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二月，公侵郑。” 《左传•定公》：“二月，公侵郑，取匡，为晋讨郑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于卫；及还，阳虎使季、孟自南门入，出自东门，舍于豚泽。卫侯怒，使弥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辇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礼也。昭公之难，君将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鉴，苟可以纳之，择用一焉。公子与二三臣之子，诸侯苟忧之，将以为之质。此群臣之所闻也。今将以小忿蒙旧德，无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弃之，不亦诬乎！天将多阳虎之罪以毙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匡”，在今河南新乡市长垣县南蒲街道，此时是郑邑，曾见于前626年。 “卫”，帝丘，今河南濮阳市濮阳县五星乡。 （二月，鲁定公发兵侵袭郑国，夺取匡地，这是为晋国去讨伐郑国的攻打胥靡（杜预注曰：周儋翩因郑人以作乱，郑为之伐胥靡，故晋使鲁讨之。匡，郑地。取匡不书，归之晋。）。去的时候不向卫国借路；等到回来，阳虎（阳货，杨虎、杨货）让季桓子（季孙斯）、孟懿子（仲孙何忌）从卫国国都的南门进入，从东门出去（杜预注曰：阳虎将逐三桓，欲使得罪於邻国。），住在豚泽。卫灵公发怒，派弥子瑕追赶他们。公叔文子（公叔发，卫献公曾孙。卫献公→成子当→文子发（公孙发）→公叔戍。）已经告老退休了，坐了人拉的车子去进见卫灵公，说：“怨恨别人而效法他，这是不符合礼的。鲁昭公遭遇危险的时候，君王准备用文公的舒鼎、成公的宝龟、定公的鞶鉴作为赏赐（杜预注曰：鞶带而以镜为饰也。今西方羌胡犹然，古之遗服。），如果有人能送回鲁昭公，对这些宝物就可以任意选用一件（杜预注曰：为质，求纳鲁昭公。）。君王的儿子和几位臣下的儿子，诸侯如果为鲁昭公操心，就可以把他们送去作为人质。这是下臣们所听到的。现在将要用小小的愤恨掩盖过去的恩德，恐怕不可以吧！太姒的儿子，惟有周公、康叔是互相和睦的，而现在要效法小人而丢掉和睦，不是受骗吗？上天将要让阳虎的罪过增多而使他灭亡，君王姑且等着，怎么样？”卫灵公就停止出兵（杜预注曰：止不伐鲁师。）。）   《春秋》：“公至自侵郑。”   《春秋》：“夏，季孙斯、仲孙何忌如晋。” 《左传 定公》：“夏，季桓子如晋，献郑俘也。阳虎强使孟懿子往报夫人之币。晋人兼享之。孟孙立于房外，谓范献子曰：“阳虎若不能居鲁，而息肩于晋，所不以为中军司马者，有如先君！”献子曰：“寡君有官，将使其人。鞅何知焉？”献子谓简子曰：“鲁人患阳虎矣，孟孙知其衅，以为必适晋，故强为之请，以取入焉。”” （夏季，季桓子（季孙斯）去到晋国（鲁卿聘晋，始于僖三十年之公子遂，终于此，共二十四次），这是为了奉献郑国的俘虏（杜预注曰：献此春取匡之俘。）。阳虎（阳货，杨虎、杨货）强派孟懿子（仲孙何忌）前去向晋夫人回送财礼（杜预注曰：虎欲困辱三桓，并求媚於晋，故强使正卿报晋夫人之聘。）。晋国人同时设享礼招待他们（杜预注曰：贱鲁，故不复两设礼，明经所以不备书。）。孟孙站在房外，对范献子（士鞅，中军将）说：“阳虎如果在鲁国住不下去，卸除职任而来晋国，晋国不让他做中军司马，有先君在上（杜预注曰：称先君以徵其言，若欲使晋，必厚待之。正义曰：懿子之意，不为阳虎求官，欲使晋人知阳虎专权，为国所患。言若不得居鲁而息肩於晋，示已知阳虎必将作乱而出奔也。中军司马，晋国大夫之最贵者。为求此官，似若欲使晋厚待之，然令晋知其情耳。诸言“有如”，皆是誓辞。称先君以徵其言，似若欲晋必从之。）！”范献子说：“寡君设置官职，将要选择适当的人选，鞅知道什么？”范献子对赵简子说：“鲁国人讨厌阳虎了。孟孙看到了这预兆，认为阳虎一定会来晋国，所以竭力为他请求，以期求得禄位而进入晋国（据说阳虎原是孟孙氏族人，也难怪孟懿子为之求情。杜预注曰：欲令晋人闻虎当逃走，放强设请讬之辞，因此言以入晋，令晋素知之。正义曰：本意不为阳虎请官，欲令晋人知阳虎终必逃走，强设讬请之辞，因此言辞以取入晋之意，欲令晋人素知阳虎之必逃。）。”）   《左传•定公》：“四月己丑（十五），吴大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国大惕，惧亡。子期又以陵师败于繁扬。