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化青铜器 南京博物院藏

    综观这一时期吴地青铜器铸造特点：
    1、冶铸青铜器的遗存虽有比较普遍的发现，但非常分散，规模甚小，如南京北阴阳营出土炼铜坩锅直径只有17厘米。
    2、青铜制品的种类不多，主要是小件工具和兵器，容器类少见。铸作比较粗糙，具有一定的原始性。
    3、器型大都是照样模仿殷商，表明受商文化影响。但亦有的器物形制具有地方特点，如句容葛村出土铜钺，钺体呈圆形，圆弧刃，明显为江南流行的石钺形制，而与中原商代常见钺体长方或正方形式相异。爵的造型也比较特殊，在流的近根处相捏上立一柱。斝和爵皆不施地纹，铜质成份经测试都含有一定的铁，是采用当地的黄铜矿（CoFeS2）就地铸造的。
    4、青铜冶铸工具坩锅和陶勺，都为夹砂红陶。坩锅形制作釜形，器壁厚，内壁附有残留的青铜渣；揖铜汁浇注用具陶勺，一侧有流，勺下前部有两矮足，后为方銎，可装木柄。比之中原商代使用的炼铜工具灰陶大口尊、红陶大口缸、将军盔和炼炉等有所不同。说明江南吴地湖熟文化在炼铜方法上的鲜明的地域特点，原有着不同的技术传统。
    总之，这些出土资料反映江南吴地在夏商先吴时期已经较为普遍地兴起了自己地方上的青铜冶铸业，尽管它还处于水平比较低下的初级阶段，但它是孕育吴国青铜文化的母体，是江南青铜冶炼史上开辟草莱的一个重要时期，为以后光辉灿烂的吴国青铜文化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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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吴国前期青铜器铸造的飞跃发展
    吴国前期的相对年代约当中原西周早、中期。历史文献记载，商朝末年，周原太王古公亶父之长、次子太伯、仲雍为灭商出奔荆蛮，到达江南地区，“文身断发”，入乡随俗，与土著荆蛮人民相结合建立姬姓国家，国号“勾吴”，简称吴。由于太伯、仲雍一班周人南下，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文化，传授荆蛮，为进一步开发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勾吴”奴隶制国家的建立，更加促进了江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史载“数年之间，民人殷富”。见于考古学资料的印证，西周初年，土著湖熟文化受中原周文化影响因素剧增而呈现发达景象，同时新兴起土墩墓埋葬制度（2）。随着吴文化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的烧制进入繁荣时期，青铜器铸造也出现飞跃的发展。所见这一期间出土青铜器，非但在数量上而且在种类与制作质量上都大大改观。
    这一时期出土青铜器主要见于吴国奴隶主贵族阶层的土墩墓中。典型器群，大型墓有镇江大港烟墩山宜侯墓、母子墩墓、屯溪墓及仪征破山口墓；中小型墓以溧水乌山一、二号墓为代表。另外，还有丹阳司徒窖藏铜器中的西周早、中期器等（3）。
    对于这一时期江南吴国青铜器特征，主要从其类型、形制、纹饰和器物组合以及合金、铸造等方面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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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国前期青铜器明显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为中原铸造的舶来品，称之“中原型”。目前见有器包括宜侯墓出土夨簋、母子墩墓伯簋、 屯溪一号墓“  父已尊”和三号墓公卣，以及破山口墓“子作父宝鼎”几件器物。这类器无论在其铸造、器形纹饰特征和铭文书体、刻铸部位等方面，都无可区别于中原习见流行器，可明确断定为中原传入江南的铜器。这类型铜器在吴地出土铜器中所占数目极少，同时只有在大型土墩墓中才偶有所见。这类墓主身份当属吴国最高统治阶层的周人，所以在其墓中见有中原铜器也并不奇怪。
    第二种类为江南吴地铸造的仿中原铜器，称之“融合型”。这类器出土数量最多，是吴国前期青铜器的主流。这也说明此期间西周文化对江南的强烈冲击和影响。但是吴地的青铜工匠们在仿造中原铜器时，也并非一成不变地照搬其原样，而是在器形纹饰等方面多加变化，使这类青铜器的整个面貌特征，乍看起来似乎象中原铜器，但细察之则具有许多地方色彩和自身风格。这生动地反映了文献记载的吴国统治者是周人，人民为荆蛮的历史真相。下面试举一些具体器例说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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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   吴地仿中原鼎有圆鼎和方鼎，圆鼎如丹徒大港宜侯墓二件以及溧水乌山一号墓鼎，都作西周早期流行的直耳、垂腹、柱足形制；但腹上纹饰完全为地方特色，均以粗细不一的阳线条形式组成简化变体的饕餮纹、方形鸟纹和云雷纹等图案。方鼎如见之溧水乌山二号墓鼎，器体单薄，直耳、柱足、四角起扉棱，腹部饰两排螺旋形单线云雷纹，这在中原是从未见有过的。

