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族的祠堂都以《三让堂》、《至德堂》、《延陵堂》等作为本祠的堂号，在吴人的堂上有的写着“延陵世第”、“ 至德世家”等，每到春节，吴族家人的春联总会写上“三让家声，延陵世泽”、“世家第一，至德让三”、“延陵世泽，梅里家声”等，且人们一看就会知道这是吴姓人家了。但是，作为至德世第，延陵传人又有多少人知道其中的由来呢？关于“至德”、“三让”、“延陵”这些与传统的吴文化相关的耳熟能详的词汇，均与吴姓两位先哲圣贤吴泰伯和吴季札有关，其中这字里行间却蕴含着一段深邃的灿烂多彩的吴氏文化与家风美德。
泰伯三让王位
     千百年来,泰伯奔吴以让国的事迹一直在史学界中流传,代代不绝,而泰伯奔吴以让国的基本事实,则由太史公司马迁非常确凿地记述在《史记》文献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吴文化的全面深入研究，专家学者对古遗志的考察、民间传说的收集以及吴氏家谱的查阅，结合史存文献的研究，泰伯奔吴以让国的起始史实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一让走吴山
     传说周文王姬昌出生前有祥瑞之兆，生下来就聪明异常，颇有伟人气质，深得他祖父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宠爱。太王有心将王位传给小儿子季历，以便以后能传给姬昌，但是按照当时氏族的传统，王位只能由嫡长子继承。姬昌的父亲季历排行老三，自然没有资格承嗣王位，这势必导致姬昌不能继承周朝天下。古公亶父既不愿违背废长立幼的氏族规矩，又为自己不能按心意传位给孙子姬昌而终日忧闷，郁郁寡欢，以致抑郁成疾。古公亶父曾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史记》卷四《周本记》)。长子泰伯看出父亲的心意，为了顺从父亲的意愿，泰伯和大弟仲雍相商之后，在父亲生病时，托言往衡山采药而一起从岐山出走，离开周原，来到岐山西面的吴山（即今陕西省宝鸡市宝鸡县新街镇境内），以便古公亶父传位于季历。这就是孔圣人所说“三以天下让”的第一让。

    泰伯和仲雍来到吴山后，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改变了吴地氏族的狩猎生活，最后成为了当地的酋长，建立起了氏族国，号称“句吴”。泰伯的吴政权与季历的周政权相互呼应，《诗·大雅·皇矣》记载：“帝作邦作对，自泰伯、王季。唯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
     二让奔梅里
     泰伯、仲雍入吴山不返，这样，季历就被改立为太子。不久，古公亶父因病去世。为了照顾氏族的传统，古公亶父临终时留下遗嘱，要季历将王位归还给泰伯。泰伯、仲雍得知父亲病故的消息后立即从吴山赶回奔丧。这时，季历依照父亲的遗命，一定要把王位让给泰伯，泰伯坚辞不接受。后来，泰伯见几次推让都不行，只好带弟弟仲雍连夜再次回到吴山，后带领部分吴人举族南迁，从吴山出发，经河南安徽一路跋山涉水，劈荆斩刺，碾转迁移，最后来到太湖之滨的江苏无锡梅里（今无锡新区梅村镇）。为了让泰伯继承王位，季历再次派人到梅里诚请泰伯回去即位。泰伯为了表示无意继承王位之心，与仲雍断发毁容，改从土著先民纹身断发习俗。在以礼仪文明自称的周朝看来，只有遭刑罚的人才断发纹身。当信使临走时，泰伯传话于季历：“吾之吴越，吴越之俗，断发文（通“纹”，作者注）身，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论衡·四讳篇》），意思是说我已到了吴越，改从吴人断发纹身之俗，已成刑余之人，再无资格当宗庙社稷之王了。这就是泰伯的二让。
     三让为至德
    泰伯、仲雍定居梅里后，把岐山当时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到原本以捕鱼、打猎为生的南方，提升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并和当地人融为一体开发江南，使得原本人烟稀少、土地肥沃的梅里地区逐渐成为人丁兴旺、经济发达的富庶之地。泰伯、仲雍也因之被当地民众拥举为部族首领。后来，泰伯在吴越之地营建城邑，组建国家（占有太湖以东到海，以北抵长江这片土地），国号仍称勾吴。句吴国逐渐发展壮大，终于在东南沿海站稳了脚跟，至泰伯4世孙周章被周武王封为吴子并赐予国号为吴国始，吴国逐渐强大，成为春秋时期“春秋五霸”之一。吴国建立后，泰伯却一直不肯称王，只让人们称“伯”，并且没有留下后代，为的就是把王位让给弟弟仲雍。大约在公元前1193年，季历被殷朝第29代商王太丁杀害，季历的儿子昌要泰伯回周原继位，泰伯再次让位于昌（即后来的周文王）。泰伯去世后，仲雍成为吴国国王、吴氏的传代始祖。这就是让百姓肃然起敬的第三让。
     圣人孔子在《论语》中对此赞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的赞叹。在孔子看来，泰伯的品德已达到了极高境界，人世间再也找不出什么言语来形容他的美德了。因而泰伯被称为“三让王”，援引孔子的赞语，吴氏后人就把“至德”、“三让”作为宗祠的堂号称为“至德堂”、“三让堂”等。
    季札三让王位