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为矣。”于是乎迁郢于郤，而改纪其政，以定楚国。” “繁扬”，即繁阳，在今河南驻马店市新蔡县韩集镇，首见于前569年。 “鄀”，在今湖北宜城东南。鄀在郢之北。亦有说即为“上鄀”，今湖北荆门市的钟祥市双河镇一带。括地志云：“楚昭王故城在襄州乐乡县东北三十二里，在故都城东五里，即楚国故昭王徙都鄀城也。” （四月十五日，吴国的太子终累（阖庐之子，夫差之兄）打败楚国的水军，俘虏了潘子臣、小惟子和七个大夫。楚国大为恐惧，害怕灭亡。子期（公子结）又带着陆军在繁扬被战败。令尹子西（宜申）高兴地说：“现在可以治理了（杜预注曰：言知惧而后可治。）。”从这时开始把郢都迁到鄀地，改革政治，来安定楚国（杜预注曰：传言楚赖子西以安。）。）   《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第一》：“十一年，吴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鄀。” “番”，《左传》定公六年作“吴大子终累败楚舟帅，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杜注以潘子臣、小惟子为楚舟师之帅，司马迁似以潘子臣为番君，所以书作“取番”。 “郢”，在今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 （吴王（阖庐）命太子夫差伐楚，攻取番邑。楚王恐惧，把国都从郢迁到鄀。）   《左传•定公》：“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郑人将以作乱于周。郑于是乎伐冯、滑、胥靡、负黍、狐人、阙外。六月，晋阎没戍周，且城胥靡。” “冯”，位于今河南洛阳市境。 “滑”，在今河南洛阳市的偃师市缑氏镇，首见于前627年。 “胥靡”，在今河南郑州市的巩义市鲁庄镇小相村，首见于-555年，此时属晋。 “负黍”，在今河南郑州市的登封市西南。 “狐人”，在今河南漯河市临颍县境。 “阙外”，在今河南洛阳市伊川县北部伊阙（龙门）之外。 （成周的儋翩率领王子朝的部下依仗郑国人，准备在成周发动叛乱，郑国在这时攻打冯地、滑地、胥靡、负黍、狐人、阙外（杜预注曰：郑伐周六邑，在鲁伐郑取匡前。於此见者，为戌周起也。）。六月，晋国的阎没到成周戌守，并且在胥靡筑城（杜预注曰：为下天王出居姑莸起。）。）   《春秋》：“秋，晋人执宋行人乐祁犁。” 杜预注曰：称“行人”，言非其罪。 《左传•定公》：“秋八月，宋乐祁言于景公曰：“诸侯唯我事晋，今使不往，晋其憾矣。”乐祁告其宰陈寅。陈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谓乐祁曰：“唯寡人说子之言，子必往。”陈寅曰：“子立后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为知难而行也。”见溷而行。赵简子逆，而饮之酒于绵上（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西北），献杨楯六十于简子。陈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赵氏，又有纳焉。以杨楯贾祸，弗可为也已。然子死晋国，子孙必得志于宋。”范献子对言于晋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饮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讨也。”乃执乐祁。” “绵上”，在今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西北。 （秋季，八月，宋国的乐祁（乐祁犂，司城子梁）对宋景公说：“诸侯中间惟有我们事奉晋国（自城濮之战以来，宋国事晋最无二心），现在使者不去，晋国恐怕要怨恨我们了。”乐祁把话告诉了他的宰臣陈寅（杜预注曰：以与公言告之。）。陈寅说：“一定会让您去。”过了些时候，宋景公对乐祁说：“唯有寡人对您的话感到高兴，您一定得去！”陈寅说：“您立了继承人再动身，我们家也不会灭亡（杜预注曰：寅知晋多门，往必有难难，故使乐祁立后而行。），希望国君也认为我们是明知困难才去的。”乐祁就让溷（读hun4，乐祁之子，字子明）拜见了宋景公才动身（杜预注曰：溷，乐祁子也。见於君，立以为后。）。赵简子（赵鞅）迎接乐祁，和他在绵上喝酒，乐祁奉献六十面杨木盾牌给赵简子。陈寅说：“从前我们事奉范氏，现在您事奉赵氏，又有进奉的东西，用杨木盾牌招来祸患，设法办了（杜预注曰：知范氏必怨，将得祸。）。然而由于您出使晋国而死，子孙必然在宋国得志。”范献子（士鞅，中军将）对晋定公说：“由于国君的命令越过别国而出使（自宋至晋，必经郑，所以称越疆），没有正式报告使命而私自饮酒，不尊敬两国国君，不能不加以讨伐。”于是晋国就逮捕了乐祁（杜预注曰：献子怒祁比赵氏，经所以称行人。）。）   正当诸侯们正为顺利摆脱晋国的控制殚精竭虑时，一向对晋国忠心耿耿的宋国却没有去赶这个潮流。 
