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商代末年，周原古公檀父之长、次子太伯、仲雍奔荆蛮到达江南地区，“文身断发”，随乡入俗，得到土著荆蛮族人民的拥戴，创建起“勾吴”国家即吴国。考古学资料亦可证实是为信史，如江南出土的吴文化青铜器，其面貌特征具有两重性，既受中原商周文化的深刻影响，但又表现出显著的地方文化色彩。这正是吴国最高统治者是周原来的周人、人民为江南土著荆蛮国情的真实体现。

 

    镇江地区是吴文化的发源地。迄今出土的吴国青铜器百分之八十以上集中在镇江一带。综观来看，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中原铸造的舶来品，以著名丹徒大港烟墩山出土宜候夨簋和乔麦山母子墩出土伯簋等为代表（图一、二）。这类器在吴国铜器中所占数目极少，其器型、纹饰、铭文以及铜质成份和铸造工艺都无可区别于中原铜器，同时皆出自西周早期的吴国王室贵族大墓，西周中期以后不再见有，显然这类器是周人的南下传带而来。中原铜器对吴地铜器铸造的影响是巨大的，起到楷模作用。
第二、三类型，是吴国青铜器的主体，其造形与纹饰特色是有变化地仿造中原铜器和地方上的独特创造。下面就这二类铜器，例举最常见和具代表性的鼎、簋、尊、盘以及乐器、兵器，略作论述便可一目了然。

 

   鼎   用于烹煮肉食、祭祀。 在青铜礼器中占首位，是国家权力、统治阶级地位身份的标志和象征，从士、大夫、卿到诸侯及天子，有着1、3、5、7、9的严格定制和规范，礼仪称之“列鼎”，史载我国奴隶社会统治阶级的“钟鸣鼎食”即此。因吴国在当时为边远蛮夷之帮，缺乏礼制，直到春秋中期吴王寿梦去中原朝见周天子，观看诸侯礼乐，深感不如。他说“弧在夷蛮，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因叹而去曰：‘于乎哉，礼也！’”（《吴越春秋》卷二吴王寿梦传），表示一定要学习华夏先进文化来发展自已。吴地出土铜鼎皆为实用器，底部满布烟炙，有的还修补过。有几种地方形式鼎，不见于中原或其他地区。一是细高足外撇鼎，其形制特点为小方形直耳，浅盆腹，细高足外撇（图三）。这种鼎在吴地源于地方湖熟文化陶鼎的形式，自西周早期开始流行，一直到吴国灭亡并影响我国南方百越地区，在浙、赣、湘、闽出土的战国时期这类鼎数量较多，故有人亦称之为“越式鼎”。二是竖耳、深腹、三短足，有的足尖呈乳头状（图四）。这类鼎在吴地时兴于西周中晚期，如丹阳司徒吴国青铜器窖藏中即多见之。三是宽大立耳外撇，盆形浅腹，三兽蹄高足聚敛，整个器形看去非常轻飘（图五）。这类鼎在吴地流行于西周晚期及春秋早期。四是春秋晚期吴地出现一种器形具有浓厚楚式特征鼎，反映吴楚文化的交融。但它与典型楚鼎亦有明显差异，如盖钮、三蹄足弯曲外撇的造型都为吴地风格（图六）。

 

    簋   食器。在三代青铜礼器中具第二位，与鼎配置，也是“明贵贱，别等级”的标志，从士、大夫、卿、到诸侯、天子享用数目为二、四、六、八的规定。西周早期吴国铜簋多仿制中原双耳簋，但器形纹饰皆有变革，呈地方风格。代表器如丹徒大港母子墩出土简化变体兽面纹双兽首耳簋及丹阳司徒窖铜器中乳钉纹簋等（图七）。西周中期开始，吴国铸造铜簋形成自已独特形制，即各种式样的扁体簋盛行，在吴地的镇江丹阳司徒、无锡北周巷和皖南屯溪以及浙江长兴等地出土的这类簋，器形丰富多彩，款式多达十余种以上（图八、九）。扁体簋为吴国青铜器的独特典型代表器之一。
    尊   盛酒器。吴国主要流行三段式高筒尊，并从西周中期开始形成自已地方特色。这类尊本是模仿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筒状尊的形式，但形制有所变化，主要表现在器形挺拔，口、腹和圈足径比例匀称，腹作扁鼓形或突棱形，有的腹两侧附加一排镂空扉棱饰，还有的口沿下加一单耳或双龙耳即有名的龙耳尊（图十、十一）。在中原筒状尊到西周中期即为垂腹尊所取代而消失不见，江南吴地却从西周中期一直流行到春秋战国（十二）。垂腹尊在吴地极少见，目前只有丹阳司徒出土的一件凤纹尊，铸作极精，可代表此时期吴国青铜器铸造最高水平。该尊腹部下蹲，显得特外矮胖镦实，风格与中原的同类尊有所不同（十三）。另外，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墓出土禽尊，取材于江南水乡特有的鸳鸯鸟形象，造型奇特优美，在中原也是从未见有过的（十四）。

 

