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南雄珠璣巷南遷的氏族及其對東莞的開發
開墾荒蕪 明末清初的張穆在《故園茶山記》中曾說：
茶山，莞巨鎮也。背山臨水，周圍百裏皆淺澤，秋夏積水，汪洋無際，中有鵲岩、羅山、台山、鳳山諸小嶺，昔疍民居其濱。宋以來，諸姓始從此居，相傳由珠璣巷至，則皆海内避亂流寓者。（略）是時茶山，猶荒落也，及宣、成、嘉、隆（霖按：指、宣德、成化、嘉靖、隆慶、一四二六－一五七二）間，科第鼎盛，（略）裏皆殷富。 （《鐵橋集.補遺》）
茶山是這樣，東莞其他地區也是這樣，從族譜或墓志銘之類的記載，可以反映，如宋代翟氏初至東莞，『曾語諸子曰：『人之治生裕家者，亦必有道，齊魯千畝桑，蜀漢千樹橘，安邑千樹棗，水居千石魚陂，皆與千戶封君等，是富給之資也。汝曹可自逸自怠乎？』于是日督家人開池養魚，藩圃種橘，修畦以藝桑麻。凡可以養生之物，靡不蓄之，植之。不數年，家益瞻饒』。其他由珠璣巷南遷氏族的族譜，如此記載尚多，不煩爲引述。東莞長安的烏沙、沙頭、廈岡、上沙等地，原爲海灘，就是由珠璣巷南來的各氏族的辛勤開墾，改造了不良的灘塗淤浦，擴大了耕作面積，傳播了中原先進的耕作技術，使東莞成爲南中國的魚米之鄉。
築堤修橋 東江橫貫東莞境内， 『夏潦暴漲，則瀕江之田，常罹其害』2。元佑二年（一○八七)，東莞知縣李岩，始于京山。牛渡海、西湖、福隆、水南、石貝、司馬頭等處築長堤，延袤萬餘丈，護田九千八百餘頃。理宗時，東莞令趙善周重修，修舊堤一五九九○丈。築新堤一八五丈，涥佑元年（一二四一）竣工3。鹹淳間，堤圍部分又壞，石岡王氏南來的第二代王仕英，字世表，鑒于『時福隆、石牌諸鄉地連滄海，歲遭潦漲，民苦魚鼈特甚，公率鄉人損金，大築堤防，延袤三十餘裏，創立橋梁，以通潮汐，衆賴長城，始得奠枕』4。人名其橋曰世表橋。
王仕英的曾孫王夢元，元末，福隆堤『歲久堤壞』，夢元『捐 ，倡鄉人共修築之，民至今賴其利』5。
王氏兩次修堤，保障了農業生産，保障了人民的生命财産，其功是不可沒的。
傳播文化 南來的氏族，很多是官宦之家，或遊宦至此，或緻仕隐居，或避亂南遷，他們具有較高的文化，來莞以後，其子孫承其家學，侖窗苦讀，獲取功名，晚歲歸田，亦多講學，或終身不仕，以教育爲樂。茲舉數例：
李用 祖卓爲朝漢大夫遷東莞白馬，用精研理學，以講學爲生，『士之從學者，館無虛日』6。
翟傑 紹興五年（一一三五）進士， 『乞休歸建桂華書院，集四方英傑相與講學』7。
梁文奎 文奎爲闆石梁氏來莞第二代，官監左藏左庫，緻仕居家，建迎翠樓， 『講學其中，四方多就質焉』8。『時從學之士，裹糧景從』9。
羅亨信 永樂二年（一四○四）進士，授工科給事中，四年，喪繼母，守制居家，在莞城城西開館授徒，『凡宗人，朋舊子弟鹹不受束修，如是三年。景泰元年（一四五○）緻仕，在莞城建義齋（免費讀書的學校），『延師教子孫與族人，裏鄰子弟』。 （俱見明羅泰《都察院左副都禦史羅公年譜》）
黎晦 先世從虔州來，居學右（今屬莞城羅沙管理區），淳熙（一一七四－一一八九）間，東莞令王中行『議遷學，晦請曰：「某有地在東城外，術者謂當世出科第，與其私之吾家，孰若公之一邑!」中行大喜，遂因地建學』10。這就是宋、元、明、清、民國的學宮（抗戰期間，日本兵駐于此，破壞嚴重，一九五一年全部拆除》。其四世孫黎友龍，仕元爲校書郎，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出 建學宮旁之經史閣，『會衆工，親執策督役，不三月，輪換一新』11。