    簋   如大港母子墩墓双兽首耳簋和丹阳司徒窖藏中的Ⅰ、Ⅵ式簋，都是仿造中原形式但又富于变化的典型器件。双兽首耳簋唇沿细卷，口至腹成直筒形，和同时期中原簋的侈口、翻沿、鼓腹形制相殊异；在纹饰上，腹部主体仿中原流行的饕餮纹，但构图变得稀疏简略，没有双目，两边互不对称，不施地纹，已失去它原来的繁褥诡秘性，与中原对照面目全非矣。丹阳司徒Ⅰ、Ⅵ式簋腹扁鼓，Ⅰ式簋的斜格乳丁纹乳丁呈圆凸状，有别于中原的尖锥状乳丁；而Ⅵ式簋由圈点纹、圆点纹和变体夔纹带组合成的纹饰，则完全为地方特点，是中原根本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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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   吴地出土仿中原有高筒形三段式圆腹尊、折肩尊以及垂腹尊三种形式。圆腹尊主要代表器如母子墩墓尊、破山口墓尊和丹阳访仙西周墓尊。器形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中原流行筒状尊的形制，而纹饰皆为地方所特有，腹饰一条勾连云纹、上下凸弦纹。折肩尊有屯溪二号墓尊和丹阳司徒出土尊。屯溪M2尊基本沿袭商代折肩尊的传统形制，而司徒窖藏尊作侈口、折肩、敛腹、低圈足，整个器体变得较倭。纹饰都是地方色彩的几何形勾连纹加圈点纹，屯溪尊折肩上还饰一龟形纹，亦为地方风格。垂腹尊在吴地目前出土过二件，—件见于丹阳司徒窖藏，一件出自破山口西周墓。尤其司徒凤纹尊是江南不多见的大型重器，特别在铸造技术上甚精，可谓代表了吴国前期青铜器的最高水平，被列为国宝文物。该器是仿中原西周中期新兴的垂腹尊形制，但其腹部下蹲，圈足低矮，整个器体宽大于高，显得肥胖墩实，在同类垂腹尊中别具一格。器腹所饰大凤鸟纹，垂冠后抛，足、体分离，与中原凤纹存在显著差异。在腹下还饰有一似龟鳖形的图象，与金文中属于族徽一类图象文字“天鼋”近似。据郭沫若先生考释，“天鼋”为周人姬姓的族徽（4）。在江南出土吴国凤纹尊上铸有这种族徽图象，是富有寓意的。这类龟形纹，在上述屯溪折肩尊以及溧水出土提梁卣上亦有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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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卣   江南吴地区这一时期出土亦较多，在形制和纹饰上，虽为仿造中原而作但又均有其特殊处。如母子墩墓卣，提梁端作短直角牛耳，小鸟形盖钮，生动活泼。盖面和卣颈部纹饰是以圈点纹为界带，内以平行细弦纹间圆点纹，整个图案清新细腻，给人以维妙维肖之感。溧水出土卣提梁作竖扁形，提梁端双钩角兽首，特别是在提梁拱部也铸有两个对称兽首，这种形式不见于中原。还有屯溪卣的提梁为龙首以及溧水乌山M2卣、高淳出土卣等，都与中原卣存在殊异之处。
    盘   吴地出土这一时期盘类中，目前仅有丹徒大港宜侯墓一件双耳盘是仿中原形制，双耳高出口沿、浅腹、圈足。其他一些盘都为地方特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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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以上例举主要青铜礼器情况来看，吴国在仿造中原时比较随意，特别在纹饰方面，许多图案挥洒自如，不拘泥于一定的程式，与中原铜器那种造型的庄重、纹饰的严谨而规范作风判若有别。吸取中原铜器上的花纹，这一时期主要是饕餮纹、夔纹、鸟纹等，这类纹饰看上去是从中原同类纹样脱胎演化而来，但细察之却又觉得与中原显然不同。吴国铜器上的饕餮纹，都为简化变体式，不施地纹；夔纹在这一时期运用较多，变化亦多，有作“云形夔纹”、有作“尖叶勾连纹”等。这类图案化的变体夔纹，充分利用几何图形的多变性，勾画出丰富多彩的花纹形态。它在此期的特点是，构图线条粗疏流散，花回单位较长，作浮线雕式。在仿中原铜器上的鸟纹运用也比较多，除上述凤纹尊上所饰那种繁褥精美的大小鸟纹外，用于器腹部的鸟纹饰，都采取单线条刻划的独特手法，简洁明朗地勾画出一只小鸟，如破山口铜盉的阴线鸟纹；而高淳漆桥一件卣上的阴线鸟竞画蛇添足作四条腿。还有母子墩鼎腹则以宽凸线形式，把垂冠长啄鸟的形象布成条带图案化装饰。再就是作立体装饰，如母子墩卣盖上的鸟提手、壶的飞鸟盖及破山口大铜盘口沿上的立鸟等，造型都非常生动形象，富有写实性，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与中原铜器花纹神秘而迷幻的风格别有情趣。另外，在仿中原铜器的一些附加装饰上，也呈现一派地方特色。如对鼎、鬲、簋、卣一类器物口沿下附加浮雕兽首的形式，可谓花样百出。所见母子墩双兽首耳簋，口沿下中间所附饰浮雕兽首作蝴蝶形，鼎为“  ”形，鬲为“］［”形；溧水乌山M2鼎为“  ”形；屯溪鼎作“人”形等等，真乃各个有异，互不雷同。所有这些都别出心裁地异于中原同类纹饰，而显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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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种类为吴国创造型铜器，称之“土著型”。这类型的青铜器造型奇特新颖，为中原地区所没有。对这类器过去一般均以丹徒大港宜侯墓角状器和屯溪墓五柱器为典型代表，其实这类型铜器近年来在江南吴国地区多有出土。如鼎，这一时期流行两种地方独特形制：一是细高足外撇鼎，其器形特点为小方形直耳、浅盆腹、细高足外撇。这种吴特色鼎在江南自西周早期开始，—直流行至春秋战国之际吴国灭亡，并影响我国南方百越地区，在浙、赣、湘、闽出土的战国时期这类鼎较多，故有人称之为“越式鼎”。另一种是矮足鼎，包括圆鼎和方鼎。圆鼎如见于丹阳司徒窖藏，方鼎如屯溪三号墓出土2件。其鼎足很矮，形制特殊，有的足横断面作外圆内空的半环状，有的呈圆突尖状，是吴地区独特器型。簋，在仿造中原型式簋的同时，吴国自行设计铸造一种风格别具的扁体簋。如屯溪出土2件簋，侈口直颈，扁圆腹，矮圈足，一件双环耳，背附镂孔夔纹，腹饰方格乳丁纹；一件双夔形耳有环，腹饰几何线纹和平行线纹，颈与圈足饰简化云纹。吴国铜尊从西周中期开始主要流行高筒形三段式扁腹尊并形成自己地方特色，以屯溪墓尊之二为代表，扁圆腹，饰纤细的变体夔纹。特别是母子墩墓鸳鸯形尊，取材于江南水乡特有的鸳鸯鸟形象，造型优美，在中原鸟兽尊类中是未见有过的。丹阳访仙出土的方体卣，器身作鼓腹四边形，肩部两侧有穿钮，四面坡式攒尖盖，形体俊俏奇特，反映吴国铜器造型上的鲜明地方性。再就是吴地出土的附耳盘，器形为敞口、直腹、圈足、附耳，耳与盘壁贴近，而高与盘口平齐，还有假附耳的素面盘，都是吴国独有盘的形制。母子墩墓一件飞鸟盖双耳壶的造型装饰更是标新立异、自成一体，以生动别致的飞鸟盖设计到整个壶的扁体形态，与中原流行的圆体、圈盖、细长颈、贯耳壶均呈现完全不同的式样。在纹饰的构图与布局艺术上，也别开生面异于中原。通常所见中原壶一类高体器物的纹饰，一般皆采取由上而下的分层布图法。但此壶则不然，而是以附加方钉纹的凸素条带纹作间界，大刀阔斧地将壶体周身竖下劈为四片大面积的纹区，每纹区内运用粗犷豪放刀法满刻大朵的云形勾连纹图案，而各纹面的云形纹形态又横竖不一，互不对称，潇洒自如，流而不乱，疏而不散，主题突出明快。加之在特殊造型的飞鸟形盖的映衬下，显得很有气势，可谓达到了纹体统一的完美装饰艺术效果。其他诸如宜侯墓兕觥及盉，破山口墓四凤大盘和环耳鬲等等，都是这一时期造型奇异颇具匠心的吴国特色青铜器优秀代表作。另外，在纹饰上，吴国土著型铜器多将几何印纹陶的花纹图案直接或有所变化地用于铜器装饰，这也是吴国铜器的一项独特创新形式。此期常见陶纹主要有云雷纹、编织纹、折线纹、套菱纹、圈点纹、圆圈纹及绳纹等。铜器与陶器纹饰上的相互运用，包括装饰手法，如母子墩卣的小鸟形盖捉手，与有原始瓷器的小鸟形盖捉手一模一样，这也为我们对江南地区吴国铜器的断代分期研究，提供了方便和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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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江南吴国地方铸造铜器与中原铜器的鉴别，现在看来还是比较容易分辩得出的。它们不但表现在上述器形纹饰方面的外观差别，而在其铜质成份上也有所不同。迄今已陆续对江南各地出土吴器中选择200多件标本作过光谱定性或化学定量分析，并进行综合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吴地早期铜器以含铅较高的铜铅型和含锡量偏低的铜铅锡为主，这种材质普遍性也就是吴地早期青铜器的特征；到了晚期的铜器多为含锡量高、含铅量低的铜锡铅三元合金”（5）。即吴国前期青铜器由于矿产原因多属铅青铜，而中原均为锡青铜。吴国青铜器因含铅量较高，在空气或土壤中容易氧化，表面覆盖一层氧化铅硬壳变成灰色或灰白色，因而失去金属的光泽，与中原出土的有金属光泽的青铜器显有不同。过去鉴于对吴器认识不够，而往往对这类器表暗然、器形独特、花纹粗犷、不合体制规范的吴国青铜器误认为野造膺品，其实这正是吴器的特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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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就是表现在铸造技术上，这一时期江南吴器和中原一样都采取通体合铸法，有些器物的耳、提梁等附件为分铸。但总体水平还赶不上中原铜器那样技艺精良，铸件表面一般都比较粗糙，灰暗无光泽，器壁砂眼也较多。纹饰都作单层，不施地纹或地纹错乱不清。有些器物如鼎、鬲一类炊器铸成后通体范痕非经打磨修饰即行使用，显得非常草率。这一情况至西周中期已经改变，特别出现像丹阳司徒凤纹尊那样的精湛佳作，可与中原同时期的上乘铜器媲美，这表明此时的江南吴国青铜器铸造技术，已经达到或接近中原最高水平。
