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毛遂自荐建公园清浮棺改善汉口市容扎实推进排污水修马路畅达九省通衢从前，很多外地人到武汉，总要到汉口的中山公园玩玩。汉口中山公园建成于上世纪20年代。那时不仅是大汉口的一道亮丽风景，而且，在全国也曾领风气之先，其新颖，其规模，其精致，其秀丽，曾让上海、南京等大都市的市政官员们都前来参观学习。至今，汉口中山公园仍然是武汉人民休闲的好去处。但是，谁是修建这座公园的创意提出者、工程设计者和具体修建的领导者呢？他就是建始人吴国柄。

吴国柄，字政衡，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农历八月初九，是吴国桢的亲哥哥。也许正因为有这么个弟弟，吴国柄的业绩和风采被他的哥哥“罩”住了，因此，人们竟没有将他的知名度提升到应有的高度。

吴国柄比吴国桢年长5岁。6岁在凉水埠入家塾，习四书五经，10岁随父亲到北京，入京师模范小学，14岁入天津南开中学，1917年毕业，受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伯苓等先生之影响，产生留学之志。18岁入唐山铁道专门学校，1918年考入交通大学（上海）；1920年考上湖北官费留学英国。留学4年期间，学习机械、工程、土木、冶金。其间还曾赴法、德、比等国工厂实习，毕业后获伦敦大学机械师文凭与英国皇家工程师证书，并被授予“工学博士”和“优等工程师”称号。

回国后，1926年，他以北京政府陆军部工兵少校军衔，随陆军上将徐树铮（1880年—1925年）率团赴欧洲英、法、瑞士、卢森堡、德、俄等国考察军事政治，担任政治随员（副官），任翻译。徐树铮是陆军上将，曾任段祺瑞内阁陆军部次长，国务院秘书长，被称为才华横溢的将领，是安福系主要骨干。因为吴国柄谙熟欧洲各国风土人情和政治文化，他的随访工作得心应手，在法国，他还荣获法国荣光勋章。也因为他随时为徐提供各国政治、文化、地理环境等方面的详细说明，甚为徐所赞赏，称柄为“福将”、“国宝”。归国后柄被授予本国五等文虎章，三等嘉禾章。

1928年，柄先在唐山造车厂任副厂长、炼钢厂厂长。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得知他精通英、法语，拟任他为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以便交涉借款事项，但他得好友提醒而未履职。

两年后，北伐成功，他即南行，1929年回到武汉。他英姿勃发，踌躇满志，决心用自己在国外学到的先进科技，报效桑梓和国家。

军阀战争后，武汉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时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的李宗仁主政武汉，在武汉发表演讲，表示要建设新湖北、新武汉。李宗仁的讲话被刊登于《武汉日报》，吴国柄见报后立即主动上书李宗仁，并请求召见。次日，李宗仁派参谋长张华甫接他前往晤谈。吴国柄对李宗仁并未高谈阔论，而是讲得很实际，他说：“武汉太大，建设新武汉，不是短时期、花少量金钱就能办到的，当务之急是让人民出来见见天日。”李宗仁问他：“此话怎讲？”针对当时武汉久经战乱，民生凋敝、舆情萎靡的现状，吴国柄将问题形象地概括说：“百姓抽鸦片，打牌，白天睡觉，没有公园、树木，连春夏秋冬四季都分不清。所以首先要百姓出来见天日，过有太阳的生活。”

李宗仁深受感动，立即问：“那你说怎么办？”吴答：“先建一座公园。”吴国柄解释，有了公园，老百姓就有一个健康的休闲娱乐去处，才谈得上其他。李问：“那要多少钱？”吴说：“慢慢来，先找适当的地点设计、绘图、施工，在公园里种树栽花，有运动场可以打球，游泳池可以游泳，大湖可以划船，让人人都可以锻炼身体。”李宗仁立表首肯，将修公园作为“建设新湖北的开始”，并让他主持此事。为了方便吴国柄的工作，先解决其交通工具问题，李宗仁见吴国柄穿着马装，却没有马骑（当年更无汽车），当即表态说：“我有几匹马，你随便乘骑好了！”吴立即领得一匹马，以每月工资80元的待遇，开始了工作。

