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沐欧风美雨 向往西方 追随专制政权入末路

    闻改革开放 回望神州 探索中国传统寻曙光

吴国桢勤奋、聪颖。3岁被誉为神童，9岁入天津南开中学，其作文常刊登在学校出版的杂志中,10岁读完《资治通鉴》。由于他的才华和质朴，受到同学周恩来的赏识，二人友情笃厚，并结为兄弟。13岁，他考入清华大学专门班，17岁清华毕业，被派赴美国留学。初入格林内尔大学，学习政治经济专业，成绩优异免学费。19岁毕业，获学士学位，再入普林斯顿大学，仍因成绩优秀，获“金钥匙徽章”。23岁，取得博士学位回国。

吴国桢回国不久，得知湖北省财务困窘，即写出《整理财务税收方案》万言书，得主政湖北的李宗仁赏识，被任命为省烟酒事务局局长。上任后，切实整理政务，弊绝风清。9个月后，政府财政余款达50余万元，税收比前任多了3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联”调查团来汉口，他成功接待，迅速显示其外交才华。

1932年，蒋介石委任桢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汉口市市长，时年29岁。

吴国桢身居要职，不徇私情。亲四叔因工作怠惰，又擅离职守，他将其调离工作岗位，直至撤职。亲人劝说，他说：“这事我不后悔。遇事只能从公从严，才能刷新政治，收拾人心。”

他哥哥吴国柄是留英工程师，想当市建设局局长。桢当即说：“做事不在做官，市政建设工程很多，何必求局长一席。”柄又说：“内举不避亲，你嫂子（即柄妻汪寄归，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教中学多年，当个校长可以吧？”桢回答说：“亲亲相授，舆论难恰。”也拒绝了。

桢的亲三叔，曾任省议员，后求桢在汉口市政府给他谋个小差事，祯也不答应。

1938年春，日军逼近武汉，武汉疏散人口，在市政府任公职的堂弟吴国干擅自先送家眷去宜昌，又未按时返回。桢立即以“擅离职守”将其除名。

桢处处严于律己。他的大儿子吴修广（生于1935年）在重庆时，与吴国仪一起下棋，结果吴修广赢了，修广一时很得意，桢在一旁看见后立即与修广再下一局，且刻意将修广下输，以免孩子产生骄傲情绪。

桢在担任“代理外交部长”时，签署公文，一律悬肘正楷，以求从容考虑。他的名字英文缩写为：K.C.Wu，人们以谐音称他为“开水”，极言其办事认真。蒋介石也曾慨叹：“我们的部长们都要像吴国桢那样认真办事就好了！”

1934年，武汉大水，全市总动员，堆沙包筑堤防。桢亲自坐镇堤上，日夜守候十余日，在当年汉口市民中有很好的口碑！

抗日战争爆发，他被委以重庆市市长重任。抗日胜利后，又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迁台后，他还被任命为台湾省省长。但是，越到他政治的巅峰，也越是国民党内斗的极点，他逐步看清了自己追随专制政权所面临的危岩险滩，遂毅然与蒋割裂。1953年5月24日，他以治病和接受学衔为名移居美国。

吴国桢移居美国后的30年，是他深刻反思的30年。1976年初，得知挚友周恩来先生病逝，“国桢甚为哀痛”（桢妻黄卓群语）。在美期间，他系统钻研和整理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撰写了《中国的传统》一书。吴国桢说：“在为了生存的残酷斗争中，每一个统治者不能不感到需要国内百姓的支持；而孔子的弟子们多次使他们想到，保证这种支持的最好办法是用仁义统治他们的国家，简单地说用礼，即用正当的理性统治他们的国家。”（见陈博译：《中国的传统》第485页）。虽然，历史上儒家思想也曾经为汉以后的历代专制主义所推崇并为其服务，但吴国桢认为：“从历史的观点出发，严格地说，实际上孔子的教义给专制主义的实施提供的障碍，似乎多于给它提供的鼓励，给他提供限制的理由多于支持的理由。”他接着引用《大学》中的一段话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同上第487页）他是在说明“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从而使这部巨著成为他最终政治意向的总结。

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发表，特别是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杜建时（桢的同学、挚友，解放前曾任天津市市长）先生给他去信，告知了国内重大变化，使他感到“忽现曙光”。