在青铜礼器的组合上，吴地与中原亦有所差异。通过对这一时期典型铜器墓的统计，主要包括丹徒大港宜侯墓、屯溪M1、破山口、母子墩及溧水乌山一、二号墓等，其配置形式为一鼎一簋、二鼎二簋或四鼎二簋。这种多见两两成对配置与中原礼制不同。同时在器类上，这一时期江南明显缺少饮酒器如觚、爵、觯等。
    综括上述，吴国前期三种类型铜器并存的情况，可使我们得出的认识和基本估价是：
    1、江南这一时期的青铜造业随着吴国的建立，比先吴时代出现飞跃的进步，中原各类铜器在江南根据需要地方全能铸造。
    2、由周人的南下传带商周先进青铜科学技术文化的媒介作用，绐吴地青铜器铸作树立了楷模，对江南青铜器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这一时期吴国青铜器以仿造中原铜器为主。
    3、具有先吴青铜冶铸传统经验的江南艺术工匠们，在仿造西周各种青铜器物时，也并不是“邯郸学步”式地去照搬其原样，而是富有创新的精神，并紧密结合和体现本地民族文化特点的艺术风格。
    4、江南地区有色金属原料的自然条件，导致了吴国前期多铸造含铅量大的铜器。
   由上诸方面因素构成的吴国青铜器特色，从这一时期业已开始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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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吴国中期青铜器的鲜明地方风格
    吴国中期的相对年代约当西周晚至春秋早期。属这一时期出土铜器群主要有丹阳司徒、武进淹城、江宁陶吴、南京浦口、丹徒磨盘墩、溧水宽广墩、无锡北周巷以及安徽繁昌、青阳等地（6）。从这些青铜器所展现出的面貌特征来看，这一时期吴国青铜器铸造完全进入自己地方风格和特色的臻熟时期。
    这期青铜器类型，中原铸造铜器在吴地已绝迹不见。仿造中原型铜器虽然继续流行，但各种造型轻便灵巧、新颖别致的地方创造型铜器大批涌现，形成吴国中期青铜器的崭新风貌。如此期新流行一种鼎的体制，宽大立耳外撇，盆形浅腹，三兽蹄足聚敛，整个器形显得非常轻飘。这种鼎在吴地广有发现，代表器例包括丹阳司徒Ⅱ式鼎，高淳出土Ⅲ式鼎等，南京市博物馆藏重环纹鼎，镇江博物馆藏窃曲纹鼎，六合新集出土变形云雷纹鼎及繁昌出土Ⅲ式鼎等，均为中原鼎类中所不见。还有繁昌Ⅱ式鼎和铜陵出的鸟纽盖鼎的器形更是特殊，小合口带盖，圆鼓腹，两耳立于肩上或附加腹部，兽蹄足，整个器体犹如后世之香炉形。而青阳双附耳浅盆腹鼎的足，作两端粗中间细，呈半筒状蹄形足，也甚为特殊。还有繁昌汤家山墓出土的二件方鼎，直耳、蹄足、有盖，腹饰一排乳丁纹。高淳顾陇下大路西周墓二件圆鼎腹饰梯格和斜线纹带，这种吴地特有的装饰形式，不见于中原和其他地区。江南普遍出土，式别丰富多彩的扁体簋，尤为这一时期吴器特色的突出表现。这类簋的形制特点是，卷沿、扁圆腹、矮圈足，耳作实体或镂空兽耳、或呈套环形、云形等，有的耳下还带尖勾状小珥，圈足下带三扁足。其纹饰都为地方色彩，如高淳、溧水等地出土簋上的纹饰，是以阳线条构成阴回纹，与同时期遗址出土陶器纹饰完全相似。商晚周初中原曾流行的三段式高筒尊，西周中期以后已告消失。而在江南吴地经过工匠的重新设计改制而成为吴国中期的典型时兴器物之—。其形制特点为器体挺拔，口、腹、圈足径比较匀称，腹作扁鼓形，有的腹两侧附加—排镂空扉棱装饰，有的口沿下加—单耳，还有作双龙耳，造型独特，铸造精致漂亮。腹部纹饰多为棘刺纹，这种纹饰系采取江南原始瓷上的剔刺纹，为吴国铜器的仅有纹饰。另外，淹城出土的三轮铜盘、牺匜及圆盘式燕尾匜。高淳漆桥出土陶索状提梁、圆球形腹、鱼鳞纹卣，溧水宽广墩米筛纹镂空盘，这种米筛纹也是采自同时期当地原始瓷器上习见纹饰。还有南京浦口长山子墓侧附耳蹄足鬲，皖南郎溪出土箅承鼎，当涂单耳鼎和繁昌汤家山龙首盉等。军乐器类如淹城及高淳顾陇松溪出土大小相序一套七或八件的勾鑃 ，为吴越地区所独有。镇江谏壁王家山墓出土一套三件大小相序的人面纹曲体錞于，形似匏，造型奇异。这是目前所见錞于时代最早者，此种乐器当始创于吴国。由上所例举这些器物可看出，都是江南风格独具的新器形，其造型生动活泼，不拘一格的地方变化形式，已成为这一时期吴国青铜器铸造鲜明特色。而在对中原同时期新出现器形的仿造上，则是完全根据自己地方上的需求爱好进行取舍。中原西周中期以后开始新流行的一些时兴典型器，如时代特征很强的合口带盖、三附足簋以及 盨 、簠 、豆、壶等器，而在江南吴地从未见出土过。此期吴地区一般器物组合为：鼎、鬲、簋、尊、匜 。由此说明，这时吴国铸造青铜器的形制演变和器类组合，都已是自行一套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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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现在纹饰上同样是如此，除各种几何形图样较前期更多地运用到铜器装饰，如梯格纹、折线纹、米筛纹、棘剌纹、尖叶勾连纹、矩形纹、云雷纹等。此外，所吸取中原的同时期纹样，常见的夔龙纹、窃曲纹、重环纹及垂鳞纹等，但是这些中原铜器纹饰出现在江南吴国铜器上，其风格面貌也变成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纹饰了。如以垂鳞纹为例，中原垂鳞纹片宽大，一般在器腹作三层装饰，完全为死板的图案化装饰；而吴国铜器上的这种纹饰则饶有趣味，具有江南水乡装饰格调。如溧水宽广墩铜盂和高淳漆桥圆球腹卣所饰垂鳞纹，除器口和圈足外，遍体满布密密麻麻的细小鳞片纹，活象鱼鳞一般，富有生气。这种纹饰效果比之中原那种单调死板的图案式垂鳞纹来说，江南的细鳞纹极富有形象化的写实性，二者虽视为同一类纹饰而实为两种设计不同的花样，所以对吴器上这种纹饰称之鱼鳞纹更为确切。再就是吴国铜器使用中原纹饰非常随意，如重环纹和垂鳞纹，在中原一般都比较庄重规整地用于鼎、簋、盘、匜 器物上的主体纹饰，而在江南则不受任何限制，除上举溧水盂、高淳卣饰垂鳞纹外，所见浦口鬲以及青阳鼎耳上也用大大小小任意刻划的重环纹和垂鳞纹。还有，将中原纹饰与江南地方纹饰有机地结合运用在同一器体上，如无锡北周巷出土2号簋所饰细密规整的几何形纹中间，附加中原风格的两组四枚乳钉纹。再如铜陵出的Ⅶ式鼎，腹饰重环纹在一周连接处突然改为折线纹。两者均可谓和璧随珠，南北文化交融的典型代表作。这些情况皆说明，至吴国中期江南铜器选取中原纹饰为地方所用，已达到“自由王国”境界，展示出鲜明的地方风彩。
    总言之，通过对出土的吴国中期青铜器各个方面特征考察，使人们得出的深刻印象是，此期间吴国青铜器铸造由于历史和现实文化交流的原因，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受中原宗周青铜文化影响的许多成份，但它毕竟逐步创造出富有自己地方特色的一套器物形式。因而我们认为此期吴国青铜器铸造，已完全走向它的成熟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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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吴国后期青铜冶铸跃居列国前茅
    吴国后期的相对年代约当春秋中、晚期。史载这一时期吴国“益疆称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败越国，一度争霸中原，成为长江下游的一个强大国家。此期间吴国青铜冶铸业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其著称于世的铜兵器为标志，高超于中原诸国，冠绝天下。出土的铜器群主要有六合程桥一、二、三号墓及和仁东周墓，丹徒粮山、王家山、背山顶及青龙山春秋大墓，苏州虎丘、吴县何山等铜器墓，还有一些窖藏等（7）。
    从出土这一时期吴国青铜器形制来说，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吴地特点的造型。鼎中如程桥、虎丘、背山顶和粮山等墓都有出土的竖耳、浅腹、高蹄足外撇鼎。另外，常见一种带盖鼎，其器形特点是深腹、圆底、附耳、蹄形细高足外撇；盖面微凸，中有桥钮套提环周围三个竖环纽，吴国铸铭铜器“吴王孙无壬”作鼎，即为这种形制鼎的代表。其他器类如丹徒粮山和程桥3号墓出土腰间带水注铜甗，形制甑为深腹，饰以凸弦纹，耳际鼓出安有吊链；釜扁圆形，三兽蹄短足；甑、釜间有一突出的管状注水口。这种形制的铜甗不见于其他地区。还有圆鼓腹、底部带三短蹄足缶，下有三小足的鉴，平附耳三足大铜盘，薄胎刻纹盘、匜 ，以及乐器类成套的勾鑃和三件一组的錞于等器，皆为典型的吴国特点青铜器。