在筹建公园的过程中，吴还得以与省政府委员之一的军长胡宗铎相识，经胡宗铎介绍又与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知本相见，张知本又向吴介绍了时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石瑛（石瑛是恩施老一辈人十分熟悉的爱国者，抗日时期在恩施曾担任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吴国柄在这些主政者面前，大胆积极主动地进言献策，使其工作得到多方面的支持。经省政府主席张知本批准，汉口特别市政府决定以汉口的西园为基础，将其扩建为“汉口第一公园”，面积170亩。

1928年秋，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汉口第一公园”易名为“汉口第一中山公园”。经筹资，又调来民工、动用兵工挖湖堆山，公园于1928年10月12日正式开建。吴国柄按中国园林式风格进行规划设计并兼任总顾问。

1929年10月10日，中山公园正式开放，首日有5万市民前来游园。当时，公园虽主要只是做了挖湖堆山、修路架桥、栽花种树等项目，建了几个木柱树皮顶的小亭，但这在当时已经非常了不起。随之，划船、跑马、运动场、游泳池、茶馆、照相馆等设施相继配套建成，还成立了骑射协会，使这座公园成为长江流域首座大型综合性公园，每天来园游玩的人平均约三四千人。不久，全国各省市许多要员争相前来参观。后来，内政部长蒋作宾和蒋介石夫妇来汉后也来参观，并受到他们的赞扬。

吴国柄工作吃苦。上世纪30年代初，武汉经常发大水，大水过后，满街的淤泥、臭水、浮棺，一片狼藉。其中最难清理的是浮棺。所谓浮棺就是漂浮的棺材。当年城市许多平民有病无钱医治，死后又无地安埋。武汉号称九省通衢，外地流入人口众多，死亡的人，有的竟被抛尸，有的被装入简易棺材，随意弃置于荒郊甚至大路两旁，一遇大雨，尸体、棺材大量漂浮于大街小巷。要清理，不仅要花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因其脏臭无比，清理难度极大。负责此事的吴国柄身体力行，他征求相关部门意见，首先设立火葬场，清除无主棺材和陈尸。后又广泛联系火葬场、交通运输等部门，硬是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将全市的浮棺、弃尸一一清理完毕。

为了根治市内渍水，吴国柄最先在汉口设计建立起现代化的排水系统，修建下水道，从而使地面的污水得以从下水道中排出，汉口的机关家庭也才开始安装室内卫生设备，大大改善了汉口的环境卫生。当年下水道工程和抽水马桶的使用，连省、市官员也感到耳目一新，市长刘文岛也问：“那室内的粪便排到哪里去了呢？”

吴国柄还主持修建和加固沿江的堤防等大型工程项目，为武汉的市政建设做出过许多贡献，受到各界人士的赞扬。1935年武汉再发大水，因为他全力筹划救灾，使武汉平安保全。事后行营主任张学良将军专门给吴国柄赠送骏马一匹以资嘉奖，并以“国柄”二字为汉口路命名。

吴国柄在武汉任职9年，直至武汉抗日沦陷时撤离。1938年，全面抗战开始后，他抵达重庆。战争年代，吴国柄精湛的工程技术才能难以施展，只能勉力服务军工。在任期间，他先后设计营造中央训练团办公大楼，挖建大防空洞，赶建高炮部队道路，伪装机场，并增建防空洞挡墙，努力保障重庆市民安全，其功绩卓著，受国府主席林森题“功能备患”四字奖勉。日本投降后，他被派回武汉任接收交通机构团团长。

在武汉，他拜见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万耀煌，向其建言开发鄂西资源。1948年10月后，他随国民党撤退至广西。1949年，他偕夫人由广州至香港，应英国军方之邀，任英国军部皇家工程师。1952年又应时任台湾省主席的胞弟吴国桢的邀请去台湾，先被奉派监建基隆渔船制冰厂，后受蒋介石召见，任行政院设计委员，主持台湾的市政建设。他多才多能，如旧船整修、运送货物、肥料买卖、制造卫浴设备、开办训练工程、为绘图人员担任教职等，无一不通。

吴国柄著有《军事工程学》、《道路工程学》、《铁路火车工程》等学术专著和多部回忆录。1988年4月20日，吴国柄在台湾去世，享年90岁，5月9日在台北第二殡仪馆公祭，除其子女外，吴氏族人中有吴经略、吴坤贞等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