    盘   盛水器。中原铜盘的形制特点是口大而敞，腹浅而平，圈足，双耳高出盘口。而吴地出土铜盘都是假附耳与盘口齐平，有的圈足下加三足，更有可推动的三轮铜盘者，绝无仅有（十五）。
    军乐器錞于、句鑃和中原地区周王朝礼乐器甬钟、编钟及编镈也完全不同。錞于为敲击乐器，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多用于指挥军队进退的号令。镇江谏壁王家山春秋墓中出土的大、中、小三件套人面纹錞于形制极为特殊。器作圆弧顶，无盘，虎形纽，圆突肩，束腰，斜弧腹内收，整器上半部向前倾斜。腹部正上面装饰浮雕人面纹（图十六）。《吴越春秋.夫差内传》卷五记载，吴王夫差北上中原称霸，在黄池之会，大展吴军雄威。“昧明，王乃秉枹，亲就鸣钟鼓、丁宁、錞于振铎，勇怯尽应，三军皆哗釦以振旅，其声动天地。”从这套錞于全器的纹饰特征来看，其年代当在春秋早期，是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錞于，由此可见錞于应是吴国首创，战国以后影响和流传我国南方百越广大区域。句鑃，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在吴越地区流行的一种独特的敲击乐器，祭祀和宴飨等礼仪场合演凑。在吴地常州武进淹城及高淳顾陇土墩墓中均有出土，一般七件套，大小成序列，是吴越文化的典型标志青铜器具之一（十七）。
    青铜兵剑   无论历史文献记载还是出土文物证实，吴国青铜兵剑甲天下，为人艳称，视之如宝，《史记.吴世家》中记载的“季札赠剑”史事，世代传为佳话。江南水乡，河湖交错，不适宜兵车集团作战，而吴国创建的步骑兵和水军英勇精锐，在当时春秋列国的征战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称雄一时。其部队的武器配制是持戈、矛，佩短剑。吴国的戈、矛很有名，《楚辞.九歌.国殇》就赞称“操吴戈兮破犀甲”，这是当时最精良的武器装备。吴矛的形制特点，矛身呈窄叶形，长大锋利，銎口燕尾叉或凹弧形，与中原的阔叶矛殊异，据《方言注》戴震疏：“江东呼大矛为铍”。出土如著名的湖北江陵马山五号墓吴王夫差矛，镇江大港背山顶“余味矛”等（图十八）。吴越是我国最早铸造青铜剑的地区之一，《新序.杂事篇》云：“夫剑产干（吴）越”。我国铜剑应起源吴越并最早装备部队且影响列国，历年来出土吴越名剑较多，价值连城（图十九）。吴越青铜兵剑的绝技之一是其几何形暗花纹装饰，对其形成机理至今有困惑不解之谜。

 

    吴国青铜器特色，更表现在它的纹饰艺术风格上。总的来说吴器纹饰，一部分吸取了中原铜器上某些花纹图案，但给以简化变体，赋于地方色彩；另外纯为地方所有。其常见纹样主要如下：
    兽面纹    是从中原同类纹饰脱胎演化而来，但别有意趣。它使中原狰狞凶恶的兽面形象，改变为优美、柔和的图案。如大港母子墩兽面纹簋，以宽柔线条勾画出简略的兽面眉目，不施地纹，使原来饕餮的那种繁缛神秘和威严性尽失。而更有的面目全非，如漂水乌山一号墓铜鼎的变形兽面纹，是以细致阳线，经过高度概括和抽象手法构成一种新颖的艺术图案，与中原兽面纹相差远矣。
    鸟纹   在吴国铜器上运用较多，花样亦多。有作立体装饰，如母子墩卣盖上的提手鸟、壶的盖飞鸟，以及仪征破山口大铜盘口沿上的立鸟等，造型都非常生动，为中原铜器上所罕见。用于器腹部的鸟纹饰，都采取单钱条刻划的独特手法，简洁明快地勾画出一只小鸟，如高淳出提梁卣的阳线鸟纹、破山口铜盉的阴线鸟纹。母子墩鼎腹则以宽凸线形式，把垂冠长啄鸟的形象完全布成几何图案状。丹阳司徒垂腹尊上华美的成对大凤鸟，顶冠不象中原那样皆垂于鸟首之前，而是向后卷曲。所有这些，都别出心裁地异于中原鸟纹饰。
    夔龙纹    变幻多端，完全成为图案化的各种形态夔龙、龙蛇纹，是吴国中期青铜器上的常用纹饰。有的用纤细阳线或突出宽线条勾画，如丹阳司徒各式铜簋以及皖南屯溪土墩墓出土铜盘上的纹饰皆然。还有的龙饰耳作立体形，神奇生动，如皖南出的双龙耳尊，丹阳司徒有铜簋夔龙耳脊部铸成镂空形式，堪称奇绝。
    垂鳞纹   中原铜器垂鳞纹片宽大呆板，一般作三层装饰。而吴国铜器上的垂鳞纹细小，呈多层分布或遍体密密麻麻，尤如鱼鳞一般，极富形象化的写实性。
    棘刺纹    这种特殊纹饰本为江南地区原始瓷上特有的剔刺纹，青铜器采仿之。它是在几何形地纹上铸出集密的芒剌纹饰，这种特殊的装饰艺术为吴国青铜器所独具，亦可谓一绝，其应采取失腊法方可铸造出那种针尖似的芒刺。
    几何形纹    吴地盛行几何印纹硬陶，为吴文化重要特征之一。吴国青铜匠师把本地土传统的陶瓷器的几何印纹图案直接或有所变化地用于青铜器装饰，这也是江南吴器的一项独特创新形式。

 

    吴国地处我国长江下游南北交通和文化交流的走廊上，因此它对于沟通中原商周文化与南方文化，起着重要桥梁作用；同时它也受到来自南北方面文化的浸润。吴文化是南北文化互相交流、撞击而产生的特定区域文化，它的特点是活泼、富有生气，具有开放性与独立性，它善于师夷夏之长而力求创新，并在文化融合中保持自已的特色。它的存在与发展影响到整个南方地区文明的进程，为丰富灿烂的中华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吴国青铜器充满了江南吴人的匠心与巧思，灵动而清秀，在中国青铜文化中独树一帜，与中原铜器如春兰秋菊，交相辉映，彪炳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