　　前504年，宋国司城乐祁提醒宋景公：“现在的晋国麻烦不断，内乱不休，诸侯皆欲叛离晋国。如今我们既不叛离他，又不去依附他，将来晋国人会怀恨在心的。”这些年晋国人的霸道与政策多样化弄得宋国人找不着北，宋景公考虑再三，决定让乐祁亲自去晋国，向晋国示好。乐祁深感此次去晋国凶多吉少，于是接受其家臣的意见，将自己的儿子乐溷推荐给宋景公后，作为戴氏的继承人，便离开宋国。 
　　就在晋国为维持霸权殚精竭虑时，宋景公既然不计前嫌，主动派使臣前来以示顺服，晋国人深感欣慰，士鞅派遣赵鞅迎接。赵鞅与乐祁在绵上会晤，二人把酒言欢，乐祁便把自己带来的60面上好的盾牌赠与赵鞅。到都城后，乐祁也就住进了赵鞅府上。乐氏家臣陈寅觉得十分不妥：“我们戴氏一族以前都是依靠范氏，如今在晋国，范氏正值强盛。这次改换门庭投靠赵氏，还将那么贵重的宝物赠与赵鞅。现在事情已经不可挽救了。您如果死在晋国，您的子孙日后必然在宋国得志。”乐祁不以为然，或者他早已料到自己是有来无回。宋国的一代贤臣为国可谓鞠躬尽瘁，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也早已厌倦了士鞅的贪婪，看出范氏末日的逼近。相反，他从与赵鞅不多的交谈中，已窥测出这位尚不得志的赵鞅极有可能在晋国获得成功。为了家族，为了祖国，乐祁坚决的选择了这支潜力股。 
　　赵鞅的一举一动都在士鞅的监视之下，政治嗅觉极其敏感的士鞅再度预测自己的正卿权威受到了赵鞅的挑衅，眼看着昔日孝敬自己的乐氏家族有改换门庭之险，立刻以执政之身，强谏晋定公：“乐祁，晋国与宋国的使臣，奉其主之命，来我们国家进行国事访问，却擅自行动，结好赵氏，这分明就是要与赵氏勾结，与赵鞅寻欢作乐。已经失去了作为使臣的天职，不可不严惩！” 
　　晋定公又何尝不知道其中原委呢？范鞅一手遮天，知道又如何？晋定公下令捉拿乐祁。这一切自然是士鞅幕后操纵，赵鞅心惊胆战。   《左传•定公》：“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诅于五父之衢。” “周社”，鲁国国社，周民土地庙。 “亳社”，原住民土地庙。 “五父之衢”，在今山东曲阜县东南，可能是坟地，《礼记·檀弓》有：“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 （阳虎又和鲁定公与三桓在周社盟誓，和国内的人们在亳社盟誓，在五父之衢诅咒（杜预注曰：传言三桓微，陪臣专政，为八年阳虎作乱起。）。）   《春秋》：“冬，城中城。” （冬，鲁国在中城筑城。中城即曲阜内城，成九年（前582年）筑过一次城。（杜预注曰：公为晋侵郑，故惧而城之。））  《谷梁传•定公》：“城中城者，三家张也。或曰，非外民也。” （修固内城，是因为三家在扩张势力范围。也有的说，是为防备外民入侵。）   《春秋》：“季孙斯、仲孙忌帅师围郓。” （季孙斯（季桓子）、仲孙忌（仲孙何忌，孟懿子，史官少写了一个何字，杜预注曰：“何忌”不言“何”，阙文。）帅师包围郓（杜预注曰：郓贰於齐，故围之。）。）   《公羊传•定公》：“此仲孙何忌也，曷为谓之仲孙忌？讥二名，二名非礼也。” （这是仲孙何忌，为什么称他仲孙忌呢？是讥讽他用两名，用两名是不合于礼的。）     《左传•定公》：“冬十二月，天王处于姑莸，辟儋翩之乱也。” “姑莸”，周地，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县。 （冬季，十二月，周敬王住在姑莸，这是为了逃避儋翩的祸乱。）   《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十六年，子朝之徒复作乱，敬王礶于晋。” （十六年，子朝一伙人再次作乱，敬王逃亡到晋。）   《吴越春秋•夫差内传第五》：“（阖庐，阖闾）十一年，（吴）夫差北伐齐。齐使大夫高氏谢吴师，曰：“齐孤立于国，仓库空虚，民人离散。齐以吴为彊辅，今未往告急而吴见伐，请伏国人于郊，不敢陈战争之辞，惟吴哀齐之不滥也。”吴师即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