    二是与中原系统同类器物具有共同特点或相似，可以铸铭吴器如程桥一号墓出土臧孙钟、寿县蔡侯墓吴王光鉴及传世品中的禺邗王壶等器为代表，其形制和纹饰都是较为典型的中原铜器风格。史载春秋中期以后，吴王寿梦始通中原，“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于是加强了与中原及列国文化的交流。这一类型的吴国铜器可谓当时出现全国民族大融合趋势下的产物。
    三是具有楚文化特点的铜器。由于战争原因，吴、楚间的文化交流和受楚文化影响较大，在吴地这一时期的铜器群墓中，常见有一些楚风格的铜器与吴器共存，如圆圈形提手的附耳盖鼎，为当时楚鼎的典型模式。这其中有的楚式器可能是战利虏获品，如吴县何山墓出土盉，就铸铭为“楚叔之孙途之盉 ”，标明其为楚国铜器。另外，在丹徒背山顶春秋大墓中还发现徐国铜器。
    在纹饰上，这一时期具有江南地方特色的纹样是细密双线S纹，传统的几何形纹以及新创薄胎刻纹铜器上刻纹图像。其他纹样同列国基本趋向一致，主要通行构图繁密华丽的蟠魑纹、螺旋纹、羽状纹等。
    吴国后期青铜器，开始较多出现刻铸铭文。其书法字体分为两种：一种同列国流行的瘦长“玉柱体”；另一种为鸟书即鸟篆文。这种铭体据目前所见实物资料，最早始于吴国的“王子于用戈”，在公元前526年以前。至于越、楚、蔡、宋等国兵器上亦见流行这种文字 ，当仿自吴器。常见吴器铭中的“攻敔”、“工   ”、“攻吴”名称，即文献记载的“勾吴”，一般简称“吴”。还有些长篇铭文，如吴王光鉴达50余字，记载着当时吴国外交活动方面的重要史事。吴器铭文用韵精严，反映其高度的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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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春秋中晚期吴国青铜文化达到光辉灿烂时期，青铜冶铸业的发展跃居列国前茅，尤其在下列项目上，创领先地位。
    1、吴国铸造的青铜兵器剑、戈、矛，无论文献记载还是出土实物所证，质精物美，为人艳称，驰名列国。《楚辞.九歌》曰“操吴戈兮被犀甲”，这是当时最精良的武器装备。《战国策》云：“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 ”，锋利异常。《史记.吴世家》记载“季札赠剑”史事，反映吴国宝剑为世人仰慕。《周礼.考工记》称：“吴粤（越）之剑，迁乎其地而费能为良”，独步一时。
    吴越青铜匠师在兵器上的杰出创造，一是复合剑，二是暗花纹装饰技艺。
    因实战需要，青铜剑身增长后，为了更有效地加强在格斗时剑身中脊的抗震性能，使剑不易折断，吴越青铜匠师首创嵌铸剑，亦称复合剑和双色剑。即有些铜剑用不同成分的合金两次浇铸而成，第一次浇铸剑脊，第二次浇铸剑刃。剑脊含锡量低，加较多的铅，取其坚韧；剑刃含锡量多，硬度高，脆性大，求其锋利。这种刚柔相依的青铜剑复合技术，是吴越工匠的一项重要创造。
    吴越对青铜兵器的纹饰技术上亦有重大发明。在有些精致剑、戈、矛上所饰菱形、米字形、折线形及火焰状几何暗花纹，是它特有绝技，为别国所无。这种兵器埋藏地下几千年不锈不腐。多年来中外研究者曾对这种纹饰作了化学成份和金相组织的检测分析，对其特殊纹饰的形成机理作了若干种猜测，但仍为不解之谜。2000年上海博物馆等科研单位经反复考古模拟试验，确认这种纹饰是采用富锡膏剂一类的矿物质颜料，涂饰器表，作加热扩散处理等工艺形成的。复制出的样品，经鉴别其成份、形貌、组织均与原标本相似，从而破解了这一历史科学技术悬案。由此揭示了中国早在2500年前已掌握了一种特殊而精湛的表面合金化技术，使得青铜器表面既产生装饰效果，又具备防锈蚀功能。这是吴越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上取得的又一了不起的卓越成就。
    吴越军队的武器装备是持戈、矛，佩宝剑。吴越民风尚武，“轻死易发”。吴越率先创建的步、骑兵是列国最先进的精锐部队，所向披靡，故吴越能够横行江淮，争霸中原。
    2、这一时期吴国青铜礼乐器的铸造技术水平，在某些方面也已超越中原，有的即使现代欲再现这种技艺亦十分困难。吴国后期的青铜器铸作，以其范线准确，器壁匀薄，配件严密，纹饰精细而著称。《荀子.强国篇》赞美曰：“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    《淮南子.修务篇》亦称颂道：“夫宋画、吴冶，刻形缕法，乱修曲出，甚为微妙”。特别是一些特殊铸件工艺，如丹徒背山顶墓出土悬鼓环，吴县何山东周墓提梁盉等器具的连接活动附件，都采取分铸连接技术，其精密配合程度，无以伦比，为中原铜器所不及。再如吴器特色的纹饰铸造技术，除上述青铜兵器的几何形暗花纹外，在一些铜剑首常见铸饰细如发丝的同心圆纹。还有江南铜尊上流行的棘刺纹，其精致繁密的雕刻和冶铸技术，都是吴国青铜匠师独创的绝活，在现代尚属未被超越的精湛技艺。
    3、薄胎刻纹铜器的新创造。迄今全国出土的春秋晚期薄胎刻纹铜器计有30余件，而几乎都出自吴墓中，如六合程桥一、二号墓，和仁墓及谏璧王家山墓皆出土有盘、匜、舟等器，在淮阴高庄一号墓多达20多件。可见吴国应是这种青铜新工艺品的发明者。这种铜器的胎薄如纸，其铸造工艺技术的精湛纯熟和难度要求都是空前的。在铸好的这类铜器上钻刻出细如发丝，线条流畅生动，描绘宴飨、狩猎等图画装饰，这是前所未有的。薄胎刻纹铜器，是我国青铜器中的少见精品。由于它的制作难度大，胎薄易破，在使用上仅为社会上层的少数人享有，没能够普及开来。但其制作艺术，特别把绘画开先河用于青铜器皿的装饰，具有划时代意义，对后世漆器等纹饰有着深远影响。
    4、吴国青铜农工具，从现在的出土情况来着，不但数量多而且种类齐全。有用以砍伐垦田的斧、锛、锯，有掘地刨土耕作锄草的镢、铲、锄、锸、犁头、褥，有专门收割的锯镰和铜銍等，凡农业生产上需要的—套工具，可以说达到完全具备的程度。这与郑玄注《周礼. 考工记》所云：“粤地而山出金锡，铸冶之业，田器尤多”之情形是相符的。由此说明青铜农具在吴地的使用是较为普遍的，对促进吴国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从而保证了吴国争霸战争对粮食的大量供应，。在吴国土墩墓中普遍发现随葬成陶坛粮食的习俗，这在其他列国是不曾见的，这也从侧面反映吴地民间有着充足的食粮。吴国青铜农具的特点，有些器具刃口作锯齿状，如耨、镰、銍等。在江南农村至今仍在使用锯口镰，尤适收割水稻，说明吴文化稻作农业传统源远流长。
    5、吴国是较早使用铁器的国家。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都说明，吴国至迟在春秋晚期已经使用炼铁并能锻铁，如在六合程桥一、二号墓出土铁块和锻铁，以及武进淹城出土铁刀、铁镰等。中国铸造铁兵器，似由吴越为先。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干将铸剑“采五山之铁精”，即收集含铁较多的矿石。《越绝书》亦云：楚王“令风胡子之吴，见欧冶子干将使人作铁剑”。春秋时期吴越铁剑虽尚没有实物出土，而在一些吴国青铜剑柄内是常见嵌有铁蕊现象的。另外，溧阳出土甬钟和铜钲甬内也都嵌铸铁蕊，在钟的舞内近甬部有一小铁圈，是为增加器物柄部强度措施。再就是皖南铜陵、贵池、繁昌等地多次出土东周铜锭，有磁性，经作光谱定性分折及化学定量分析，都含铁量达30％之高，属于铜铁合金冰铜锭。冰铜是使用硫化铜矿的重要标志。在铜陵一带的吴国炼铜遗址上的古炼渣因呈黑色一直被当地群众称为“铁屎”。吴国是我国最早使用硫化铜矿的地区，年代可上溯到西周时期，远远领先于中原。当时炼铜用的还原剂是炭，它同样也可还原铁，只要在炼铜炉里加入含铁较多的矿石或含铁的炼弃渣，适当地提高炉温，就可以炼出铁来。史载吴国冶炼工场的规模相当宏大，“使童男童女三百人鼓囊装炭”。由此可见，吴地完全具备由炼铜发展到炼铁的条件和可能。所以顾颉刚先生以及英国李约瑟教授都研究相信干将炼铁之说（8）。
    以上根据考古资料，将江南吴地青铜器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和每一时期所表现出的地方特点，作了简要地概括论述。从中可看到，吴国青铜器铸作自上而下一脉相承地发展序列是比较清楚的。除受中原文化影响的一面外，有其自身一套演化规律。商周青铜文化对吴文化自始至终都有着深刻影响，吴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是直接而频繁的，因而吴国青铜器的发展与中原基本上是同步的，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是，从现今所看到的吴国青铜器面貌特征说明，它亦自始至终保持和发扬着许多地方个性及特长，对此我们必须给以充分认识和估价，是一支有别于中原商周文化和邻境地区的地方性文化。它的优点是活钹、富有生气，具有开放性与独立性，它善于师夷夏之长而力求创新，并在文化融合中保持自己的特色。
    吴国地处我国长江下游南北交通和文化交流的走廊上，因此它对于勾通中原商周文化与南方文化，起着重要桥梁作用。吴国青铜器即打着商周文化的烙印，但更突出呈现出许多发明创造，包括在器种、形制、纹饰以及青铜合金和铸造工艺等方面。在发展进程中有其自已的演变轨迹，每个时期都显示了鲜明的地方文化色彩，有它多方面的独到之处，达到列国领先水平，是伟大中华民族光辉灿烂青铜文化艺术宝库中的悦目奇葩。