翟龛 鹹淳六年（一二七○）)鄉薦第一，爲東莞主簿，宋亡不仕，建聚秀樓，延士講習其間12。
黎獻 黎友龍從弟，富于學問，弱冠，以授徒爲樂，成就甚衆，曾編類書《事類蒙求》九卷，以爲教學課本，『一時多傳誦之』13。
羅亨信之子羅泰，與北街何氏後代何潛淵及陳靖吉等組『風台詩社』于道家山鳳凰台畔（在今東莞印刷廠内），推揚風雅，使東莞詩風，一脈相承，至今不替。
由于有這些不計功利，熱心傳播文化，努力從事教育的知識分子。中華民族的文化，在邊遠之區才得以發展。
培育人才 由南雄南遷東莞之族，很重視對自己後代的培育，重視文化的繼承，宋明兩代．外地來東莞之族，功名鼎盛，由南雄來莞的占其中很大的比重。宋代，東莞進士（連特奏名進士在内）共三十三人，可考知屬由南雄南遷之族的有十三人，占39.4％。其中有些一家三名，或兄弟同登科第。如翟傑及其侄景先，梁文奎與其侄梁該、梁诩、李春叟與弟得朋等。明代，東莞進士共六十七名，可考知屬南雄東莞之族的共十六名，占23.88％，其中有一家父子三人成進士的，如祁順與子祁敏、祁敕。
這些由南雄南遷的氏族中，在東莞曆史上，出現過一些重要人物，今擇其特出者。略叙如下：
李用 李用爲白馬李氏的第三代，棄科舉，潛心理學，自号竹溪，着《論語解究》。李昂英進之于朝，憲使周梅叟等交口薦舉，宋理宗特書『竹隐精舍』匾賜之。德佑二年（一二七六），使其婿布衣熊飛起兵抗元，兵敗，李用浮海至日本，以詩書教其國人，年八十一，卒于日本。『比死，以鼓吹一部送喪返裏，至今莞人送喪皆用日本鼓吹，号「過洋樂」。』11。現在莞人士葬，仍用『過洋樂』。李用渡日本從事文化傳播，較史學界豔稱的朱舜水要早四百餘
何真 是員頭山何氏的五世孫，元末，以軍功授惠陽路同知、廣東都元帥，擢江西、福建中書省左丞。未幾，中原大亂，何真保障兩廣。當明太祖即位。征南将軍寥永忠下廣東之時，何真送表納土，使祖國統一。封東莞伯。
羅亨信 爲東莞英村羅氏的七世孫，即組織九十七家南遷的羅貴九世孫。永樂二年（一四○四）進士。因事眨爲交址（今越南）鎮夷衛吏。交址鄭公正作亂，亨信剿滅之。任宣府、大同巡撫十多年，有政聲，邊防充實。正統十四年（一四四六）敗也先的入侵，以功進左副都禦史。
祁頃 爲梨川祁氏八世孫。天順四年（一四六○)進士，成化十一年（一四七五）出使朝鮮，折朝鮮國王傲慢之态，卻金珠珍寶之賂。曆山西右參政、福建右布政使、江西左布政使，爲封疆大吏數十年，囊無餘金，以廉潔稱于世。
陳益 北栅陳氏之後，萬曆八年（一五八○）浮海至安南十年，獲蕃薯種歸，在祖父陳志敬墓側（在今虎門金洲小捷滘）擴種三十五畝，『嗣是種播天南，佐粒食，人無阻饑』5。陳益是我國引種蕃薯的第一人，比福建陳振龍由呂宋傳入蕃薯早十二年。
謝重華 南社謝氏之後，明亡不仕，以種香植荔爲業，培育出荔枝名種『素馨囊』6。
從南雄遷莞的重要人物尚多，限于篇幅，不作贅叙。
三、結 語
南雄珠璣巷，是古代由陸路入粵的咽喉，是中原氏族南遷珠江三角洲的中轉站。當中原變亂之際，南來之族。暫住南雄，在珠江三角洲一帶找到适合發展的地方以後，就繼續南遷。以廣州、南海、中山、順德、番禺、東莞、新會等地家族的曆史來看，氏族的南遷。唐則無聞。明則少見，多者爲兩宋，次則爲元，兩宋之時，北宋、南宋之際，南宋、元代之間爲最繁，其中以紹興元年羅貴爲首的九十七家三十三姓大規模南遷爲最着。在東莞來說，外地遷來的，以南雄爲最多，從南雄遷來的氏族。在開發東莞，繁榮東莞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注』
