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88年，癸丑，周敬王三十二年，鲁哀公七年，齐悼公元年，晋定公二十四年，秦悼公三年，楚惠王元年，宋景公二十九年，卫出公五年，陈愍公（亦书湣公）十四年，蔡成侯（亦书景侯）三年，曹伯阳十四年，郑声公十三年，燕献公五年，吴夫差八年，越王句践九年，许元公十六年，邾隐公十九年，杞厘公（亦书釐公）十八年，莒郊公三十一年，滕隐公三年，单武公十四年 《春秋》：“春，宋皇瑗帅师侵郑。” 《左传•哀公》：“春，宋师侵郑，郑叛晋故也。” （春季，宋军入侵郑国（杜预注曰：定八年（前502年冬），郑始叛。），这是因为郑国背叛晋国的缘故。 其时中原诸国已无盟主，互相侵伐日甚，前495年就有郑国罕达（子姚）帅师伐宋，败宋师于老丘。就在晋国的内乱逐渐平息之时，齐景公猝死以及景公死后的田氏作乱，令齐国自顾不暇。齐景公经营的诸多联盟出现松动，面对赵鞅对终于的强势压迫，宋国率先倒向晋国，并甘为晋国马前卒。赵鞅的努力初见成效。）   《春秋》：“晋魏曼多帅师侵卫。” 《左传•哀公》：“晋师侵卫，卫不服也。” （晋大夫魏曼多（魏襄子）领兵侵犯卫国。这是因为卫国不顺服（杜预注曰：五年（前490年），晋伐卫，至今未服。）。）   《春秋》：“夏，公会吴于鄫。” 《左传•哀公》：“夏，公会吴于鄫。吴来征百牢，子服景伯对曰：“先王未之有也。”吴人曰：“宋百牢我，鲁不可以后宋。且鲁牢晋大夫过十，吴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晋范鞅贪而弃礼，以大国惧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礼命于诸侯，则有数矣。若亦弃礼，则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今弃周礼，而曰必百牢，亦唯执事。”吴人弗听。景伯曰：“吴将亡矣！弃天而背本不与，必弃疾于我。”乃与之。
　　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大宰嚭曰：“国君道长，而大夫不出门，此何礼也？”对曰：“岂以为礼？畏大国也。大国不以礼命于诸侯，苟不以礼，岂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岂敢弃其国？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赢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吴为无能为也。” “鄫”，《史记》作“缯”，在今山东临沂市苍山县向城镇，亦云在今山东枣庄市东。首见于前646年。杜预注曰：鄫，今琅邪鄫县。 （夏季，鲁哀公和吴国人（应该是吴王夫差）在鄫地会见（杜预注曰：吴欲霸中国。）。吴国前来要求取牛、羊、猪一百头为享宴品。子服景伯（子服何）回答说：“先王没有过这样的事。”吴国人说：“宋国享我们以牛羊猪各一百头（杜预注曰：是时，吴过宋，得百牢。），鲁国不能落在宋国之后。而且鲁国享宴晋国大夫超过各十头（事见前521年，鲁国以十一牢之礼给予士鞅即范献子），给吴王各一百头，不也是可以的吗？”子服景伯说：“晋国的范鞅贪婪而抛弃礼仪，用大国的势力来迫使敝邑恐惧，所以敝邑享他以牛羊猪各十一头。君王如果用礼仪来命令诸侯，那么就有一定的数字（据说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如果也抛弃礼仪，那么就太过分了。周朝统一天下，制定礼仪，上等的物品数字不过十二，因为这是上天的大数（古人以为天空唯十二次，故制礼以十二为极数）。现在抛弃周礼，而说一定要太牢一百，也只好听从执事的命令。”吴国人不听，子服景伯说：“吴国快要灭亡了，抛弃上天而违背根本（杜预注曰：违周为背本。）。如果不给，一定要加害于我们（杜预注曰：放弃凶疾，来伐击我。）。”于是就照数给了他们。 太宰嚭（伯嚭）召见季康子（季孙肥），康子让子贡去辞谢。太宰嚭说：“国君走了那么远的路程（杜预注曰：言君长大於道路。），而大夫不出门，这是什么礼仪？”子贡回答说：“岂敢把这作为礼仪，只是由于害怕大国（杜预注曰：畏大国，不敢虚国尽行。）。大国不用礼仪来命令诸侯，如果不用礼仪，其后果小国就不能估计了。寡君即已奉命前来，他的老臣岂敢丢下国家？太伯（吴泰伯）穿着玄端的衣服戴着委貌的帽子来推行周礼，仲雍继承他，把头发剪断，身上刺上花纹，作为裸体的装饰，难道合于礼吗？因为有原因所以才这样做的（杜预注曰：大伯，周大王之长子。仲雍，大伯弟也。大伯、仲雍让其弟季历，俱適荆蛮，遂有民众。大伯卒，无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礼致化，故效吴俗。言其权时制宜以辟灾害，非以为礼也。）。”从鄫地回来，季康子认为吴国没有能力做出什么事来的（杜预注曰：弃礼，知其不能霸也。）。）   《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第三》：“七年，吴王夫差强，伐齐，至缯，征百牢于鲁。季康子使子贡说吴王及太宰嚭，以礼诎之。吴王曰：“我文身，不足责礼。”乃止。” （七年（前488年），吴王夫差强盛，伐齐，到缯地，向鲁国素要牛、羊、猪各一百头。季康子（季孙肥。季桓子之子）派子贡（端沐赐，亦书端木赐）说服吴王和吴太宰嚭（伯嚭），用礼制折服他们。吴王说：“我们是纹身的蛮夷之人（吴太伯入荆蛮，断发文身，故吴王以此说明吴国的习俗与礼仪之邦的鲁国不同。），不值得用礼制来要求。”于是停止索要。）   《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吴与鲁会缯，征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往，然后得已。 孔子曰：“鲁韂之政，兄弟也。”是时，韂君辄父不得立，在外，诸侯数以为让。而孔子弟子多仕于韂，韂君欲得孔子为政。子路曰：“韂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矣。夫君子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吴国和鲁国在一个叫缯的地方会盟，吴国要求鲁国提供百牢的祭品。吴国的太宰嚭（伯嚭）召见季康子。季康子就派子贡前往交涉，然后鲁国才纳百牢祭品。 孔子说：“鲁国、卫国的政治情况，如同兄弟一般相似（集解包氏曰：“周公、康叔既为兄弟，康叔睦于周公，其国之政亦如兄弟也。”）。”这个时候，卫出公辄的父亲蒯聩没有继位做国君，流亡在外，诸侯对此事屡加指责。而孔子的弟子很多在卫国做官，卫出公辄也想请孔子出来执政。子路问孔子说：“卫国国想请您出来执政，您打算首先做什么呢？”孔子回答说：“那我一定首先正名分！”子路说：“有这样的事吗，老师您太迂阔了！为什么要首先正名份呢？”孔子说：“鲁莽啊，仲田！要知道，名分不正，说出的话来就不顺当；说话不顺当，那么事情就办不成；辐情办不成，那么礼乐教化就不能兴盛；乐教化不兴盛，那么刑罚不准确适度，那么老百姓就年足无措，不知怎么办才好。所以君子办事必须符合名分，说出来的话，一定要切实可行。君子对于他所说出来的话，应该毫不苟且随便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