吴文化青铜器 南京博物院藏

    二、吴地历代冶金业的持续发展
    中国进入铁器时代是公元前6世纪末至公元前5世纪初（春秋战国之际）。中国至迟于公元前5世纪，发明并推广使用了铸铁，如上述六合程桥吴墓中出土的铁器。欧州使用生铁则在公元14—15世纪之后。考古资料表明，在战国初期已用生铁在同样模具中铸造以前用青铜制造的生活和生产用具，如带钩、镰刀、工具等。公元前5世纪发明将脆硬白口铸铁经退火转变为脱碳铸铁、韧性铸铁。公元前3世纪发明用铸铁范制作农、工具，使得铁铸件迅速推广。铸铁农具引起畜力充分利用，致使农业的深耕、开荒、水利灌溉等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以生铁为原料的制钢技术也随之不断进步，如铸铁脱碳钢、炒钢、以及灌钢等，对中国经济、文化、军事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公元前1世纪钢铁兵器逐渐取代铜兵器，从而使战争策略技术产生变化。总之，生铁和生铁炼钢技术的发明与使用，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融合和统一 ，国家的巩固、保证文明的连续性，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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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汉、六朝时期吴地发达的金属冶铸业
    吴地有着先秦时期全国进步的兴盛青铜铸造业的广泛基础，同时又是全国较早冶铸和使用铁器的地区。《考工记》载：“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郑玄注称：“言其丈夫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须置国工。”镈是一种农具。意思是说吴越地区民间普遍都会造镈。经对六合程桥东周吴墓出土中国早期生铁器的金相鉴定，属于公元前6世纪的白口铸铁。
    战国时吴地域曾为楚春申君黄歇的封地，西汉初又为吴王刘濞的封国，进一步得到开发。史称“夫吴，自阖闾、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9）。
    铜铁冶铸和煮盐是两汉时期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手工业。西汉初，吴王刘濞广招“天下亡人”到吴国开采“章山之铜”，“即山铸钱”。今天目山古称章山，秦置鄣郡，故又作鄣山。西汉会稽、丹阳二郡交接于此。在六合李岗楠木塘考古发现吴王刘濞到武帝时期的一座铸钱作坊遗址，面积约210平方米，出土有当时铸钱的铜块和铸废的“半两”四铢钱和五铢钱，还有铜镞、铁斧、铁锛等器具和房屋建筑遗迹（10）。汉镜《簠斋藏镜》铭文：“汉有嘉铜出丹阳，炼冶银锡清而明。”所指即包括此地所产之铜在内。《太平寰宇记》卷91苏州吴县下又引《吴地记》谓：“县西十里有铜山，周六十里，有铜穴六十余，……所谓（吴王濞）采山铸钱处 ”；并称“山东平地有铜滓”。随着大量铜矿的开采，吴国铸钱业兴盛于当时，史载由是吴国“富埒天子”，“国用富饶”，吴王濞与邓通在巴蜀所铸之钱一度通行全国，号称“吴、邓钱布天下”（11）。他自己曾经宣称“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吴国除铸造铜钱外，还铸造了大量的日用铜器，包括鼎、壶、盘、炉、印章、编钟以及量器等多种青铜器。
    吴郡国的青铜冶铸业中，铜镜铸造的工艺最为精湛、著名。在汉代全国各地出产的铜镜中，以丹阳郡出产的红铜质量最好，称为“赤金”或“丹阳铜”（12）。用丹阳铜与锡的合金铸成的青铜镜特别明亮。传世汉代丹阳郡出产的铜镜，常有“汉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的铭文。新莽时丹阳出产的铜镜也有“杜氏作镜大毋伤，新有嘉铜出丹阳”之类铭文。吴郡有专门铸镜作坊，有些铜镜上刻有“惟此明镜，于出吴郡”等铭文。东汉时，吴郡的吴县发展成为铸造铜镜的中心，在城内和近郊有不少制镜作坊集中在向里、向阳里、胡阳里一带。作坊中有不少技术高超的著名工匠如扬氏、驺氏、周氏、赵忠、张元、郑梦等，生产蟠龙镜、画像镜、画像带镜、神兽镜等。长江南北吴地汉墓中都出土有不少精致铜镜。
    两汉时期，既大规模开铜山铸铜，也大规模开铁山冶铁。从西汉起，每年仅“攻山取铜铁”的人就有十万以上。吴、楚郡国投入人数至少也以万计。因此，两汉时期吴、楚郡国青铜冶铸和冶铁的生产规模和铸造工艺，都在全国著名。在江南地区的汉代墓葬和遗址中，都有出土汉代的铁农具、手工具、兵器、生活用具和机械构件等。两汉时期吴、楚郡国的冶铁技术已相当进步。考古发现汉代的炼铁竖炉有圆形、椭圆形两种，是用石英砂粒和粘土分层夯筑成的，十分坚固。当时的鼓风设备主要是采用人力压动的皮风囊鼓风。特别是经改进的大型椭圆形竖炉可以使鼓风容易达到炉缸中心，有利于提高炉中心温度，保证练出质量较好的生铁来。这在当时是一个重要创造。在近代欧美炼铁炉炉型发展史中于公元19世纪中叶亦曾出现椭圆型高炉。到东汉时期有了水排动力用于冶铸鼓风，进一步提高了生铁的产量和质量。

吴文化青铜器 南京博物院藏

    两汉时期，随着冶铁技术的进步，炼钢工艺亦大有发展，发明和推广炒钢。炒钢是用生铁为原料，入炉熔融，并鼓风搅拌，促使生铁中的碳氧化，炼成熟铁成钢的新工艺，是炼钢史上的一项重大的技术革新。中国炒钢技术始于西汉中期，约公元前2世纪，到东汉已相当普及。东汉于吉撰《太平经》卷七十二中记载：“使工师击冶石，求其中铁烧冶之，使成水，乃后使良工万锻之，乃成莫邪耶。”炒钢的发明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六朝时期，是长江流域进—步得到开发的重要历史时期。因六朝皆建都南京，吴地为六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区域。北方长期处于战乱，大批中州士人和流民南迁，据统计当时侨寓吴地的北方移民就有26万之多。他们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特别是大批开发江南经济的劳动力。六朝是继汉开唐的转化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过度阶段。这一时期吴地得到空前的大开发、大发展，诞生了在中国文明史上继往开来，意义深远的“六朝风采”。
    吴地许多地方都产铜铁。当时丹阳郡的山越人，因“山出铜铁”，也“自铸甲兵”。东吴的铁产量相当可观，当西晋用水军伐吴时，吴曾以大量铁锁和铁锥沉置江中，企图阻止晋军前进。建业西南的铜井镇和铜山也产铜及锡、铅。孙吴立国后于江南出铁的郡县皆置冶令或丞进行管理。建业的冶城，相传是吴王夫差铸造兵器之所，孙吴继续在此开冶。各冶铸造的器物有兵器、铜镜、生产和生活用具、货币等。
    我国古代盛行过多种生铁炼钢方法，百炼钢可能是质量最好的产品，它代表一种工艺，用来制造名刀宝剑。古代文献中，“百炼”一词始于东汉末年。东吴孙权有一把宝刀名叫“百练”。《晋书》卷一百三十记载着一种名叫“大夏龙雀”的“百炼钢刀”，此刀被誉为“名冠神都”、“威服九区”的利器。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三中曾形象地描述了百炼钢的生产过程，他把百炼钢比作“面中”的“筋”。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锤锻》中说：“刀剑绝美者，以百炼钢包裹其外”。由以上记载可知，以百炼钢法造出来的钢制品，是质量最好的。
    吴国铸钱量很大。《三国志.吴主传》记载，嘉禾五年（236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直，设监铸之科。” 赤乌元年（238年）春，“铸当千大钱。”孙吴的钱币直到东晋元帝时代还在江东流行，可见数量之多。生活用具有铁灯、铁剪、鐎斗、铜釜等等。见于考古资料，如在镇江句容葛村曾出土东吴铸造“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的铜钱及铸芯等遗物（13）。经分析，这批铸钱是以泥制范母，并用花树形多层浇铸法铸成，每层铜钱四枚，约有20余层，每一范可铸钱百余枚。这是首次发现东吴铸钱遗物，反映其铸造工艺较汉代有了明显的进步。在镇江丹徒后小辛村的一座东晋元年（335年）砖室墓中，曾出土一件东吴的铭文弩机，其悬刀上刻铸“嘉禾六年（237年）匠陈太臂□生□，直一万，司马王隋平”字样（14）。沈括《梦溪笔谈》中亦记有山东“郓州发地，得铜弩机，其侧有刻文‘臂师虞士，耳师张秦’”的记载。“臂师”、“耳师”当是造弩的专门匠师。“生□”，可 能是臂师的名字。“直一万”，是指弩的价值合一万钱。“司马王隋平”，是监造者或弩机主人的职务和姓名。司马为军府之官，在将军之下，统管军府，秩千石。这是迄今所知东吴罕见的一件铸铭文兵器，弥足珍贵。当时的京城（今镇江）是东吴重要的兵器生产基地，刘宋时在城西唐颓山设有“积弩堂”军械库。另外，在日本出土的铜镜中有铸铭：“景初三年，陈是作镜，自有经述，本是京师……”。据考这“是东渡的吴的工匠在日本所作”（15）。