1982年，桢的大女婿俞益元回国观光后，给他带回他在南开中学与周恩来结为兄弟时的珍贵照片。吴国桢目睹旧物，百感交集，随即赋诗一首：

七十年事，今又目睹。约为兄弟，后乃易主。

龙腾虎变，风风雨雨。趋途虽殊，旨同匡辅。

我志未酬，君化洒土。人生无常，泪断沙埔。

往事激起了吴国桢对70年来风雨巨变的无限感慨，也开启了他思想意识上的巨大转化。

吴国桢怀念故土，而且越到晚年这种怀念也更加强烈。1983年，吴国桢80岁时给杜建时写信并附照片，流露出深切思国怀乡之情。杜将信和照片随即转呈中央领导。邓颖超同志看后交廖承志副委员长，邀请国桢夫妇回国观光。经双方商定后，同年12月16日，桢长子吴修广偕夫人到北京大学讲学，游览了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武汉等地，受到我有关方面热情接待。这一切，不仅让修广夫妇深表感激，吴国桢夫妇更为此感到极大的欣慰。修广夫妇回美后，带去了他们在大陆的所见所闻，使桢对大陆的认识全面改观。

1984年3月17日、18日两天，他在接见著名作家江南采访时进行了长达12小时的谈话。他尖锐地批评“台独”的观点，明确强调：“台湾不可能独立。独立没有前途。”江南先生还说：“他（指吴国桢）比较中西文化的区别，西方追求进步、企业、主动。中国倡导‘讲信修睦’、‘和为贵’，所以故宫的主要建筑物，命名为太和殿、保和殿，一切在‘和’的前提下前进。西方过分重视权利，忽视责任，在一本字典里，没有一个‘让’字，中国人具忍让的美德。”吴国桢对江南深情地说：“现在中共有一个空前难得的机会，为国家，为人民，创造一新的社会经济制度，这一点，我寄予厚望。”江南还说：“吴提醒我，他所著《中国的传统》对此有详细的深论。可见他晚年，近乎哲学家罗素的变化，仍保持尖锐的观察，不保守亦不固执，永远走在时代的前端。”（江南：《吴国桢八十忆往》）吴国桢在他的晚年，再次强调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的仁政、亲民的理念，反对专制，主张民主。他并不主张悉数照搬欧美。他赞赏孔子的主张，把调和主义和中庸之道作为社会的两个基本原则。更把调和作为政治的和社会的最高目标。（《中国的传统》第487页）

1984年4月，江南先生从与吴国桢的谈话中精确地发现，此时的吴国桢“和他既往的思想立场，显然发生了三百六十度的转变。”（见1984年江南：《吴国桢八十忆往》）。

吴国桢的这种转变是一个曾作为旧中国政治家的转变。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伟大论断以后，使吴国桢不能不与他长期研究的“中国的传统”紧紧联系起来，并对邓小平的主张产生强烈共鸣。因此，杜建时先生给他带去新版《邓小平文选》，他看后兴奋地给友人写信道：“《邓小平文选》，我反复看了三遍，我个人非常钦佩，中国照目前进步下去发展经济，下一世纪，将和美国、日本鼎足而立。”他在另一封信中更明确地说：“弟对邓小平先生之措施，无论大小，莫不关心……对来年施政大纲，实感所见相同。若能照此方针按步推进，不曲不折，既周且澈，一代坚持，一代继行，不出二代，中华神州当可成为21世纪世界上最富强康乐一国。弟虽身入美籍，然仍炎黄血裔，能不为之欣然？”

1984年春节，我中央统战部经请示邓颖超主席后，邓颖超主席说：“要吴国桢先生回来，应由我出面邀请。国桢夫妇年事已高，归来时应由子女陪同，以便随时在中途照料。”最后决定由邓颖超主席和杨静仁部长一起邀请吴国桢夫妇携子女回国观光，并参加国庆35周年庆典。

吴国桢满怀激情，对自己当时的身体也表示“尚属顽健”，决定于9月上旬偕夫人双双回国，重履神州，一偿多年夙愿。

吴国桢的家乡凉水埠，也在当时条件下做了许多准备。

可谁曾想，就在这年的6月6日，吴国桢竟在美国自己的寓所安详病故！

吴国桢这颗政坛上曾经耀眼的星，就这样殒落了！吴国桢有他聪慧成长的少年，有其如日中天的青年，也有他平步青云的壮年，但却没能逃过凄凉孤寂的晚年。正当他看到国家和自己的命运都面临空前的曙光时，他的生命却走到了尽头，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