    季札人称延陵季子，是泰伯的第19世孙，春秋时代的风云人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与孔子齐名的圣人，曾与孔子并称“南季北孔”，季札博学多才，饱读群书，懂得政治军事，精通音乐舞蹈，季札“让国”、“观乐”、“挂剑”等典故传颂至今。从公元前561年起，季札效仿祖辈泰伯的做法，三让王位更是为人称道。
     一让：恪守周礼
     据《史记》记载，公元前561年，泰伯的第18世孙吴王寿梦离世。寿梦生有四子，长子诸樊，次子馀祭，三子馀眜，四子季札。四子之中又以季札最为贤明，从小聪明过人，熟读《诗》、《书》，通晓礼仪，仁义礼让四德俱全，深受寿梦喜爱，寿梦想要传位给他，季札谦让，认为不适情理，坚决不受。《史记》记载“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左传纪事本末》里记录有季札当时坚辞不接受王位的讲话：“礼有旧制，奈何废前王之礼，而行父子之私乎？”意思是说，我真不想做君王，前面既然有规定了，何必要破坏而私循父子情感呢！于是他坚辞不受，因此只好立长子诸樊，由他代理执行政务，掌管国家政权，等办完父亲的丧事以及守丧完毕后再说。此为季札一让国。
    二让：崇尚守节
    前560年，诸樊元年，孝顺的诸樊守孝结束脱下孝服就要让位于季札说：“我愿达前王之义”，命季札遵吴王遗诏而即位，但季札还是不接受。并用曹国人拥立子臧而子臧逃离曹国的故事来说服诸樊和吴人，据《史记》记载：“季札谢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 ‘能守节矣’君义嗣，谁敢干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材，原附于子臧之义。吴人固立季札，季札弃其室而耕”。季札批判了曹成公杀太子自立为王不知守义的行为，高度赞扬了子臧逃离曹国以成全曹成公而“遵守节义”，并说：“我虽然没有才能，但也愿意学习子臧的义举”。由于诸樊和吴国百姓一致拥立季札为王，季札见推托不掉，便放弃了自己的王室身份，带领自己的家人来到延陵（今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耕作。众人见季札心意已决，也不好再强求，诸樊只好正式立王。这是季札二让国。
     三让：洁身清行
    据《吴越春秋》记载：“（馀祭）十七年，馀祭卒。馀昧立，四年卒。欲授位季札，季札让，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义。洁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处，富贵之于我，如秋风之过耳’遂逃归延陵”。我已明言不接受王位，并已举子臧守义之例。今欲洁身清廉，崇尚品德，仁义处世，富贵对于我，像秋风吹过耳朵一样。又据《公羊传》记载：“季子弱而才，兄弟皆爱之，同欲立之以为君。竭（诸樊）曰：‘今若是迮而与季子国，季子犹不受也。请无与子而与弟，弟兄迭为君，而致国乎季子’，谐曰喏”。兄弟誓约，王位不以父子相传，而改为兄弟继承。为了早日把王位传给季子，诸樊领兵伐楚，公元前547年，战死沙场。群臣遵照寿梦遗命和兄弟誓约，立次子馀祭为王，馀祭一面把“季札封于延凌，号曰延凌季子”，一面效法长兄，于公元前527年“好勇轻身而亡”。馀祭去世，弟馀眜立。公元前523年，馀眜也身患重病去世，馀昧临终前，不忘父王遗命，授位给季札，但季札仍然不接受王位，并再次出逃回到了延陵。吴人遂立余眜之子僚为王，季札认可，重回朝中辅政。这是季札三让国。
     季札让国的事迹写进了《史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吴越春秋》和《越绝书》等史书里，后人称之为“后三让”。天下也都在传颂这一圣贤之事，季札遵守周礼，崇尚礼乐，洁身清行，厌恶暴力，严格遵守着嫡长继承制，稳定国家和政权，如此“守节”和“让国”，为众人所赞誉。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季札发自内心的评价，称季札为“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的仁德之人。季札以贤德著称，他三次让国，继承了先祖泰伯和仲雍的美德，故他被后人奉为“至德第三人”。又因其封在延陵邑，因此时人称其为“延陵季子”。其后人也把吴氏堂号取名为“延陵堂”。 泰伯和季札之“让德”，无疑是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最好例证。孔子称“至德”，司马迁在《史记》中列吴泰伯世家为诸侯“世家第一”。何为“至德”，此乃“人类美德发展到了顶峰的赞誉”。孔子用极美好的语言称赞泰伯，尤其对他的“至德文化”之精髓——谦让与开拓愈加赞美，表达了他对古代先哲的崇敬。季札的高风亮节，对延陵的民众带来深远的影响，孔子对季札让国做过赞誉之辞：“延陵季子，其天民乎”（《上博楚简·弟子问》），也做过高度评价：“至德至仁之举，堪称高风亮节的典范”。其后人为了缅怀泰伯创至德家声，季札承三让延陵，他们把孔子和太史公的赞词融为一体，如开篇语所述的“延陵世第、至德世家”，“世家第一、至德让三”，“延陵世泽，梅里家声”等，以对本族的追述和对先贤的赞颂，这些传统的吴氏家风美德以及灿烂多彩的吴文化就是从此而来，并经过千百年来的锤炼与传承逐步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