吴文化金器 南京博物院藏

    两晋江南的青铜、练铁、金银等冶铸业十分发达。史载晋代润州句容县有“铜冶山，在县北六十五里。出铜铅，历代采铸”（16）。丹阳郡所产之铜，仍很著名，东晋时仍称“丹阳铜”（17）。丹阳县南百余里的铁岘山，广轮二百许里，“山出铁”。当时，炼丹家利用金银铜铁铅等金属炼丹，积累了不少金属冶练的经验。冶炼金属的工匠铸造金银铜铁等器具的工艺水平，也比前代不断提高。江南、江北许多地方发现的两晋墓中特别是东晋大墓中，都出土有当时的铜铁铅器或金银器。代表这个时期青铜工艺水平的，主要是铜镜和鎏金铜器。铜镜纹饰多样，有青龙、白虎、鱼和禽兽等图案。如南京出土的一件鎏金铜带钩，铸有兽头、神兽食鱼、飞鸟等纹饰，造型别致，构思新奇，工艺水平很高。南京西岗西晋墓中，出土有金片、金戒指和金银钗等。宜兴周处墓中，出土有金镯、金花篮。南京象山东晋王氏墓葬中出土的各种金银器包括金铃、环、钗、簪和银链、簪、钗等。
    南朝时期，铁、铜、金、银等金属冶铸在吴、东晋的基础上又有发展。江南地区除丹阳铁岘山的“鼓铸之地”冶炼钢铁外，建康有东、西二冶。梁朝时，康绚修浮山堰，曾用东、西二冶的铁器“数千万斤，沉于堰所”（《梁书.康绚传》），作为堰基，可见当时铁器生产的规模。还有剡县（今镇江市）的三白山出铁，铸铁“常供戎器”（18）。南朝的钢铁冶炼技术有很大发展，冶铁普遍采用人排、马排、水排等动力鼓风。炼钢技术进步最大，有多种炼钢方法。其中一种，就是齐梁时陶弘景（456—536年）所记述的“杂炼生鍒”法，即指用生铁和熟铁混合起来冶炼，利用生铁熔点低，含碳量高，渗入熟铁，可增加熟铁的含碳量，经过锻打，排除杂质，便产生出质量高、费工少、成本低的钢铁。这种练钢方法，被称为“灌钢”或“团钢”，是炼钢技术上的一大进步。当时普遍用这种炼钢方法锻打刀、镰，所以陶弘景说“钢铁是杂炼生鍒作刀镰者。”（19）此外，当时还有一种“横法钢”，梁的“公家（官冶）自作百炼钢”。齐、梁时，有不少锻铸钢铁器的工匠，其中技术水平高的是上虞人谢平和右尚方匠师黄文庆，二人并为“中国绝手”。谢平善作“刚（钢）朴”，黄文庆善“凿镂装治”。齐建武元年（494年）至梁天监四年（505年），他们在茅山为齐、梁铸造钢铁刀、剑“供御用”，所造的刀、剑“穷极精功，奇丽绝世”（20）。
    南朝吴地的铜、金、银等金属冶铸业也在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南朝都城建康有官营的金银细作的手工业作坊。南齐的御府有“细作三百人”，制作“金银雕镂杂物”（21）。齐帝常以金银细作赐给臣下。丹阳胡桥南齐帝王陵墓中发现很多金饰件，有飞鸟、长鹤、蜥蜴、花叶形的，插在玉和琥珀、水晶制的小管上，作为妇女发饰“步摇”和“金雀钗”等首饰。据南京附近有金银器随葬的十八座六朝墓统计，它们共出土金银器411件，其中金器即达363件，饰件有232件。这些金银装饰品制作非常精细，提炼亦十分纯正，据分折，含纯金达95℅以上。当时对金银的浇铸、焊接、钻孔、抛光等技术均已具备，很可能已有简单的车床及磨具等设备，这为以后唐宋时期金银行业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吴文化青铜器 南京博物院藏

    （二）唐、宋吴地金属铸器多贡品
    唐代有色全属采矿的坑冶与产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据《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通典》、《太平寰宇记》等历史文献，有色金属主要分布在南方，其中吴地占1/3以上。在采矿坑冶发展的基础上，中唐以后的江淮地区，金属熔铸手工业十分发达。扬州是全国铜作工业中心，开元时期北方已有“扬州铜器多”的谚语。扬州的铜镜被列为皇室贡品，并引起许多诗人的赞扬讴歌。除了扬州，句容、润州的金属器物也驰名全国。镇江及其附近地区，古代铜矿资源十分丰富，如句容县“铜山在县北六十里凤坛乡，周围二十里，高八十七丈，以旧出铜，故名。”又“铜坑泉在治北凤坛乡铜山，其深难测”（22）。溧水县“石屋山，吴王使欧冶子铸剑于此，今山下有铸剑坑”（23）。另，“在江宁县东南、句容县北和溧水县西，都有铜山”，溧水县东南15公里的官山铜矿附近还有铁矿。“溧阳县东南还有铜官山，均为古代采铜之地”（24），溧阳县并产铁。江宁九华山考古发现一处唐代古铜矿，有古坑道暴露段12处及古采场4处，利用坚硬的矿体及基岩，采用空场留柱、分层切割、回填等多种方法进行。该遗址设置有通风天井，且从上到下贯通4个不同层位的采场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多种形式的开采方法，表明唐代的铜矿开采技术，在前人的基础上已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25）。近年通过对江宁九华山古铜矿的炉渣研究显示，宋明时期文献记载的冰铜冶炼工艺至迟在唐代就已经完全成熟了（26）。

