是说：立国于南方的吴，竟能获得长期存在，有谁预见到这样的情况呢？应归功于两个男子。很显然，两个男子指的就是太伯和仲雍。现在的问题是屈原为什么不说：“虞获迄古，北岳是止”，而是说：“吴获迄古，南岳是止？”这也足以证明当年太伯和仲雍所创建的是南方的吴国，而不是北方的虞国。关于虞与吴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先有北方的虞，后有南方的吴；吴是虞的分支。诚然，在今山西省南部的平陆县一带，历史上确有称为虞山、虞阪的地方存在，很古老。殷高宗武丁在即位前，曾在虞山、虞阪一带的民间生活过，不过，此“虞”为地名而非国名。虞国与吴国之间的关系，《史记 吴太伯世家》已交代得很清楚：“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由此可知，吴国是太伯所始建，而虞国是太伯、仲雍的后代所始封。

四
　　太伯奔荆蛮，最初定居于今无锡、苏州一带

　　《史记 吴太伯世家》记载：“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由于只说了笼统的荆蛮，勾吴国所在的具体地点未作交代，因此成为史学界争论不休的一个热点问题，大致可以归纳为“无锡说”、“宁镇说”“赣鄱说”三种观点：

　　“无锡说”这是古今学者普遍所持的观点。历来认为，“无锡说”最早是由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一书提出：“太伯奔吴，所居城在苏州北五十里，常州无锡县界梅里村。”其实“无锡说”的来源可上溯到秦汉时代的史书。据《汉书 地理志》会稽郡条下记载：“县二十六：吴，故国，周太伯所邑。”显然，这“吴”字，是指县的名称。译成现代语就是：吴县，原为太伯所建勾吴方国所在地。据此可知，当年太伯、仲雍二人出奔荆蛮所建的“勾吴”方国，是在汉代时的吴县辖区内。成书时间比《汉书》略早的《吴越春秋》有如下记载：“遭殷之末，世衰，中国侯王数用兵，恐及于荆蛮，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名曰故吴。……太伯卒，葬于梅里平墟。”这是“无锡说”历来最为详细的记载。《左传 昭公三十年》记载：“吴，周之?僖嵋玻?而弃在海滨。”意思是说，吴国的始祖是周朝始祖太王的直系后裔，被遗弃在海滨。海滨，就是指今苏州、无锡一带。我们知道，在三千多年前，长江口呈巨大的喇叭形，喇叭口顶端在今江阴附近，南边江岸线在今常熟、太仓一带，而海岸线在今太仓、外冈迤南至杭州湾北岸柘林附近。长江口水面辽阔如海，今苏州、无锡距离当时的江岸线、海岸线都很近，因此当时称这一带地区为海滨。又如《左传 哀公七年》记载：“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史记》关于太伯、仲雍断发文身的记载，也许即本于此。断发文身是越族人的生活习俗，当时苏州、无锡一带正是越族聚居地区的西缘。再往西是荆蛮族聚居的宁镇地区，居民没有断发文身的习俗。从而有力地证明，当年太伯、仲雍出奔至江南后，最早是在今苏州、无锡一带定居立国的。

　　“宁镇说”认为，太伯、仲雍所建勾吴国是在以丹徒为中心的宁镇地区。理由是：（1）近年来在该地区发现许多吴人所居住的特有的台形遗址和人死亡后习惯采用的土墩墓；（2）在丹徒出土了一件宜候矢簋青铜器，从铭文中可知“勾吴”国早期的政治中心在丹徒；（3）据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四《十二诸侯 吴都吴》条下引《世本》记载：“熟移丹徒。”熟即熟哉，东汉时宋忠注曰：“熟哉，太伯弟仲雍也。”可知勾吴国第二代君主仲雍，曾将勾吴国迁移至丹徒。

　　“赣鄱说”认为，当年太伯、仲雍出奔荆蛮，荆蛮就是指今皖西南、赣北鄱阳湖流域一带。勾吴国长期存在于赣鄱地区，直到春秋中期以后，才向东迁移至今无锡、苏州一带。理由是：（1）自清朝以来，在鄱阳湖周围地区陆续发掘出不少西周早期至春秋中期的勾吴国青铜器，清 乾隆年间出土的者减钟，就是其中最著名最重要的物证；（2）在鄱阳湖西南一带，有许多与“吴”有关的历史地名。如今江西樟树市就是吴城商代遗址和新干县大型商墓所在地。在该地历史上有过二个吴城和一个虞城，在今鄱阳湖之西的永修县境内，历史上也有一个吴城。这些遗留下来的古地名，是当年勾吴国存在于今江西鄱阳湖流域地区的有力证据。