1. 《琴軒集.寶安翟公壽藏志》。
2. 「民國」《東莞縣志》卷二十一《堤渠》。
3.「民國」《東莞縣志》卷二十一《堤渠》、宋錢益《增築東江堤記》。
4.明袁昌祚《宋處士世表王公墓志銘》。
5.元黃常《王府君墓志銘》。
6.「民國」《東莞縣志》卷五十四李用傳。
7.阮元《廣東通志》巷二七○翟傑傳。
8.「民國」《東莞縣志》卷五十四粱文奎傳。
9.《崇桂堂粱氏族譜》卷十四。
10阮元《廣東通志》卷二百六十九黎晦傳。
11.宋李春叟《重建經史閣記》。
12.明張二果《東莞縣志》卷五翟龛傳。
13.阮元《廣東通志》卷二七一黎獻傳。
14.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九。
15.《鳯岡陳氏族譜》卷七。
16.屈大均《翁山詩外》卷八、卷十五。
作者簡介：
楊寶霖，一九三六年生，字倩文，廣東東莞人。一九五七年始爲中學語文教師，一九八二年奉調入華南農業大學任教，一九八六年被評爲副教授，一九八九年因家分雨地，調回東莞中學任教，一九九○年诐評爲廣東省特級教師，兼任東莞市語文研究學會顧問、東莞市詩詞學會副會長、廣東省農吏學會副秘書長、理事。除在省級以上雜志發表學術論文五十多篇外，專着有《詞林紀事補正》，并整理宋代大型植物類書《全芳備祖》。
宋代人口南遷與珠江三角洲的農業開發
何 維 鼎
秦漢以來，人口南遷的事史不絕書。到雨宋，出現了更大規模的南遷勢頭。北宋神宗以前，南遷人口的數字已相當可觀。據《太平寰宇記》和《元豐九域志》載，廣州的戶數，太宗太平興國年（轄八縣）主戶爲一六○五九戶（客戶未有數），神宗元豐年（轄七縣）主戶爲六四七九六戶，客戶爲七八四六五戶，一百年間光主戶一項就增加四八七三七戶，增長百分之三百強。這些增加數固然含有原居戶的淨增，但從事理分析，無疑應以外地遷入的爲主1。
人口南遷的路線，自唐張九齡開鑿新通道以後，大庾嶺.浈水線已逐漸取代湘桂走廊和騎田嶺.武水線而成爲入粵的主要通衢。仁宗時曲江縣人餘靖《望京樓記》雲，『今天子都大梁，浮江淮而得大庾，故 水最便』；《 水館記》又雲，『故之峤南雖三道，下浈水者十七八焉。』但各地官民入粵的第一站南雄州保昌縣（今南雄縣）地狹田少，容納不下陡然增添的龐大人口，于是人們随即或稍後陸續南遷到珠江三角洲諸縣落籍。嘉靖（黃）《廣東通志》引《南雄府圖經》雲，『（大庾）嶺上古有珠璣巷……今南海衣冠多其子孫』；幹隆《南雄府志.珠璣巷》雲，『廣州故家巨族，多由此遷居』；至于明清纂修的廣州府各家族譜，記其先祖宋代輾轉來自珠璣（或叫『朱紫』、『朱杞』）巷的，更比比皆是。
入粵主線從湘桂走廊東移，反映了南遷戶在籍貫上的改變：唐以前經由粵西，以中原人居多；宋以後渡大庾嶺，江南士民的比重增大了。這是當時全國政治經濟重心南移的延伸——補充一大批有水田耕作技術的遷民，對珠江三角洲的墾辟是更焉有利的。
南遷的趨勢，北宋末以後發展得更快，在南宋初和南宋末出現兩次高潮。 金兵攻破汴京之後，跟随隆佑皇太後出走贛南而又去不了臨安的軍民逾嶺暫止于保昌，進而南下。這個開始于高宗建炎年的進程大約持續到孝宗淳熙度宗鹹淳年以後，元軍據江淮，步步南進，直到宋亡。這時入粵的遷民有兩途：
其一，士民分批經由南雄南遷，最突出的是保昌珠璣村貢生羅貴等集體遷徙的一次2。爲躲避官兵的侵擾，羅貴會同鄰近三十三姓、九十七人一起赴縣、州申請路引結伴作筏南渡，到新會、香山諸縣，成爲當地的編民。當然，其時這種方式的南渡者是多批的。