吴文化青铜器 南京博物院藏

    润州是唐代六大冶州之一，排名第三。全国“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陕、宣、润、饶、衢、信五州，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铅山四”（27）。润州铸造的铜器，唐时被列为贡品。《新唐书.地理志》载：“润州土贡衫罗、水纹鱼口绣叶花纹等绫、火麻布、竹根、黄栗、伏牛山铜器、鲟鱼。”可见润州“伏牛山铜器”声名远著。《康熙丹徒县志.纪闻》称：“唐志贡伏牛山铜器，……唐时铸镜于此山。”镇江出土唐镜，其数量之多，品类之丰，堪与扬州媲美。两地一江相隔，所产唐镜风格一致，都表现出强烈的南方特色。唐代中国铜镜得到高度发展，铜镜的形制突破了圆形、方形的传统形式，出现了菱花形、葵花形等，铸作工艺精湛，技术娴熟，达到了中国铜镜发展的顶峰。除了铜镜之外，润州还生产其他多类铜器，考古发现有杯、盆、瓶、鐎斗、带饰、佛像、铜棺等。唐代润州铸造钱币，《新唐书.食货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宣、润等州初置钱监；天宝十—载（752年）扬、润、宣、鄂、蔚铸炉皆十。”天宝年间全国共有九十九炉铸钱，计绛州三十炉，扬、润、宣、鄂、蔚五州各十炉，益、邓、郴三州各五炉，沣州三炉，定州一炉，每年共铸三十二万七千缗（28）。润州铸钱约占全国总量的1/10，即年产量三万多缗。
    润州是南方金银器制造业的中心之一。建国以来，镇江出土多批唐代金银器，主要有甘露寺塔基内出的金棺、银椁共四件，这是长庆四年（824年）和大和三年（829年）由浙西道观察使李德裕分别瘗藏的（29）。丹徒丁卯桥曾发现唐末期大型银器窖藏，出土有各种生活用银器956件，重达95余公斤，器皿品种多样，造型奇巧，纹饰繁缛，工艺精美。尤其是一套行酒令具，包括银涂金龟负“论语玉烛”、令筹、令旗等，在唐代文物中属于首次发现。丁卯桥出土的这些银器皆为润州制造，是南方风格的代表作（30）。唐代润州是皇室“宣索”金银器的主要地区之一。如唐敬宗朝（825—827年），任浙西道观察使的李德裕，曾奉诏在一、二年内承担银2万2千4百余两、金130两的宫用金银器皿的制造任务，可见润州是唐代金银器生产的重要基地。另外，苏州城内也设有金银行，专门从事金银器皿的制作和交易。
    唐、宋时期，由于冶炼技术的提高、金属产量的增加和铸造技术的进步，出现了许多大型铸件。尤其随着佛教在我国的兴盛，梵钟佛塔等宗教艺术品多见。吴地现存这一时期的大型铸件，可以丹阳唐中和铜钟和镇江甘露寺宋代铁塔为代表。铸于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的丹阳唐钟，原置县城南大街普宁寺内，历史上多次寺毁，钟坠地。解放后迁至城西公园建钟亭加以保护。钟高1、95米，径1、41米，口厚0、11米，圆形，连唇六曲，口沿较宽，钟体呈黝缘色，有凸出弦纹和纵向线条，腰箍上下各四，钟钮为背向连体双龙。钟上铭文记述是由一个叫王十四娘的女子发起铸造的，体重五千五百斤，实测其重量为6025斤。丹阳唐钟采取传统的戴帽泥范法，用四圈泥范套合戴帽，一次浇铸成功，表面光滑严密，被专家们认定是国内现存十二口大型唐佛钟铸造水平最高者。镇江北固山甘露寺铁塔，铸造于北宋神宗熙宁九年至元丰年（1076—1078年）。铁塔原为九级，现存三级，塔的平面作八角形，下面是浮雕云水纹须弥座高1、63米、径3米。塔身八面四门，铸有力士、佛像、飞天和双凤、双龙戏诛以及斗拱等，各层间有腰檐和飞檐。如此庞大铸件的工艺复杂，组装难度高，代表了当时先进的冶铸水平。
    宋代镇江的钢铁铸造业名噪一时，志载物产中有“铁器，作温器、烧器等物，以锡镀之，其色如银，而耐久可用，他郡称之。”另外，在江宁、镇江、苏州宋政府都设有制造武器的作坊。镇江高资曾出土过一把铸铭“咸淳六年（1270年）造”的钢刀，椭圆环首，心形格，全长83、3厘米，刀刃十分锋利。此刀经北京钢铁学院进行的金相鉴定，它是由夹钢工艺制成，即以熟铁作本体钢，刃钢用4℅的碳钢锻接，并且本体钢和刃钢部分接合情况良好，是目前检测到的我国最早的夹钢制品（31）。《梦溪笔谈》中比较明确的记载了夹钢工艺的应用。
    在铜、银等器具铸造方面，宋代吴地区的铜镜铸造业非常兴盛。传世和出土的宋镜中，以湖州石家造镜最多，另外还有苏州缪家造镜、常州蒋家造镜、建康府苑家造镜以及镇江陈家青铜照子，都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名牌产品。句容所造的双鱼铜洗，双鱼形象栩栩如生，有人形容说此铜洗“若贮水用，则双鱼隐然涌起，顷之遂成真鱼”（32）。这反映了宋代匠师的卓越技艺。宋代除装饰金银器外，饮食器皿流行使用银器成为一种社会时尚，“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33）。建国以来，宋代墓葬和窖藏中的金银器皿及饰件不断有所发现，如溧阳平桥出土的宋代银器窖藏、江浦县南宋墓出土的一批精美银器等，都是宋代银器具的上乘佳作。宋代金银器造型讲究，颇具匠心。它的特点可概括为：玲珑奇巧，新颖雅致，花式繁多，精致俊美。其制作工艺和装饰艺术较唐代又有许多进步，如切削、抛光、焊接、模冲、压印、捶打、錾刻、鎏金等更臻成熟、完备，能根据匠心运用自如地造作出千姿百态的器型和纹饰（34）。

吴文化青铜器 南京博物院藏

    （三）明、清时期吴地冶金名四海，优秀工艺传至今
    苏钢，是中国古代生产的一种优良钢材。其生产工艺是在灌钢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传由江苏人发明而称为苏钢。在明清时期，安徽芜湖是苏钢生产最兴盛的中心，由于芜湖境内繁昌、当涂两县盛产铁，皖南山区产木炭，且水陆交通便利，芜湖的钢坊多从南京迁来，炼钢工人也来自南京周围地区。从康熙到嘉庆年间（1662—1820年），芜湖大钢坊发展到18家。嘉庆六年（1801年）清政府对钢坊加强管理，芜湖炼成的钢，行销七省，最远到达山西。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苏钢冶炼法传到湖南湘潭，使湘潭也逐渐成为苏钢冶炼业的中心之一。1935年出版的《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七篇记载“湘潭产钢，名曰苏钢，……质地较优”。至咸丰时，湘潭的苏钢坊，计有40余家。“所产之钢，销于湖北、河南、陕西、山东、天津、汉口、奉天（今辽宁省）、吉林等地，殊见畅旺”。

