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穿越梅村的伯渎河，据当地学者考证，为泰伯当年率领百姓所开凿。

“志异征诛三让两家天下，功同开辟一抔万古江南。”

这副楹联，是清代科学家、文学家齐彦槐为泰伯所撰，两句话概括了泰伯一生：既有谦让美德，促成周王朝崛起，又具开拓进取精神，创立吴国开发江南。

所谓“三让”，语出《论语·泰伯》：“太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很少夸人，对泰伯却不吝赞美之词，没有用“有德”、“盛德”这样的词，而是使用“至德”，这是一种最高程度、已臻极致的赞誉。

为什么孔子给了泰伯最高的评价？著名学者、无锡人钱穆解析说：“孔子极重让德，又极重无名可称隐德，让德也是一种仁德，至于无名可称，故称之曰至德。”上海学者余治平进一步阐释：世事纷争，利益所在，能让，已经显得难能可贵了，堪称一种仁德，而让的同时，还不沽名让人称誉，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品德，令人敬佩。泰伯悄然出走，断发文身以“自污”，唯有孔子这样的圣人，才能体会其“至德也已矣”。

苏州学者吴恩培则认为，孔子赞泰伯“至德”，以他为楷模，是高扬起周王朝“礼”的旗帜,对春秋时期狱父弑君的乱贼臣子和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作激烈的批判，同时也是对国家秩序的呼唤。

泰伯的确是一位非常符合儒家理想的人物。儒家主张谦让、礼让，但更主张入世、有为，为人处事并不消极、退避。他“志异征诛”，也不搞窝里斗，离开周国后并不消沉，而是积极进取，将先进的农耕文明带到江南，成为吴文化始祖、江南文化的缔造者。吴国故地后来经济发达、人文蔚盛，地域文化性格温文尔雅，应该与泰伯——孔子亲自树立的榜样不无关系。

“断发文身”主动融入当地社会

梅村在无锡新区，却跟一般城市的新区迥然不同。漫步梅村街头，主干道十字路口立着高大轩朗的石牌坊，上书“梅里古都”、“江南第一古镇”大字，让人感觉这个“新区”十分古老。

石牌坊之南，一大片仿古建筑气度恢宏，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明清古建泰伯庙即处于这片建筑的中心区域。

无锡显然以泰伯为荣，以吴文化发祥地为荣。因泰伯“至德”之名，他们称自己的家乡为“至德名邦”。

3200年前，泰伯带着亲族来到还是蛮荒之地的无锡，很快营建了一个新的国家——“勾吴”。

吴国的建国过程，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很简略：“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即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

泰伯何以能在陌生的远方立国？结合其他史料，我们不难梳理出大致的脉络。

3000多年前，中原气候宜人，环境优越，华夏先民勤奋智慧，形成先进的生产力，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水平遥遥领先。而江南过于炎热潮湿，榛莽丛生、瘟瘴盛行、环境恶劣，因此造成生产力低下，社会物质财富有限，经济、文化、技术远远落后于中原，没有形成早期国家形态，而是分散为一个个小部族，没有强大的对手。

泰伯从中原到江南，是从高度发达地区到欠发达地区，追随他的亲族，都是曾参与周原创业的骨干，在遥远的江南，都是“高级农业、水利人才”。相对于当地小部族而言，泰伯、仲雍所带领的周人队伍，是一支强大而先进的力量，必然有着极大的优势，因此有可能受到了当地土著的拥戴。