　　以上“宁镇说”、“赣鄱说”，都是以考古资料为核心，并结合文献资料构成证据，应该说是很有说服力。但是上述“二说”所依据的考古资料，都属勾吴国早期和中期，而非始建时期的器物，所以无法动摇勾吴国始建于无锡的观点；同时，“二说”都无法解释《左传》和《史记》记载的太伯、仲雍出奔到达定居点后，进行断发文身的现象，以及《左传》记载的“弃在海滨”的地理位置。因此不论是“宁镇说”或“赣鄱说”，都不能取代“无锡说”。至多只能说明勾吴国的早期和中期,曾经在今宁镇地区和赣鄱地区存在过，如此而已。
五
　　太伯奔吴历史真相之勾勒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太伯奔吴的历史真相是：太伯为人淡泊名利，与世无争，同其父、其弟热衷于政治截然不合，为了避烦恼、避祸患，在毅然让国于其弟季历后，又决然偕同仲雍出奔荆蛮。越秦岭，经汉中，循汉水和长江顺流东下。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自不待言。所幸太伯的贤德，有口皆碑，沿途备受人们的尊敬和协助。这是三千多年前，太伯、仲雍在极端落后的交通条件下，水陆兼程、跋涉山川数千里，得以完成这一长途出奔壮举的关键所在。

　　当时太伯、仲雍出奔到达今无锡、苏州一带后，发现前面已经临近大海，而回望关中则已远在天边，感觉到业已实现远离关中的目标，就此停止前进；同时发现当地是一望无际的平川沃野，适宜种植庄稼，正是理想中的栖身之处，于是决定在这里安家落户。为了争取长期居住，遂随乡入俗，断发文身，处处与当地土著居民打成一片。还将祖传的农业生产先进技术，在当地传播推广，并率领群众，兴修水利，开河灌溉、行舟，使当地的农业生产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加上太伯为人善良谦虚，受人爱戴；让贤让国，德行感人，因此赢得了当地土著居民的尊敬与拥护，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太伯为核心、拥有千余家成员的群体，在梅里（位于今无锡、苏州之间，称为梅村镇）修建城郭，建立起一个名为“勾吴”的方国。这就是《史记 吴太伯世家》所记载的：“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领导勾吴国四十九年，享年九十一岁。因没有后代，死后由仲雍继任。

　　仲雍继位后，由于某种原因（可能与当地越族人产生矛盾）遂将勾吴国西迁至不属于越族人聚居地区的今丹徒。从此，勾吴人在今宁镇地区一带定居生活，繁衍后代，时间长达数百年，相当于殷朝后期至西周中期。勾吴国不断发展壮大，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到今安徽省的东南部和中部。这就是在今江苏省宁镇地区以及安徽省境内，不断发现古代勾吴人的生活遗迹以及出土许多勾吴国青铜器的原因。

　　当时，勾吴国有部分上层贵族和普通民众，从宁镇地区向西南移居到今江西境内的鄱阳湖流域一带，在那里繁衍生息，发展壮大，时间也是长达数百年，相当于西周早期至春秋中期。因此，在今江西省境内鄱阳湖周围一带遗留下来不少与“吴”相关的历史地名；同时，不断发现古代勾吴人的生活遗迹以及出土了不少勾吴国的青铜器物，这也正好印证了上述“赣鄱说”的观点。

　　最后,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勾吴国虽然始建于今江苏无锡境内，但在无锡境内存在的历史仅太伯一代，时间不过四十余年；而且那时方国初创，一切因陋就简，因此后世在无锡地区未曾发现过勾吴国初始时期的历史遗物，实属正常现象。据此，当今的研究者不应因未见到在今无锡地区出土勾吴国文物，就贸然断定太伯未曾在今无锡地区定居立国。其实，太伯时代的勾吴国，虽然在无锡境内没有留下诸如青铜器一类的遗物，却给后世留下一条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太伯渎运河遗迹，这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无论对于中国悠久的运河文化来说，或是对于太伯曾经在今无锡地区定居立国来说，都是最好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