其二，二王行朝殘部從海路遷入。臨安陷落後，張世傑等先後擁立趙是、趙昺爲帝，率領數以十萬計的江淮士兵及官民從福州轉入廣東沿海，最後藏匿于東莞、香山、新會、番禺諸縣。
南宋時，南遷人口的增加使廣州的戶數更超過北宋；孝宗淳熙年已達一八五七一三戶（主戶八二○九、客戶一○三六二三），較之神宗元豐年多了四二四五二戶3。至于淳熙以後九十年的增加數，從上述兩項看肯定是不少的。
近人黃慈博搜集了家譜四十多種，在其所輯《珠璣巷民族南遷記》一書中，列出兩宋經由保昌南遷廣州諸縣的『姓』（族）一六七個（實際上遠不止此數》。這些所謂姓，其實是具有血緣關系或主仆關系、人口衆多的大家族：羅貴初到新會蓢底（良溪）村時所報家口即有十四名，而同批南渡、入籍香山黃旗閣等地的麥氏，『有五弟一妹及同族二百人』，平均每戶四十人以上4。加上還有一些遷民長期『挂籍于人，借戶輸稅』，那麽兩宋三百年間中原及江南地區爲開發珠江三角洲所提供的實際勞動力就比史志所列戶數以及通常以每戶四－五人爲度的計算還要多一些5。
珠江三角洲的面積。古代遠不及近代。南漢以前，本區雖經曆代開發，但居民點和耕地仍然隻集中在一些背山面水的丘陵和因河流泛濫而淤高的老沙地，東南海邊的島丘和新生沙坦多未墾殖，西北部的河網低窪地也未得到利用。到宋代，一方面西北江改道加快了河口的沖積，海岸不斷向外推移，可耕地有了較大的擴展；另一方面宋王朝出于擴大稅源的需要，采取重視農耕的多項積極措施，造成了本區得以進一步開發的有利條件，而大量的南遷人口又使這一點變爲現實。于是珠江三角洲就步人在其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轉折時期。陸續來自各地的勞動者，在改造當地生産環境上主要作出兩個方面的貢獻。
一、沙坦的墾耕
南宋的遷戶很多落籍于沿海一帶。羅貴等人遞交保昌縣的《告案遷徙詞》就說到，『南方瘴煙地面，土廣人稀，田多山少，堪辟住址』。到新會入戶之後，羅任蓢底村新圖一甲裹長。不久，羅家『新收山塘田地共二十一畝二分二厘一毫。』6。這就是遷民開荒（盡管不全是沙坦）的真實紀錄。按各家族譜，這類生産活動在瀕海區十分常見。
東莞縣——南部海邊于北宋末築成一條鹹潮堤，長四一三○丈，護田一一二二八頃，是個較大的耕作區7。該縣遷戶十三姓，其中茶山一地，『背山臨水，周圍百裹皆淺澤……宋以來諸姓始從此居』，後來就變成一個農商興旺的『巨鎮』8。番禺縣——東南部成沙最多。遷戶十四姓，其中沙灣李氏兩代落籍『居族最巨，燈火萬餘家』9。順德縣（未建縣，指後來的縣境而言）——南部也不斷淤積。遷戶十九姓，其中桂洲一地，宋初已有遷民築起一條捍海的扶甯堤，其後又有陳氏到此開耕。新會縣——遷戶二十五姓，不少在會城以南開墾。隐居于三江的趙氏宗親，嫁女時一次『撥去奁田二十四頃』10。香山縣——遷戶五十五姓：小榄 十四姓，建成小榄小圍；曹、古二氏始遷曹步和古鎮，墾開荒坦，有人在附近建有四沙小圍；王、麥二氏在黃旗閣閃丘造田，由麥氏『捐錢十萬，立石基以防水患』，石基長八至十，名黃閣堤11；連還在海中的三竈山，也築起黃字上下兩圍。
經過長期墾辟，各縣成陸不久的海邊沙坦多已成爲耕地，沿海的島嶼也有所改觀。例如香山島，神宗時有『僑佃戶』五八三○人，廣東路轉運判官徐九思請求立縣，後隻置鎮，至高宗時升爲香山縣11，足證在這期間島上變化之大。再如新會縣，《元豐九域志》列爲下縣，到南宋時則超過了同書列爲中縣的清遠縣。《永樂大典.廣州府》引《廣州新圖經》雲：『（新會）海有膏田沃壤，倉凜舟揖多取給』。這一帶的墾耕成果以及農業經濟狀況的改善，于此可見一斑。