泰伯、仲雍“断发文身”，接受当地习俗，主动融入当地社会，无疑有利于打消土著的疑惧，为双方的融洽相处，乃至文化交融创造了条件。于是上千小部族，自愿归附于泰伯。

至于司马迁所说“荆蛮义之”，也当是一个重要原因，或许说明泰伯成功地让“荆蛮”接受了周人的文化模式和道德精神，也或许“荆蛮”之中原本就有着与华夏相通的道德观。

“泰伯奔吴”，无疑是一次中原文化与东南文化的融合与交流，对长江下游地区的开发有着重大的意义。

对于泰伯和仲雍来说，新建立的“勾吴”国也提供了一个政治的实验舞台，让他们得以表现出自己管理国家的才能。

“复制”周原创业经验大兴水利

伯渎河水深流缓，水面平静，映着江南的蓝天白云。

穿越梅村的这条河全长40多公里，是古人开凿的运河。据无锡学者考证，该河为泰伯率领百姓开凿，是中国第一条人工河。

按照《吴越春秋》、《吴地记》及无锡地方史志的记载，泰伯在无锡梅村一带开凿沟渠、兴筑城池、教百姓农耕技术，促使吴地生产有一次飞跃性发展。

周人是农耕技术一流的部族，他们的先祖后稷“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任命他为“农师”。

后来周族首领公刘、古公亶父皆“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古公亶父迁徙周原后，开挖沟渠、陂塘，大兴水利工程，并大规模营造城郭。作为古公亶父的长子，泰伯应参与其事，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并掌握高水准的农耕、水利、筑城技术。与他一起南迁的二弟仲雍及族人，也具备相当的农耕技术。

相传泰伯在梅村一带“复制”周原创业经验，大兴水利，发展农业，“穿浍渎以备旱涝”，就是开挖沟渠、陂塘，以灌溉、排涝。泰伯还改进农耕方法，变一年一熟为一年两熟，令当地农业生产有了飞跃性发展。

生产技术的大幅度改进，促进当地经济空前发展，泰伯遂营造城池、房屋，提升吴地文明形态。据《吴地记》所载，为了防止外患，泰伯带人修筑城池，“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梅村因此有“江南第一古都”之称。

季扎“三让”追乃祖高风

泰伯无子，他死后，其弟仲雍继位。到仲雍五世孙周章时，季历的孙子姬发（即周武王）最终实现“翦商”伟业。被认为是周初最可信文献资料的《逸周书·世俘解》记载，武王灭商后，把太伯、虞仲、伯邑考与大王、季历、文王一起祭祀。还派人寻找泰伯、仲雍后人，因周章已是吴国国君，遂正式册封了他，并分封其弟为虞国国君。

因泰伯的到来，吴地在先吴历史积淀的基础上，与中原文化迅速融汇、整合，自此不断发展，国土面积逐渐扩展，春秋时期成为北上中原争霸天下的大国。而吴地文化也颇有可观之处，出现了以季扎为代表的令中原士林折服的杰出人才。

季扎是春秋时期吴国文化名人，《战国策》将他与泰伯并称：“化荆蛮之方,与华夏同风,二人所兴。”左思的《吴都赋》则说：“有吴之开国也，造自太伯，宣于延陵(即季札)。”

有趣的是，季扎也曾三次“让国”。他是吴王寿梦的四儿子，才德出众，寿梦十分看重，有意传位给他，但季扎坚决不同意。老大诸樊辞世时又要传位给他，他再次拒绝，逃到山上隐居起来。诸樊只好交待老二、老三兄弟相传，最终务必将王位传给季扎。结果老三死后，季扎仍然坚决辞让，于是老三的儿子僚当了吴王，但老大儿子公子光不服，使专诸刺杀僚而自立，此即阖闾——夫差他爹。

季扎曾出使中原，展示了过人的才华。他贤明博学，明敏过人，“见微而知清浊”，富有预见性，与晏婴、子产、叔向等一时俊彦惺惺相惜，传下不少佳话。

季扎还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音乐评论家。在鲁国欣赏周代经典乐舞时，他以深密的感受力和卓绝的见识，道出礼乐之教的深远蕴涵，以及周朝的盛衰之势，语惊四座。尤其以各国音乐预测国运，无不神准。

出使中原时，季扎路经徐国，徐君很喜欢他的佩剑，但不好意思开口。季扎心中明白，但要出使上国，便未相赠。归国途中，他再次经过徐国，而徐君已死，于是季扎解下自己的宝剑，挂在徐君墓边的树上，他的随从不解：“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背吾心哉！”

季扎死后，葬于今江阴，碑铭上有十个古篆：“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相传为孔子所书，唐玄宗时重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