    体现和标志明清时期吴地青铜冶铸高科技水平的大型铸件，如现存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大型天文仪器，明代铸造的浑仪和简仪，全国闻名。测量天体的天文仪器，与其他金属铸件不同，要求具有很高的精度，否则地面毫厘之差，在天体中却缪以千里。另外由于使用所需，制作仪器所用材料要不易变形、耐腐蚀。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明正统年间（1436—1449年）复制的浑仪和简仪，是采取失蜡法铸造的。“失蜡法是古代金属铸造方法之一，其原理是用蜡料制成与铸件相同的模，外敷造型材料，成为整体铸型，干燥后加热将蜡化掉，形成整体无分范面的空腔铸范，将金属液浇入，凝固后脱除外范（壳型），即得铸件。此法在现代金属工艺中称为熔模精密铸造，在古代多用于铸造形制复杂、具有立体透雕效果的铸件”（35）。从春秋到清代，我国传统失蜡法是延续发展的，至今在江苏苏州、广东佛山以及北京等地仍用失蜡法制作艺术铸件。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明制大型天文仪器浑仪、简仪，代表了当时明代铸铜工艺和失蜡法铸造技术的高水平。
    吴地铸作青铜礼乐器钟鼎有着悠久历史和优良的技术传统，一直传承至今。铜钟分为合瓦形的编钟和正圆口的梵钟，梵钟又包括佛钟、朝钟及道钟。目前所知现存且制作年代最早的梵钟，是南朝陈太建七年（575年）所铸铜钟，此钟现收藏于日本东京。明清时期的铜钟，钟钮多有结构复杂、造型生动的蒲牢，钟体多饰有花纹、经文、佛像及捐铸铭记等。铜钟的铸造有泥范法、失蜡法和搬砂法。铜钟的材质多为铜锡合金，含锡量在16﹪左右，少数为黄铜铸造。铁也是常见的梵钟材质，但由于铁的熔点高，耐腐蚀能力较铜差，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冶铸》中记载：“凡铸钟，高者铜质，下者铁质。”铁钟均是元代以后的，多为普通乡村百姓、信士为寺庙捐铸的。因捐资有限，只能铸铁钟。
    泥范法铸钟在吴地一直沿用至今，如苏州民丰铸锅厂老艺人李吉人师傅，用传统的泥范法，刮板造型、圈范套合，为安庆迎江寺铸成3000kg重的铁钟。南京古青铜艺术研究所，采用传统的泥范法为多个单位、个人铸造了铜钟。1982年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所与常州钢铁铸造厂合作，为修复常州天宁寺进行梵钟的仿制工作，铸造工艺沿用了古代梵钟的块范拼合方式，采用砂型工艺，刮板模板造型，使用组心法、印痕法等，取得仿制梵钟的成功。
    无锡冶坊业创始较早。明朝，无锡曹大房、曹二房、曹三房冶坊铸的法器，在国内许多名寺古刹早有陈置，声名远播。浙江普陀山文物馆藏有一只铜香炉，是锡山曹三房冶坊于明代天启辛酉年（1621年）铸造的。宁波天童寺藏有千僧锅一只，口径100厘米，深80厘米，是锡山曹三房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铸的。苏州寒山寺法器陈列馆还有一只曹三房冶铸的古铁钟。无锡曹三房铸造钟鼎炉罄得到官府的特别准许，从明代到清代，一直延续下来，直至解放前夕，无锡南门羊腰湾还有曹三房全记、坊主曹阿听和南门跨瑭桥堍曹三房金记、坊主曹阿三两家冶坊。无锡锅厂为了继承发扬祖国铸造史上的传统工艺，1985年起，建立了法器工艺生产车间，由原来曹三房冶坊仅有的两位传人，师兄周兴保、师弟郑荣保带徒传艺。在铸造钟鼎法器工艺技术上，他们继承曹三房冶铸经验，又引入了现代新的冶铸技术，融各种铸型的特点于一体，做到既保持唐宋元明清各代的钟鼎特点，又体现当代精制工艺品的设计特色，钟鼎罄炉各类礼乐法器产品质量有新的突破，受到赞誉。吴文化公园通经堂灵心亭内悬挂的2吨重铜钟，就是其代表作。在浙江、江西、山西、河南、安徽等省的许多寺庙都有他们的产品，还运销到台湾以及泰国、日本等地（36）。
    南京龙潭、苏州传统金泊生产。金具有极好的延展性能，可加工成很薄的片材，称为金箔。世界文明古国都有悠久的制作金箔的历史。中国早在商代已经有了金箔和金薄片。相传南京龙潭地区，加工金箔有1500余年历史，即从南北朝时期开始。南朝时（466年），佛教极盛。佛教的发达，寺庙、佛像的建设、修葺，促进了金箔生产的发展。南京、苏州一带金箔业的发达正是受佛教的影响。南京龙潭的青石（打箔用的石捻子材料），句曲山的金，亦是该处金箔业发展的客观有利条件。清代，金箔手工业达到顶盛时期，当时不仅行销国内，而且向国外出口。至今南京龙潭、苏州还保存了用传统工艺进行的金箔生产工艺。
    芜湖铁画。芜湖铁画是我国传统工艺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是“以铁为墨，以锤当笔”，借鉴国画的章法布局，经过冶、锻、钻、锉等工艺技巧而制成的工艺美术品。其创始人是铁匠汤天池，江苏溧水县明觉乡人，幼年因避兵祸而流落荒湖。芜湖久为“长江巨埠、皖之中坚”，交通便利，经济发达，文人墨客云集，书画名家众多，如“姑熟派”萧尺木等著名画家都曾先后留居芜湖。明清时期芜湖更以冶铁闻名，芜湖所产钢材及菜刀、剪刀、剃头刀（世称“芜湖三刀”）名气久盛不衰，远近求购，故民间有“铁到芜湖自成钢”之说。康熙年间（1662—1722年），汤天池已是芜湖铁匠中技艺非凡的佼佼者，自营铁业作坊。后在画家萧尺木的影响下开始创作打造铁画。汤天池的铁画作品一经面世即享盛誉，“名噪公卿间”，“远客多购之”。当时诗人梁同书作有多首诗歌赞美铁画艺术，其中一首集中描述了铁画的创作过程和内容、形式、艺术特色等，全诗如下：石碳千年鬼斧裁，阳炉夜锻飞星裂。谁教幻作绕指柔，巧夺江南钩剿笔。花枝婀娜叶璁珑，并州快剪生春风。英丛蓼穗各有态，络丝细卷金须重。云框扣束垂虚壁，茧纸新糊烂银白。装成面面光清荧，桦尽兰烟铺不得。豪家一笑倾金赀，曲屏十二珊网奇。前身定是郭铁子，近代那数侯冶师。采绘易画丹青改，此画铮铮长不毁。可惜扬锤柳下人，不见模山与范水（37）。续汤天池之后对铁画的发展有重大贡献的人主要是梁再邦“以文锻画”，使铁画走向成熟。新中国建立后，芜湖铁画得到了党和国家各级领导的殷切关怀。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在视察安徽时都曾观赏过铁画。周恩来更是关心铁画的恢复和发展，多次接见铁画传人储炎庆。巨型铁画《迎客松》规模之大，技法之精湛，勘称天下绝锤。被挂进人民大会堂国家厅，成为中华民族尚礼好客的象征。郭沫若1964年亲临芜湖视察铁画创作过程，并欣然题词：“以铁的资料创造优美的图画，以铁的意志创造伟大的中华”。江泽民1991年到芜湖铁画厂视察，亲笔题写了厂名。芜湖铁画精品频出，在国内外艺术市场上获得好评，远销五大洲，名扬海内外，成为中华艺苑中一株越开越艳的“黑牡丹”。

    注释：
（1）、南京博物院：《江宁汤山点将台遗址》，《东南文化》1987年第3期。曾昭谲、尹焕章：《试论湖熟文化》，《考古学报》1959年第4期。宋健：《马桥文化试析》，《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1981年年会论文选》（考古学分册），1982年。
（2）、肖梦龙：《试谈吴国土墩墓》，《人类学论文选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
（3）、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古代青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镇江博物馆、丹徒县文管会：《江苏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铜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5期。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安徽屯溪西周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4期。镇江博物馆、溧水县文化馆：《江苏溧水发现西周墓》，《考古》1976年第4期。镇江博物馆、丹阳文管会：《江苏丹阳出土的青铜器》，《文物》1980年第8期。
（4）、郭沫若：《殷彝中国形文字之一解》，《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科学出版社1961年。
（5）、商志   ：《苏南地区青铜器合金成分特色及相关问题》，《文物》1990年第9期。
（6）、倪振逵：《淹城出土的青铜器》，《文物》1959年第4期。南京市文管会：《南京浦口出土一批青铜器》，《文物》1980年第8期。南京博物院：《丹徒大港磨盘墩西周墓》，《考古》1985年第10期。冯普仁：《无锡北周巷青铜器》，《考古》1981年第4期。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繁昌县文化馆：《安徽繁昌出土一批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12期。
（7）、江苏省文管会、南京博物院：《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考古》1965年第3期。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第3、4期。丹徒考古队：《丹徒青龙山春秋大墓及附察葬墓发掘报告》，《东方文明之韵》，岑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苏州博物馆考古组：《苏州虎丘东周墓》，《文物》1981年第11期。
（8）、顾颉刚：《苏州史志笔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李约瑟：《东亚与东南亚地区钢铁技术的演进》，《李约瑟文集》，辽宁出版社1986年。
（9）、《史记.货殖列传》。
（10）、南京市文管会：《江苏六合李岗楠木塘西汉建筑遗迹》，《考古》1978年第3期。
（11）、《史记.吴王濞列传》、《汉书.食货志》。
（12）、《史记》卷30《平淮书》《集解》引《汉书.音义》。
（13）、刘兴：《江苏句容县发现东吴铸钱遗物》，《文物》1983年第1期。
（14）、刘建国：《镇江东晋墓》，《考古》1984年第6期。
（15）、王仲殊：《景初三年镜和正始元年镜的铭文考释》，《考古》1984年第12期。
（16）、《元和郡县志.润州句容县》。
（17）、《抱朴子.内篇.金丹篇》。
（18）、《太平御览》卷46，《三白山》条引山谦之《南徐州记》。
（19）、《政和政类本草》卷4，《铁精》条引陶弘景云。
（20）、《太平御览》卷665，《道部》引陶弘景语。
（21）、《南齐书》卷7，《东昏侯记》。
（22）、《弘治句容县志》卷四。
（23）、《溧水续志》舆地条下。
（24）、《景定建康志》卷十七。
（25）、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九华山古铜矿遗址调查报告》，《文物》1991年第5期。
（26）、李延祥：《九华山唐代铜矿遗址冶炼技术研究》，《有色金属》2000年第4期。
（27）、《新唐书.食货志》。
（28）、《通典．食货一0》。
（29）、江苏省文管会：《江苏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发掘记》，《考古》1961年第6期。
（30）、镇江博物馆：《江苏丹徒丁卯桥出土唐代银器窖藏》、《文物》1982年第11期。
（31）、镇江博物馆：《江苏省高资咸淳六年铁刀》，《文物》1983年第7期。
（32）、何远：《春渚纪闻》卷9。
（33）、《东京梦华录》卷四，会仙酒楼条。
（34）、肖梦龙：《试谈宋代金银器的造型和装饰艺术》，《文物》1986年第5期。
（35）、（37）、孙淑云主编：《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专论》，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3年。
（36）、袁张青、吴彦芳：《话说无锡的钟鼎冶铸》，《吴文化资源研究与开发》专辑4，陕西旅游出版社1999年。

吴文化青铜器 南京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