二、堤圍的興築
珠江三角洲較具規模的堤圍始築于宋代，成堤二十八條，共長六六○二四丈，護田二四三二二頃。除上文提到的沿海堤岸外，全部集中于西北江下遊和東莞石龍以上。其中在南海縣境的有三個圍：南莊羅格圍，是閉口圍，長六○五○丈，護田四百頃；西樵山兩側的桑園圍東西基，是開口圍，長一四七○○丈，護田一五○○頃；桂華鄉（今佛山）存院圍，是開口圍，長二三三四丈，護田四十頃。另有東莞的東江堤，長一二八六○丈，護田九八○○頃12。 宋代修築開口圍是個因地制宜之法。雖然本區堤圍高度隻有三至五尺（當時足以防水患》，工程是簡陋的，但它畢竟開創了珠江三角洲興辦水利的新階段。而這一成就離不開勞力、資金和技術力量諸因素，因而爲數甚巨而又富有治水經驗的遷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例如南海縣羅格圍的興築，定居不久的冼氏便出了大力。宣統二年《嶺南冼氏宗譜》雲：『是時（指宋代）沿水而居，幾同澤國。我族闾堂公與同裹通判區公合力提倡，興築基堤，袤長十餘裹。堤内沙洲數百頃遂成沃壤，至今賴之。』
堤圍的興築有利于固定河床、防洪保收，從而加速了三角洲腹地的開發。以南海縣爲例：該縣遷戶三十四姓，其中朱氏、關氏、陳氏所遷的九江，程氏、冼氏昕遷的大同，梁氏、區氏、冼氏所遷的西樵，孔氏、冼氏所遷的羅格，梁氏、姚氏、龐氏、陳氏所遷的桂華13。都是築成堤圍不久的低窪地，尚有不少荒地可開；而這些在動亂中整族遷徙的士民，其一部或大部必須從事耕作才能過活。《嶺南冼氏宗譜》載，落籍大塱的冼有識兄弟四人『相居此地，披荊斬棘，用啓山林……有識公兄弟實爲開村之祖』；《九江儒林鄉志》雲：『（本鄉》自宋代度宗朝始漸有田廬』。據此，宋時耕地的增辟是不言而喻的。
宋代，廣大遷民和原居勞動者以興辦水利和擴展耕地爲基本内容的墾辟，給珠江三角洲的農業經濟帶來積極的影響，最直接的一點是提高了糧食産量。
本區自古雖有『飯稻羹魚』之說，但糧食并不豐裕。唐懿宗時，廣管軍隊缺糧，得仰給于贛、閩。宋代，情況扭轉了，穩産穩收使糧食有了裕餘：其一，廣州置倉備糧。真宗時置平抑谷價的『常平倉』，仁宗時置救濟城内貧病者的『廣惠倉』，甯宗時置撫恤士大夫的『惠濟倉』，其中常平倉按規定的人戶比例，積谷當達十萬餘石。其二，糧食輸出。廣州有個專業的米市，據《宋史》載，高宗、孝宗、甯宗諸帝都曾明令粜『廣米』輸行在；鄰近諸路遇荒年，屢次靠『廣米』赈濟；『廣米』價廉，民間商賈常年也販運閩浙，甚至遠銷占城，以至後來元世祖『禁廣州官民，毋得運米至占城諸蕃出粜』15。
廣州稻米的儲備和外銷，主要是由于本區總 量的提高而改變了糧食的供求關系，在耕地和勞力不缺的條件下，這就會引起商品性作物的增多。
除稻米外，本區主要用于投放市場的農産品，較大宗的還有如下幾種：
小麥——唐時有種無收。而宋代、尤其在南宋，廣州等地由于南遷人口對面粉的需求使小麥價漲至每斛一二○○○錢，廣大遷民又有這方面的栽培技術，加上官府實行優惠（不另加租稅），于是『競種春稼，極目不減淮北』，大面積的小麥爲應市而生産，『農獲其利，倍于種稻』16
水果——荔枝：前代多歸皇家貴族享用，宋代各縣推廣種植，品種增至二十多個。曾鞏《福州拟貢荔枝狀》雲：『閩粵荔枝食天下，其餘被于四夷』，其外銷量可知；柑桔：宋時『廣南……民多種柑桔以圖利』，17這就不同于前代的貢品了；香大蕉：既作鮮食，也用于加工，《桂海虞衡志》雲：『南中芭蕉用梅汁漬，曝幹壓扁……名芭蕉幹』，方便貯存外運。
