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对鱼灯舞看得很重，申请非遗的那卷录像带都是我们想办法偷偷拿出来的。”深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王程太感慨。

　　王程太所说的他们，指的是中英街内沙栏吓村村民，他们都是客家人，祖先吴尚儒在清康熙年间迁徙来此。沙栏吓村也是沙头角鱼灯舞唯一的传承地。

　　用竹篾扎成鱼的形状，糊上可防雨防潮又透光的纱纸，再在鱼的腹内底部两侧分别插上20厘米长可以燃烧一个小时左右的蜡烛，一个鱼灯的形状就大致形成了。这样扎成的鱼灯还分为头、腹、尾三截，能自由活动。表演者拿在手中，能模拟出鱼在水中游动的各种姿势。

　　在王程太看来，鱼灯舞对于沙栏吓的村民来说并不仅仅是一项简单的民间娱乐，相比一般的吹拉弹唱而言，这种舞蹈还有一套严格的仪式。

也因此，新扎的鱼灯并不能立即用于表演，而必须要先行开光。开光举行的地点，就在沙栏吓村的东南方向，寓意“紫气东来”。据称鱼灯只有在开过光之后才有“灵气”，才能参加祭神和表演。

　　根据沙栏吓吴氏宗谱记载，这种祭祀舞蹈是由他们的祖先从广东博罗县迁至沙头角时带来的特有的民俗文化。

　　数百年来居住在沙栏吓的客家人吴氏一族，仍然恪守着祖先留下的传统：每次起舞前，必须由麒麟开路，村中长辈带领鱼灯先到祠堂和天后宫祭拜；在麒麟表演完象征喜庆吉祥的“旺地”后，这才开始表演鱼灯舞。

　　也正是因为客家人这种特有的恪守，尽管环境和时代在不断变化，他们至今仍然保持着鱼灯舞传男不传女的规矩。

　　然而，如今我们所能看到的沙头角鱼灯舞，并非当初的全貌。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及随后几年，由于战乱和社会动荡，鱼灯舞就已经历了多次起伏。“文革”期间，鱼灯舞活动更是被迫中断。

　　现在经过多名高龄老人恢复之后的舞蹈，村民认为也不过是当年的七八成左右。面对这些遗憾，王程太认为吴氏族人完全没有必要拘泥于祖先的传统和演出形式。

　　“鱼灯舞从梅州大埔一带传过来，早就经过了前人的加工变化。”王程太说，传统的鱼灯里虽然有不少近海浅水鱼，但依然还保留有红鲤、青鲤等淡水鱼的模样；这正是鱼灯舞从内地迁徙到沙头角沿海地变化的证据。

中英街历史博物馆馆长孙霄同样认同鱼灯舞迁徙和形式改变的历史。但他通过研究后认为，吴氏和鱼灯舞的历史渊源或许更加久远，其形成鱼灯舞的鱼文化观念甚至可以向上追溯数千年。

　　在孙霄所著的《从原始鱼祭巫术看鱼灯舞的源流》一文中，他认为沙头角鱼灯舞在迁至深圳之前应该是有梅州大埔鲤鱼灯舞的某些元素。这个舞蹈后来由吴氏族人带到沙头角后，将农耕文化与滨海文化相融合，因而南北方的鱼类造型才会在沙头角鱼灯上都有反映。

　　而在梅州大埔对百侯镇侯南村鲤鱼灯舞进行调查时孙霄发现，当地的鲤鱼灯舞，实际上是始于240多年以前，由族人杨缵绪从陕西带来的。同时，根据《吴氏族谱》记载，吴氏族人及其宗族源流可追溯至商代陕西岐山。

　　春秋时期，周王室泰伯率族人东迁，分布在渤海和延陵两郡，落户沙头角沙栏吓村的吴氏族人属于渤海郡。他们建立吴国后，以国为姓，故尊泰伯为吴氏始祖，吴王夫差亦为先祖。至今，在吴氏客家话发音中，“吴”“鱼”同音，所以才会视鱼为吉祥物。其实，这种现象在沿海客家中相当普遍。

　　而通过对比研究鱼灯舞的原始遗风和形态并将它和上古时期黄河半坡氏族的鱼祭活动比较研究后，孙霄更是发现两者无论在祭坛、祭师、祭品乃至祭者上都有多处重合的痕迹，保留了浓郁的鱼祭遗风习俗。

据此，孙霄认为沙头角的鱼灯舞不但可以说与半坡氏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鱼灯舞就是从距今五千至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半坡原始鱼祭巫术发展演变而来的一种保留原始鱼祭巫术形态的广场舞蹈。因为，一些传统舞蹈的早期形态与巫术有密切的关系，这已经在考古资料中得到证实。

　　正因此，我们从沙头角鱼灯舞中不仅可以领略沙头角客家人独特的文化遗存，也可以大致理解一幅令人惊叹的客家人早年的迁徙路线以及促成的南北文化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