花木——宋初，廣州每年都有奇花異木幾千盆遠運汴京，其後番禺也有花市。《嶺外代答》載：『（素馨花）賣于市，一枝二文，人競買之。』此外，産品還用于制造化妝品和配制香料。
木棉——前代遍植于海南的木棉（吉貝），宋代也已傳進本區。宋人方勺《泊宅編》雲：『閩廣多木棉……今所貨木棉，特其細緊爾。』據此不妨推斷：本區産木棉，廣州有棉布織造業，其産品『細緊』的，則用于『貨』。
這些農産品的銷售量和行銷範圍各不相同，但都具有一個共通點，即較之前代增加了程度各異的商品性——本區農業生産進步的另一表現——而其發展的勢頭，下述數據可供參考：太祖開寶四年（九七一年）廣州農副産品征稅，『歲收銅錢一千七十貫』；仁宗嘉 頭四年（一○五六至一○五九年）的某一年，廣州收得商稅二七○二二貫；神宗熙甯十年（一○七七年）增爲六八七○三貫18。
農業生産的發展使一定規模的城鎮建設成爲可能。廣州在唐代雖是世界着名的貿易港口，但仍然是漢代番禺城的格局。宋代從仁宗時起即加以擴建和修築，共二十多次，建成中、東、西三城，城周總長二十二裏，面積爲唐城的四倍。19宋城新建的設施甚多，其中有：交通工程兩項—— 城内開挖内濠、南濠、清水濠，總長約2000丈，以通舟揖，東郊（今黃埔一帶）辟建一個番舶避風港，『延袤十餘裹，闊十丈，人稱鹿步 』20；巨型建築一座——中城雙門，『廣十丈四尺，深四丈四尺，高二丈三尺（上有樓七間），皆甃以石，覆以磚。虛其東西二間爲雙門……規模宏壯，中州未見其比』21；文化機關九所以上——州學、南海縣學、番禺縣學、番山書院、禺山書院、貢院、八賢堂、十賢堂、師悟堂等；醫療、慈善機構五所以上——惠濟藥局、廣安宅、安仁宅、安樂廬、壽安院等。此外，還有招待番商的來遠驿、查驗番貨的市舶亭、檢閱水軍的海山樓等等。在州城附近，又形成扶胥、獵德、大水、瑞石、平石、白田、大通、石門八個鎮，即『宋八大鎮』。
這一系列公共建置動用人力财力甚巨，例如理宗淳佑年建雙門，費錢二七二○○貫：開慶年擴浚内濠，用錢二○○○○○○貫、米四○○○○石。均由鄉鎮居民負擔，『錢以産敷，夫随鄉調』22。
因此，這些項目的建成，同宋代，特别是南宋社會經濟的發展是分不開的，其中若幹項目還同人口南遷有直接關系：孝宗時的接濟庫和廣安宅、甯宗時的安仁宅和惠濟倉。專爲撫恤流落廣東的官員家屬而設；甯宗時的安樂廬，則用于接待無法北歸的商旅；懷聖寺的光塔，由來自山東的蒲氏出資重修。23
宋代人口南遷不但促進了珠江三角洲的物質生産，同時也加深了封建土地占有關系。
唐德宗用兩稅取代租庸調，标志着全國範圍内均田制己日漸讓位于土地私有制。宋代，本區土地買賣和租佃制己相當盛行，南遷士民必然要受這個趨勢的制約。各姓成員之間原先的社會身份和财産占有情況不一樣，入籍以後所處的生産地位也就不相同，階級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小部分脫離勞動的成員用種種手段占有土地，成爲不勞而獲的地主階級；一部分成員在自己所得的土地上勞動而成了自食其力的自耕農；較大一部分成員因失去或從未得到過土地而淪爲佃農或雇工。這種生産關系的變化，在各姓的家譜中是屢見不鮮的。就以獲得土地而言，常見的有三種方式：
其一，役使同姓或異姓成員墾荒，然後據爲已有。以羅貴爲例，他隻是個未進官場的貢生，而在十四名家口中竟有男仆五名、女仆三名，其所『新收』、即産權歸他所有的二十一畝多山塘田地肯定有這些生産者的勞動成果。雖然僅此材料尚不足以斷定他的階級屬性，但他或他的繼承者通過這一途徑上升焉地主是完全可能的。
其二，購置或接受贈予。卸任官員或财産較多的遷戶，在人煙尚不稠密的本區。不難用賤價購得土地。遷東莞岑田村的鄧符協在縣北所置『書田』，足供其所創力瀛書院的用度；遷太良（今順德大良）的羅姓，其第四代隻是個退職巡檢，即『廣置田莊三百頃 24；遷南海蘆竹（今河清）的潘氏『置田二百餘畝』25。娩外，原佃戶購買官府拍賣的『沒官戶絕田』，高宗時規定八折優惠，據此推斷當有一些佃農轉爲自耕農。至于贈予，則以陪嫁的『奁田』較多見，除新會趙姓外，連南宋大僚崔與之（先世自汴京遷增城）也碰到過， 『子叔以納婦，有奁田六百石， （與之）責令歸之』26。由此可知風氣之盛。
其三，官僚貴族大量占據土地。南遷的士人，以其優越的條件較多地進入仕途，上升爲官僚地主。如沙灣李氏，自江西泰和徙南雄遷廣州共六代，代代爲官。其第七代李昴英爲理宗時探花，官至吏部侍郎，封番禺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其第三子李志道，以工部侍郎緻仕系在潮州『勤王』有功，得帝是賞給東莞諸縣田地八○○○頃27，據羅香林《宋五台與宋季之海上行朝》文稱，一九五五年香港大嶼山（宋時屬東莞）發現『李府食邑稅山』界石——雖然李氏父子對兩起『食邑』尚未擁有土地所有權（隻享用賦稅），但從所謂『（沙灣）燈火萬餘家』看，這個龐大的官僚地主家族的地産是可想而知的。至于貴族霸 土地，則有曾撥出奁田的三江趙氏，他『爲子孫基業』計，竟放出九個木鵝随水飄流，然後在木鵝停留處『立石樁九條以爲标準，至今北到淡水、三甲，遺址存焉』28，奪得一大片新生沙坦和土丘。這類靠皇權 奪土地的地主爲數甚少，但所擁有的土地卻很多。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本區土地占有關系出現了新的因素：各姓的始遷者爲了維護族内的血緣關系與産權，往往設立本族公堂，撥出一定數量的祭祀田作爲永業公産。随着土地兼困的加劇，或由于捐獻，或由于冒占，于是就産生了集本房政權、族權、産權于族長一身的、以同族子孫爲剝削對象的公堂地主。番禺沙灣鄉何氏『留耕堂』、南海九江鄉關系『樹德堂』、大塱冼氏『光遠堂』等等，都屬此類。
在各姓族長或有權勢者形成爲榨取地租的地主階級的同時，更多的本族或外族成員卻變爲附着于其土地上、被迫繳納一部分勞動果實的佃農。據元豐年、淳熙年的數字，廣州客戶（即佃戶）均居總人戶的55％左右，在各州中是偏高的（元豐年廣東路僅爲39％）。這個廣大南遷勞動者納在其中的、占當地農戶大多數的農民階級——其人身依附關系比之前代渠帥、豪族所占有的部曲、奴仆較爲松散，而所繳納的一般是固定地租，因而有較高的生産積極性——正是宋代本區農業生産賴以改觀的主要動力。這個隊伍的壯大，同樣說明了地主占奪土地的嚴重性。
因此，南遷入戶的階級分化，從廣度和深度上充實了本區業已存在的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制度，并且加速了這一進程。
綜上所述，宋代以人口南遷爲契機，珠江三角洲得到較具規模的墾辟，其封建經濟無論從質從量看都取得重大進展，爲本區後來跻身全國先進行列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